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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經濟全球化的中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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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經濟全球化被看作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標誌和最高境界。其實,經濟全球化落入「中國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國政府都沒有看到,一個極權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經濟體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其政治經濟上的不良後果早晚會出現。西方各國企業界硬要把老虎當成貓,把狼當成羊,依賴中國的「世界工廠」提供全球產業鏈,其實是把自己國家命運的絞索往 中共當局手中送。

經濟全球化1.0版的重心被放在中國,由此帶來了怎樣的風險?

經濟全球化1.0版的重心放在中國,由此產生了兩個巨大的中國陷阱。其一是以中國銷售市場為主要經營目標的跨國公司容易自掘「屈從中國」的陷阱;其二是全球商品供應鏈陷入對中國高度依賴的陷阱。

除了缺乏這兩種陷阱意識之外,全世界也基本上沒人預見到中國「崛起」及其對外擴張可能給經濟全球化造成政治風險,沒想到中國的人權迫害也可能構成對經濟全球化的政治衝擊,而各國企業更未對意外風險會威脅全球供應鏈作未雨綢繆之備。現在,反思這一切的時刻到了。


本文要點:

▪經濟全球化被忘卻的風險
▪在商言商,便能維繫與中國的長期穩定之經濟往來?
▪重新思考經濟全球化的風險
▪人權迫害可以造成經濟全球化的政治風險
▪經濟全球化的中國陷阱


一、經濟全球化被忘卻的風險

過去幾十年裏,經濟全球化被看作人類經濟發展不斷進步的標誌和結果,而中國的「世界工廠」形成,恰恰就是這一波經濟全球化的最大特點。中國也緊緊抓住這個旗號,反覆宣傳要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而背後的心裏話是,好不容易,機會難得,總算輪到我來主宰地球命運了。

為什麼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都到中國去依託「世界工廠」來組建自己的產業鏈和製造業產品的供應鏈?從經濟發展史看,全球產業鏈佈局大致有分散化和集中化兩種,分散化是因為各個國家都要發展本國的經濟,而集中化是因為工業化國家的企業往成本低的地區轉移。過去一個世紀裏,全球產業鏈曾經先後在美國、日本和中國集中過,這些國家因此先後被稱為「世界工廠」,成為製造業的重要中心。「世界工廠」之所以會在這幾個國家,首先是都具備基本的工業基礎,其次是對工商業活動的限制比較少,再次是出口和內銷都比較方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之所以轉移到中國,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一方面,隨着海運的便利和許多發達國家去除了關稅,企業的跨國經營越來越方便;另一方面,當時的國際秩序比較安定,美蘇冷戰結束了,中共還很弱,沒有多少對外野心,除了中東地區還有一些戰亂,歐洲和東亞地區都長期和平,因此美國和歐洲的企業開始往當時工資低的中國轉移,同時也迷戀中國的市場。

這個時期的經濟全球化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前英國公司到美國經營和美國公司到日本經營,產品和技術比較簡單,可以在新形成的製造業中心完成。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電子技術的廣泛引用,各國的產品設計、原材料使用和技術應用越來越複雜,而發達國家的專利法規也越來越完備,企業的設計、技術等無形資產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因此,當發達國家的企業到中國投資經營時,開始將經營過程中的製造加工過程與產品設計、技術開發、售後服務分離開來,只有加工過程在中國進行;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和電子零部件的複雜性和高技術又決定了,它們不可能都在中國製造,只能到具備這方面能力的國家去製造,於是,在中國的加工過程就成為外來設計、外來原材料、外來零部件的組裝過程。中國改革開放後早期廣東的「三來一補」就是這種來料加工式製造業結構。

對跨國公司來說,許多產品生產的各個環節,如研發設計、零部件生產、組裝和營銷可能分佈在不同國家,不同國家之間的企業按照技術能力分工,分別承擔原材料、零部件的設計、製造,而最後組裝這個勞動密集型環節則在中國的工廠完成。這種全球化的經營模式大大降低了跨國公司的成本,推動了全球的經濟增長,中國也大為受益,並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去年的疫情爆發之前,全球製造業產出的一半來自亞洲,亞洲的製造業三大支柱分別是中國(4.1萬億美元,占亞洲的58%)、日本(1萬億美元,15%)和韓國(5千億美元,6%)。

二、在商言商,便能維繫與中國的長期穩定之經濟往來?

