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惠慶（1877-1950年）
數日前寫關於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的文章時，就想到了《顏惠慶自傳》。當年閱讀時沒有太多印象，現在讀來卻頗多感慨。書中的一些思考，使得這位飽經滄桑的外交家就像一個「吹哨子的人」。他的「哨聲」穿越歷史，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認遭真傾聽和思考。
這部自傳也許簡單平實，但所反映的時代，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重要時期。讀者不難從字裏行間受到啟示，縱使不難藉此對中國未來作出判斷，也肯定會有助於加深對中國過去和現在的認識。
1946年，一位70歲的老人執筆寫下這段文字時，一定感慨萬端。因為他的一生適逢一個風雲激盪、新舊遞嬗的時代，他本人也深深捲入大時代的漩渦里。這位老人就是顏惠慶——一個令當下的人們感到陌生的名字，民國時期卻是一位享譽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
1877年，顏惠慶出生於上海一個牧師家庭。18歲時，父親送他到美國讀書，5年後他以全優成績從弗吉尼亞大學畢業，成為該校歷史上第一位獲學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回國後，他執教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兼任商務印書館和《南方報》的編輯。
1908年，31歲的顏惠慶出任清朝駐美使館參贊，從此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彼時正值晚清末年，國運艱難。在他剛剛參加工作時，一位外國顧問曾對他這樣說，「中國在每一次對外戰爭中都被打敗，而在每一次戰敗後的談判中都能獲勝！」
「他的話雖刺耳，但多少有點道理」，顏惠慶在回憶里這樣說。在他看來，晚清有一批精明而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如恭親王、慶親王、曾紀澤、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他們信任和重用賢能之士，因此在棘手的對外交涉中，常常能起死回生，使問題得到較為滿意的解決，也使中國在遭受外國一次次的入侵下，總的來說還能維持領土完整和行政獨立。」
顏惠慶的這個評論看似與後來的流行認識不合，但是仔細想來也有道理。和其他政府部門比起來，晚清的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人員的綜合素質無疑高出許多。他們都是經充分培訓、嚴格篩選的人才，有經驗、有謀略，反應敏捷，手段靈活。在國力孱弱的情況下，這些外交官盡力而為，特別是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在善後的外交中儘可能維持了國家利益。
滿清顛覆，民國肇興，儘管政壇風雲變幻，但是外交官隊伍仍然保持了專業化。顏惠慶先是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而後出任駐德國全權公使，促成了德國對北京政府的承認。1919年，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顧問參加巴黎和會。雖然中國提出的一系列收回主權之主張未能得到積極回應,但是中國代表團拒絕在關於山東問題的協議書籤字,第一次向列強說「不」。顏惠慶事後回憶道:「在巴黎和會上,我國政府在歷史上第一次全面闡述了我國在對外關係方面正當、合理的希望與要求。雖然這些要求當時沒有得到圓滿解決,但是此次陳述的內容日後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點。」
自巴黎回國後，顏惠慶署理外交總長，主持中蘇建交談判，廢止沙俄在華特權。在此後的數年裏，正式升任外交總長,多次兼、代、署國務總理,一度暫時攝大總統之職。1921年華盛頓會議召開,顏惠慶在北京遠程指揮,最終在美國的斡旋下同日方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成功收回山東主權。在外交上，顏惠慶心細膽大，據法力爭。在他看來，外交必須以法權為準，超越政治，不得將派系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然而，北京政治派系林立，顏惠慶心灰意冷，告別政壇，退隱天津專心實業。
顏惠慶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即便退隱，一旦國家需要便挺身而出。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起用一批北京政府時代的外交官應對時局。顏惠慶再次出山，擔任美國公使,爭取美援。旋即擔任中國駐國聯代表團首席代表，在日內瓦的國聯大會上痛斥日本的侵華罪惡，促請國聯制裁日本。他促成了中蘇建交,親任駐蘇大使數年，後因病辭職隱居。七七事變後，顏惠慶再度赴美，協助胡適拓展對美外交,大力宣傳中國的抗戰。此間，蔣介石曾致電邀請其出任外交部長，顏惠慶婉言拒絕。
顏惠慶（右二）和胡蝶、梅蘭芳等人合影
1940年，顏惠慶從三藩市乘船抵達香港。翌年，香港淪陷，他被日軍軟禁。日軍兩次請他出山，都被他這位愛國老人嚴詞拒絕。後來他被日軍押返上海，自此閉門不出，拒不與汪偽政府合作。就在這期間，他回首平生，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
在這本書里，顏惠慶記述了自己見證和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對於自己熟悉的外交着墨頗多。從一個外交家的視角出發，他對於晚清以來的中國外交多有肯定，包括對於北洋軍閥也有持平之論。他說，「他們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對於一些自己不擅長的政務，放心地交給有經驗有知識的人去做，從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獨斷專行，事情就這樣辦好了。」從外交上看，確乎如此。即便像袁世凱這樣的強權人物，在外交問題上也尊重專業人士意見。顏惠慶稱讚道：「如果說中國當時的政治家中有誰能認識到外交事務的舉足輕重，那一定是袁世凱。」
對於外交問題，顏惠慶有許多寶貴的思考，至今仍然值得銘記。特別是關於輿論與外交的關係，他的論述至今仍然警示意義。他這樣寫道——
當我國在國際會議上或直接外交談判中取得一些勝利時，民眾方面，起碼有些不甘寂寞者就會感到既得意又不滿足，進而提出過分要求……當時中國負責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對此採取保留和沉默的態度，而那些主張武力外交的鹵莽的政客們，卻以排外和幼稚的口號煽動民眾情緒，根本不知道這樣做簡直是在玩弄導火索，遲早會引爆炸藥桶。這種興師動眾的宣傳在國內搞得轟轟烈烈，看起來很成功，而給國際外交鬥爭帶來的卻是災難。在處理棘手的外交問題時，必須考慮我國軍事力量不足，其他各方面準備不夠，以及所處的不利的國際環境，採取冒險的蠻幹的做法，雖說動機是愛國的，但效果卻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短短的一段話，飽含了這位外交官的幾多辛酸！當他在外交舞台上為國家利益而據理力爭時，國內的「鹵莽的政客們」卻以排外和幼稚的口號煽動民眾情緒，讓他左右為難。就像國家關係專家資中筠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外交』基本上是指國家間關係，此中錯綜複雜，縱橫捭闔，專業性很強，而且談判過程在沒有結果前是不宜公佈的。如果全民都參與，憑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詮釋，提出各種『見解』和口號，越是煽動性強越容易博得擁護，誤導群眾，形成壓力。」（引自資中筠《外交家顧維鈞的幸與不幸——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感》）
毫無疑問，顏惠慶的話既是歷史教訓總結，也是對未來的忠告。因為在那個只有報紙的時代尚且如此，在各種媒體發達、尤其是自媒體風行今天，類似的問題更加嚴重。如果放任「那種以排外和幼稚的口號煽動民眾情緒」的行為，甚至故意推波助瀾，那麼「遲早會引爆炸藥桶」。假如顏惠慶先生活在今天，他一定會發出更加更加尖銳的警告聲吧。
可惜，顏惠慶先生1950年就病逝於上海。但是他留下的這本書卻值得後人翻閱，「縱使不難藉此對中國未來作出判斷，也肯定會有助於加深對中國過去和現在的認識」。今天看來，書中的一些思考，使得這位飽經滄桑的外交家就像一個「吹哨子的人」。他的「哨聲」穿越歷史，直抵當下，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認真傾聽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