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共病毒疫情對中國人權的影響」項目的研究報告，撰稿人為王慶民、楊子立、滕彪，統稿人為滕彪。
距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已過去一年有餘。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遭受新冠肆虐不同，中國在2020年年中就已基本控制了疫情。雖然現今又略有反彈，但整體上仍可以說取得了抗疫的勝利。這也被中共當局用來自我誇讚，作為中共體制的成績乃至優越性大加宣傳。但常被忽略的是，中國式防疫的背後，是建立在犧牲國民許多基本人權的基礎上的，是「低人權優勢」的又一次體現，反映的是正常國家無法複製的、中國特色極權體制的控制力。這非常值得人們尤其致力於推動民主事業的人士警惕和思考。
去年年初，在經過短暫的隱瞞和猶豫之後，中共當局在武漢實行了全面的封鎖，並在不久後將嚴酷的封城和隔離措施在全國推行。商店停業、交通停運、社區封門，國民工作和生活完全停擺。各行政區之間更是設置了諸多壁壘，對外來者和返回者百般刁難。國民被切割在一塊塊格子般的區域不能活動，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選擇權被剝奪。任意羈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權也被肆意踐踏。中共當局打壓公民記者和「吹哨人」，壓制新聞報道和言論自由。同時抗疫期間的健康碼等措施，在疫情結束後繼續作為嚴控社會的手段。中共借防疫之機大大加強了對民間的控制和打壓，這導致了法治和政治體制的進一步的倒退。
（一）中共當局對公民記者和「吹哨人」的打壓、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侵犯
中國政府歷來將公共衛生危機視為政治問題，與政治合法性、維穩綁在一起，這一次仍舊出於極權本能而掩蓋中共病毒疫情真相，封殺輿論，並且施壓WHO使其遲遲不宣佈「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此貽誤了防疫的最佳時機。Southampton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假如中國提早兩個星期採取行動，病毒的傳播將降低95%。[1]中共當局對於調查報道中共病毒疫情中敏感問題的獨立公民記者進行了嚴厲的打壓，扼殺了新聞自由。如赴武漢進行獨立調查的張展、陳秋實、方斌、李澤華，均在此後不久被捕。而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對武漢悲慘的實況做了直白的描述、對中共當局一系列錯誤決定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例如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曾於中央電視台供職的李澤華，先後走訪了在封城前夕舉行「萬家宴」的百步亭社區、武漢市殯儀館、武昌火車站、P4實驗室，期間曾被尾隨。他在他的YouTube頻道上公佈信息。2020年2月26日，李澤華於武漢失聯，疑似被捕。4月中旬才被釋放。而公民記者、法輪功修煉者方斌，冒生命危險深入當地醫院，曝光疫情的真實情況。2月10日被警方帶走，至今下落不明。陳秋實曾採訪香港反修例運動，2020年1月23日在武漢被封鎖期間趕至該市，並在武漢中心醫院、殯儀館等多處實地探訪。2月7日，有消息稱被警方帶走。[2]
公民記者陳秋實圖源：推特
另一位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做了更多的採訪，並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她在文中直斥疫情失控根本在於體制，對官方掩蓋真相、社會墮落的現實進行了激烈抨擊。她的文章得到了海外網站的廣泛轉載，但在國內被封殺。她被捕後，艾曉明女士等人積極為她呼籲。在獄中，她絕食抗議，身體虛弱，後被強制灌食，遭受虐待。2020年12月2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張展有期徒刑四年。[3]
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街頭
當國內媒體在報道疫情中均三緘其口、規避敏感問題時，這幾位獨立人士尖刻的報道觸發了中共當局的新聞審查系統和維穩系統，導致他們紛紛被「失蹤」、判刑。中共當局還對其他揭露真相、批判政權的人士進行了打壓。如撰寫關於武漢封城期間情況的《方方日記》的方方，就受到由當局組織和引導的五毛群體的集中攻擊，對她的侮辱謾罵及污名化持續至今。[4]謾罵與污名的過程，讓人們看到了文革的影子。如有不少評論攻擊她「給反華勢力遞刀子」，還有人說她「吃人血饅頭」，罵她「心理陰暗」、「應該上精神病醫院檢查」、「老鼠又上街了」等等。她只是在盡一個公民和知識分子的責任，為民發聲，並無造謠和煽動仇恨，就被如此對待。中共當局刻意不徹底封殺方方，是為了將其豎成國內民族主義的靶子，用來轉移社會矛盾、引導輿論對疫情的態度。