各國商界有一些人經常講,他們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不能損壞與中共的關係。其委婉一點的說法是,我們在商言商,不談政治。這些話語貌似頗有道理,但其中好像忘掉了重要的東西。

首先,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是商人們能完全左右的嗎?還是相反,是國家間的政治關係在左右商人們的決策?答案不言自明,實際上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在左右外商的命運。中國政府與其他大國不同,它有謀求區域性霸權乃至全球霸權的野心,因此,可能利用商業手段來達到其地緣政治上、甚至是軍事上的目的。特別是中國點燃了中美冷戰之後,它開始展現其控制印太地區的戰略企圖,某個國家只要成為它的戰略懾控目標,就會感受到它的威脅。去年澳大利亞深切地體會到了這一點。

在商言商,在風平浪靜的年代當然如此,交往雙方沒有衝突的時候也是如此。在民主國家之間,雖然可能出現貿易上的摩擦,但彼此的民主制度相同,也都遵守國際規則,這樣的貿易分歧是可以解決的,不會引起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是,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之間就完全不一樣了。也許有人會說,和中國的經濟交往持續多年,一向平和,為什麼要惹糾紛、出麻煩呢?問題的關鍵在於,極權國家雖然有對外擴張野心,卻可能長期「韜光養晦」,直到它覺得時機成熟,才會「亮劍」。那時,期待與其繼續維持穩定經濟關係的國家便面臨難題了。

一旦中國的貿易對象國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國家安全遭到衝擊,想要繼續維持貿易關係,就只能在政治、國防等方面作出讓步;而這種局面開啟之後,若中國步步逼近,予取予求,則被威脅的國家就陷入了全面被動。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二戰爆發前英國首相張伯倫用綏靖主義政策敷衍納粹德國,最終仍然被迫與之交戰;大日本帝國對泰國施加壓力,最後泰國只能臣服。若想與極權國家維持長期穩定的經濟交往,只可能發生在它尚未對外擴張之前,而無法奢望於它開始擴張之後。在風波迭起的年代,企業還能天真地光講在商言商嗎?

三、重新思考經濟全球化的風險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的媒體和大學課堂里,只講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好處,但很少有專家具體分析經濟全球化可能面臨哪些風險,各種風險到底會有多大的後果。究竟經濟全球化有哪幾大類風險?

首先,全世界基本上沒人預見到中國「崛起」可能給經濟全球化造成政治風險,以致於現在中國的對外軍事擴張戰略已經毫不遮掩地展示出來了,各國才感到突兀不滿。其實,這種對經濟全球化遭遇政治風險而無所防備的心態,是目光短淺的必然後果;也可以說,是對 中共當局國際野心一無所知的產物。中國的擴軍備戰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但長期以來各國政府和商家始終心存僥倖,以為和平長存,中國就象動物園的熊貓,不會構成對印太地區的威脅。

其次,即便有人談到經濟全球化的風險,也往往局限於純經濟或金融層面的局部事件。比如,德國的Dr. Thieß Petersen於2018年7月以《全球經濟的7個風險(7 Risks for the Global Economy)》為題,提到了經濟全球化的7個風險:1、全球流動性過剩;2、債務增長;3、保護主義抬頭;4、地緣政治衝突升級;5、社會不穩定性增加;6、美國的利率上升;7、技術進步減少低技能工人的就業機會。其中的第4點並未專門考慮中國因素。這樣的分析是一種簡單的經濟視角,避重就輕,他完全沒有考慮全球化供應鏈的可能面臨的風險。

再次,意外風險對經濟全球化供應鏈的威脅,基本上也沒人討論,更沒有企業未雨綢繆。國際社會裏高調鼓吹經濟全球化的專家太多了,而冷靜分析經濟全球化可能面臨的意外風險的人卻太少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意外風險,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意外風險,卻沒有哪種意外風險能完全避免。最近這一年裏,國際社會裏接連發生了許多意外事件。從中國疫情危害世界各國和全球經濟,到全球集裝箱循環亂套導致各國商品漲價,再到全球晶片危機衝擊許多產業,還有蘇伊士運河堵船卡住全球部分海運,這些事件都是各跨國公司事先想不到、而後果又非常嚴重的。

四、人權迫害可以造成經濟全球化的政治風險

中國在國際上公然藐視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在國內堅持實行大規模政治迫害的做法,隨着中美冷戰的升級,引起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大的關注。最近爆發了國際紡織服裝行業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這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出於國際道義而與 中共當局對抗,因而發生的另一種經濟全球化的政治風險。

2019年7月澳廣ABC調查節目《四角方圓》披露,維吾爾族穆斯林被抓捕並被強迫在新疆的紡織廠工作。隨後,Cotton On集團和Target的澳大利亞分公司宣佈不再使用新疆棉花。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發佈一份研究報告稱,蘋果、耐克、阿迪達斯、優衣庫等83個國際知名服裝品牌的原料供應鏈與中國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強迫勞動有關。

去年9月2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這個問題隨後引起了更多的國際關注。美國國務院今年3月30日公佈的年度人權報告提到,「在新疆發生了針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中國除了把「超過1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送入法外關押營外,「還有2百萬人受到只在白天進行的『再教育』培訓」。

