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民國時期的《大公報》，可是相當有名，而其第二代總編輯王芸生亦以其開闊的視野、犀利的筆鋒以及捍衛民間報紙「文人議政」的傳統而名噪一時。無黨派的報人俞頌華曾在《富有熱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如此評價道：「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於環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賦予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
除了《大公報》這份報紙，民國時期的雜誌《觀察》周刊影響也是巨大，其創刊於1946年，從其創刊開始，就成為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推行西方民主的重要論壇，被稱為「高級言論刊物」。《觀察》的社長和主編乃是後來被中共打倒的著名「大右派」儲安平。
看清中共後王芸生的幼稚選擇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1926年因其宣傳反帝而被通緝，南下上海，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都副秘書長，同時與共產黨人先後主辦《亦是》等周刊與《和平日報》，並加入了中共。「四•一二」國民黨清共之後，他與中共失去了聯繫。
1928年，王芸生被天津《商報》聘任為總編輯，從此正式開始了其新聞生涯。後來他曾在報上刊登啟事，稱「謝絕政治活動」。1929年，一場筆仗使王芸生與時任天津《大公報》的總編張季鸞相識，並深受其賞識，於1929年8月22日進入該報工作。自此，他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
《大公報》是英斂之在1902年創辦的，報名取「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之意，在張季鸞等三人接手後，走入了輝煌時期。據報，在蔣介石的辦公室、臥室、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可見其分量之重。而在政治取向上，張季鸞等人並不贊成共產主義，但他們把共產黨視為在野黨，給予一定的報道。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由王芸生主編中日關係史料。史料擬從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寫起，直至1931年，因正好60年，所以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最終寫到1919年）。為了掌握詳細材料，王芸生不辭辛苦四處奔波，晚上則伏案整理、編輯。每天寫出一段，即在《大公報》上連載，前後共三年，洋洋灑灑二百萬字。王芸生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奠定了自己在《大公報》的地位。
1935年，王芸生成為《大公報》編輯主任，地位僅在張季鸞、胡政之二人之下。1936年，《大公報》創辦上海版，王芸生受命主持報社業務，並開始大量撰寫社評。上海淪陷前，他撤到漢口，參加《大公報》漢口版的言論編輯工作。1938年，《大公報》重慶版創刊，基本由王芸生主筆。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他成為了其繼任者。
王芸生生活簡樸，不喝酒、不吸煙，甚至不喝茶。他始終秉承張季鸞提出的《大公報》的「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四不」方針，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不結交黨派；辦報沒有任何所圖，而只為大眾發聲；不以言論做交易；不隨聲附和，但顯而易見，與張季鸞相比，他更為激進。
當有某國民黨要員為在《大公報》登一篇文章而派人送厚禮時，王芸生對將收下禮物的家人大發雷霆，立即寫信要求把禮物拿回。國民黨陳誠、張治中曾邀請他出來做官，都被他拒絕。在他看來，「不做蔣家官，不拿蔣家錢」才能保住自己獨立思考、自主發言的地位。
1943年2月2日，他寫下了《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描寫了戰爭給中原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對當局提出了批評。《大公報》被罰停刊三天，但很快就重獲自由。
抗戰剛剛勝利，中共又挑起了內戰的風雲。在此期間，王芸生發表了不少批評中共和國民黨的時評。如1945年10月25日，發表《為交通着急》社評，批評共產黨。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1946年4月16日，則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對此，中共的《新華日報》則發文予以反駁。
對於國民黨，《大公報》也是毫不客氣，其報導還支持學生運動，主張走「第三條道路」，這給國民黨造成了諸多消極的影響。蔣介石曾對陳布雷感慨：「張季鸞在世的時候，《大公報》還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議，還是比較友好的。王芸生當政之後，尤其是現在，是在惡毒地罵我們啊。」
但即便如此，即便國民黨當局曾逮捕《大公報》記者，並對天津《大公報》進行審查，但《大公報》依然沒有被關停。1947年7月，當《大公報》上海記者唐振常被捕後，王芸生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長吳國楨，並放言「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見報」。吳國楨立即放人。而這樣的膽氣以及官員對媒體的敬畏，在1949年後，無論是王芸生還是中共官員身上，都不曾見到。中共對媒體的鉗制可見一斑。
王芸生曾對家人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事實上也是如此，他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批評當權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共產黨的批評。
毫無疑問，任何個人的命運也無法與時代脫節。在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各色間諜的幫助下，國民黨開始節節敗退，王芸生所領導的《大公報》也面臨着抉擇。也許是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也許是對共產黨還抱有一絲希望，在毛的邀請下，在《大公報》內共產黨人的「勸說」下，在中共「滬、津、渝、港四館不易名、不換人，照原樣出版」的承諾下，王芸生決意北上北平「投奔」共產黨。
這是一個令後人費解的選擇，因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對毛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年當王芸生等大公報人在重慶與毛澤東見面時，即對毛直言「不要另起爐灶」，而毛則答曰：「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爐灶里不許我們做飯」。令人唏噓的是，這段對話為王芸生後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了伏筆。
不久，在王芸生讀了毛的《沁園春•雪》之後寫信給傅斯年，吐露出「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後他連續四天在《大公報》重慶版和上海版上連載《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長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還是最終投向了這個充滿帝王思想之人，他後來自己的解釋是向「人民陣營來投降」。可毛所締造的王國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嗎？王芸生此後的遭遇證明其當初的選擇是多麼的幼稚。
認為中共是「反民主」的儲安平入虎穴
與王芸生同樣幼稚的還有儲安平。其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學習。畢業後，先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後去英國採風，並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回國後，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並在創辦的《觀察》雜誌任社長和主編等。