還有許志永等關注疫情的政治反對派人士，也被當局所不容。許在疫情初期因發表針對習近平的《勸退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抓捕。許志永等人早就是中共當局的眼中釘，這次被抓也是針對2019年廈門聚會的「1226大抓捕」的延續。[5]
如果追溯到更早，還有武漢中心醫院艾芬醫生的「吹哨」被訓斥，使得疫情不能被早日發現和防控，才造成了後來的悲劇。只是對艾芬這樣的體制內人士，政權並未重拳打擊，保留了她的職務。這也反映了中共對待不同群體施以不同的專政手段，實現維穩成果的最大化。另有被認為是「吹哨人」的醫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發佈關於中共病毒疫情爆發的警告信息，被公安機關訓誡，並在不久後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立即引發公民對言論自由的呼籲，但這種聲音很快被互聯網迅速刪除。
以上這些只是迫害敢言者和公民記者的冰山一角。這背後反映的是全體國民受到噤聲、所有國內媒體被審查的現實。在如此的輿論環境下，中共病毒疫情發生的原因、蔓延的過程、造成的影響，都無法被真實和完整的為人所知，自然也談不上反思、改變和追責。這也是中共當局敢於實行不顧民權民生的防疫方式的原因。當生命苦難與人權侵犯被掩蓋，專制的蠻橫也就肆無忌憚。
（二）「中國式防疫」對於民生的損害
面對疫情，中共當局以封路、封門、封窗等方式防控。從2020年年初的武漢，到年底的烏魯木齊，以及今年1月的石家莊、通化，「一刀切」的高壓防控一以貫之。在一些圖片和視頻中可以看到，居民家門被用鐵棍焊死，根本無法出屋。這在民主法治的國家是完全難以想像的。中共當局這些年在城市和鄉村建立的網格化管理體系也發揮了作用，各地的派出所、村居委會等基層維穩機構，以聯防聯控等手段將國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對於冒險外出的民眾，維穩機構通過拘禁、毆打、遊街等方式進行法外的懲戒。
一個在疫情期間封閉管理的小區
武漢市民陳和建，2020年2月離家外出兩個小時，回家時遭遇防疫管理人員的毆打，隔日因顱內出血去世。雖然醫院稱是因染疫致病去世，但他的哥哥、異見人士陳忠和與陳和建家人認為是被毆打致死。[6]在獄中服刑律師的余文生、政治犯黃琦等人也被以疫情為由禁止家屬會見；[7]今年1月，石家莊爆出防疫的村幹部將外出人員綁在樹上……[8]
2021年1月，吉林省通化市因疫情採取封城封戶，家家戶戶被貼上封條，很多人沒有儲備食量，網上訂購無人配送，不少居民叫喊面臨斷糧斷藥。通化居民反映，「我們整個小區以及樓道，家裏的防盜門全部貼封條，下邊有人守着，根本出不去……家裏東西快吃完，樓上的住戶已經每天吃麵條拌醬了，社區打電話不接，封小區之前雞蛋漲到七塊錢一斤，通化白山的酒店全部被徵用隔離使用。」另一居民說，「我是F8號樓一單元901的住戶，我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了，現在快要餓死了，請問一下我附近有沒有家裏有麵包，或者方便麵啥的，能不能隔着窗戶給我點，給錢也行，我真的快要餓死了。」封城封戶帶來的不光是斷糧的威脅，還有老人生病無法醫治的嚴重問題。各地極端的封城封村政策加上模式民生的混亂的關係，造成了大量本來可以避免的人道災難。[9]
更普遍的是，高壓管控之下民生痛苦、百業凋零。且不說如旅遊、餐飲、住宿等易受影響的行業，即便與人口聚集與流動無直接關聯的各中小企業也被迫停工停產，店鋪幾乎全數關門，只要是無法在線遠程完成的工作均告停止，失業人數飆升。這對於從事低端產業的普通工人、服務業者及農民工影響最為嚴重。人們生計無着，甚至債台高築，承受着沉重的經濟負擔。[10]
生產的停滯也就意味着供給的中止。隨着封鎖時間的延長，國民基本需求出現嚴重不足的危機。許多國民面臨食物短缺的處境；大量私人企業資金鍊斷裂，瀕臨破產或已破產；因封鎖措施導致患有其他非新冠疾病的患者無法及時就醫[11]；一些外來務工者無處可去流浪街頭……此外，還有高強度封鎖和隔離造成的各種衍生傷害。
具體說來，在中國這種防疫的「休克療法」下，農民工和底層市民受害尤其嚴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難以得到保障。相較於歐美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大量發放救濟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國國民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未得到一分錢的救助，非國企的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銀行和政府的紓困支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