日內瓦有一個非政府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它是個供應鏈聯盟,會員包括國際知名服裝紡織品零售品牌、原料供應商和棉紗加工商、棉花種植者組織、為棉花供應鏈提供技術服務的公司等。BCI能影響全球棉花供應鏈、定價權和棉花質量標準評定,它安排的棉花供應量佔全球的三成,而中國是它的大客戶之一。去年3月下旬BCI宣佈,暫停在新疆發放良好棉花許可證;去年10月21日BCI決定停止在新疆的所有實地活動。中國因此遭遇到新疆棉花最大客戶的買方制裁。今年3月22日歐盟、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宣佈,就新疆維吾爾族裔問題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宣佈支持這一制裁措施。

國際商界對新疆棉花的抵制活動,對中國經濟和全球服裝紡織品供應鏈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費國,也是第二大棉花生產國,全球棉花產量的四分之一在中國,而新疆的棉花佔中國產量的87%。中國的紡織服裝業一年的出口額接近1,900億美元,佔總產量約一半%。中國出口的紡織品九成要用外商品牌才能賣到國外,品牌外商開始抵制新疆棉花後,中國的紡織服裝業無法貼上外國品牌,將失去一半銷路,也因此失去大量就業機會。

據奧緯諮詢發佈的報告,去年中國就因為國際商界對新疆棉花的抵制活動,失去了大約4,000億元人民幣的服裝和紡織品出口。中國無力應對紡織品國際市場買主的抵制,因此從今年3月24日開始展開了對外國品牌服裝的批判和抵制,但這種做法對挽救中國服裝和紡織品產業的政治困境,毫無用處。但哪些長期用中國產品充填貨架的跨國公司,如今也必須考慮重新組建新的供應鏈。

五、經濟全球化的中國陷阱

經濟全球化的重心放在中國,至少還有兩個巨大的中國陷阱。第一是以中國銷售市場為主要經營目標的跨國公司把母國帶入屈從中國威脅的陷阱;第二是全球商品供應鏈陷入對中國高度依賴的陷阱。

第一個陷阱無需多說明,其道理顯而易見。跨國公司如果形成了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一旦母國遭到中國的威脅,它們就會要求本國政府不要與中國對抗。這些自私的公司就可能企圖削弱母國的抵抗意志,讓母國民眾承受中國壓力和滲透的嚴重後果。目前美國、日本、韓國都有這樣的公司在呼籲本國政府要對中國的威脅儘量妥協。

我對第二個陷阱稍加說明。跨國公司採用全球化經營模式時,為了方便製造過程,逐漸把複雜的技術轉移到中國,甚至為了降低成本,關掉了本國的工廠,完全依賴中國企業的製造。這樣的跨國公司就變成了「無廠經營」,它只負責市場調查、產品設計、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採購、市場營銷和售後服務,而不再有製造業功能。由此而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風險,那就是,這些「無廠經營」的跨國公司與「世界工廠」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賴。

在風平浪靜的時候,這種跨國協作好像確實「花好月圓」;然而,它們與中國的「世界工廠」之跨國協作卻潛伏着一個巨大的風險,那就是,跨國公司的順利經營必須依賴和平的國際環境,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必須保持「蜜月」狀態。中國已經擴軍備戰多年,然後在去年上半年點燃了中美冷戰,於是突然之間跨國公司高度依賴的「世界工廠」與美國之間安定的國際環境消失了。當這些跨國公司試圖淡化中國威脅,以保住自己的商品供應鏈時,它們有時可能為了利潤而扮演中國的「第五縱隊」角色。

現在,國際大環境已經不可避免地改變了,中美關係處於實際上的冷戰狀態,雙方在相當程度上呈現出敵對關係。不管跨國公司喜歡不喜歡,也不管美國總統如何定義雙邊關係,中美「蜜月」是一去不復返了。那些已經患上「中國依賴症」的跨國公司不可能扭轉這一局面,只能痛苦地面對這個巨大的變化。經濟全球化還會繼續下去,但各國供應鏈對「世界工廠」的過度依賴將不得不終止。

一直以來,經濟全球化被看作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標誌和最高境界。其實,經濟全球化落入「中國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國政府都沒有看到,一個極權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經濟體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其政治經濟上的不良後果早晚會出現。西方各國企業界硬要把老虎當成貓,把狼當成羊,依賴中國的「世界工廠」提供全球產業鏈,其實是把自己國家命運的絞索往 中共當局手中送。

川普總統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他看到了這種危險,看到了中共的野心,及時採取了反制措施。而最近美國開始重建晶片產業鏈,台積電在美國建廠製造2納米等尖端產品,就是半導體供應鏈的最先進部分全球重新佈局的一個環節。這是中美冷戰進入第二年以來可以看得到的產業佈局方面一個認知上的突破,台積電赴美建廠,代表着經濟全球化2.0版高端產品新佈局的開篇。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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