而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就早已經看穿了共產黨。他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一文中如此寫到：「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
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然而，將共產黨看得如此透徹的儲安平後來卻變的十分天真，並選擇留在大陸，追隨中共，也因此在最初受到了中共的重視。1949年後，儲安平先後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一語「黨天下」的儲安平或慘死
1957年初，毛為了徹底整肅知識分子，採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讓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天真的儲安平也積極行動起來，他不僅派出大批記者到一些大城市採訪，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鼓動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並親自安排版面發表了多篇措辭激烈的文章；而且他自己還在6月1日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儲安平提出了「黨天下」的問題。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地，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他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更讓與會者震驚的是，儲安平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甚為不恭地稱之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請教的問題是：「為什麼現在的國家高級領導人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
儲安平一語「黨天下」，不僅讓朝野上下為之震驚，而且讓中共黨魁毛澤東一連幾天都沒有睡好覺。而恰恰因為這驚人之語，他被打成了右派，並成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為這驚世駭俗之舉，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子女與其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被免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然而，厄運並沒有中止。1966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物件，不僅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而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8月底，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公安部門的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調查組，尋找儲安平的下落。但兩年過去了，他仍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最後只好作為懸案擱起來。不過，近日海外媒體刊登的署名余開偉的文章披露，儲安平極有可能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而紅衛兵打死人後毀屍滅跡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王芸生臨終透悔意
1949年就在王芸生剛來到「解放區」，天津《大公報》就被改名為《進步日報》，對此違反「承諾」之舉他亦無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剖析舊《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反動」，並宣佈報刊歸人民所有，實際上，就是歸中共所有。
此後儘管他還擔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社長，也擁有政協常委、人大代表等頭銜，但他的報業生涯從發表這個宣言的那一刻起實際上已徹底結束，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堅持的獨立辦報原則徹底的破滅。因為他根本無法像在國民黨時期那樣，自由的批判執政者，即共產黨。意識到這一點的王芸生也改了脾氣。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堅持「我有封建思想，但決不出賣朋友」，保有了知識分子基本的底線。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1962年，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寫《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將《大公報》和張季鸞批得體無完膚。而張季鸞病重時曾說，「能寫我的傳記者，惟王芸生一人耳。」對自己最為自豪的那一段歷史多有「批判」，其中的違心和痛苦後人難於體味。
文革爆發後，《大公報》停刊，後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之後原北京《大公報》部分工作人員參與創辦了《財貿戰線》報，即現在的《經濟日報》。至於香港的《大公報》則一直在中共的掌控下，成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而王芸生依舊免不了遭「批鬥」和「勞動改造」的命運，直到1972年中日恢復外交關係，因為1934年出版過權威性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毛親點其名讓他「參加對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後就一直被當作裝點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至於《大公報》曾經的記者們，日子同樣不好過，大多也被中共的歷次運動吞噬。如知名女記者楊剛在反右期間自殺，高汾、彭子岡被打成右派，劉克林在文革爆發後從中宣部大樓跳下，也有說法是被害；還有離開《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也在文革中自殺。
可以說，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樣暢所欲言，撰寫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沒能完成多少有價值的其它事情。對於這樣一個曾經是才華橫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時光，該是怎樣的痛苦和絕望啊！
據說王芸生臨終前對其兒子回憶往事，言語中充滿了悔恨之意。而他離世前銷毀四十年寫的日記並拒絕友人寫傳記，亦說明了他的痛楚。更至死不能讓他原諒自己的是，他沒有臉去見張季鸞，是以王芸生在走到人生終點，在意識模糊的狀態下，手裏拿着一張白紙，不住喃喃地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是誰讓他無臉面對張季鸞的？中共是也。
結語
王芸生在悔恨什麼呢？也許是「悔」自己天真的選擇葬送了《大公報》？畢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有新聞鉗制，但新聞依舊有一定的獨立和自由的空間；而在中共統治下，連這樣的空間也喪失殆盡。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輕諾？「恨」自己頂不住政治壓力違心自貶？亦或是悔不當初沒有離開大陸？
大概儲安平慘死前，在絕望中，也會有一剎那後悔輕信了中共吧？其實，這樣的悲劇又何止王芸生、儲安平呢？中共欺騙了多少人，又害了多少人啊！
2017-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