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JamesWertsch是當代研究集體記憶最好的學者之一，他對俄羅斯展示出的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等問題尤其感興趣。他曾經做過一個實驗，讓三個時代的俄羅斯人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三個時代分別是蘇聯時期、蘇聯解體後和當代俄羅斯。結果發現，這些人的敘述雖然各不相同，但有着一個國家敘事製造的敘述模式，那便是俄羅斯的「大愛國主義戰爭」，即俄羅斯沒有干涉其他國家，是外國侵略俄羅斯，俄羅斯奮勇抗擊實現最後大勝利。雖然當代俄羅斯人不如蘇聯時代的人那麼清楚地描述具體事件，但依然保留了這個敘述模板。這個敘事模式正是國家敘事提供的，它可以不斷複製用於個人記憶與特定敘事中，也即成為一種「文化基因」，不斷複製和遺傳，構成集體記憶的框架，任何個體記憶都將局限在集體記憶的框架中。由此，「可以看到敘述模板的影響力，而權力能夠創造敘述模板，從而在創造人或群體中產生強大的代代傳播的權力-知識的能力。」因此，控制了這樣一個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力等級。
讀到JamesWertsch的早上，我剛在波士頓看完「2014年美國常春藤盟校馬年春節聯歡晚會」。這台晚會由常春藤八所盟校大陸學生學者聯合會主辦，也即由美國最好的八所大學的最優秀的一群大陸留學生舉辦的一台春節晚會。若是不計較不靈光的麥克風和很不給導演面子的設備，以及雙語之外，無論是節目編排還是主持人的語言與風格，這台春晚頗得央視春晚神韻，甚至於晚會上出現的軟硬廣告以及穿幫救場，都有着強烈的中共特色。春晚伊始，各方神聖在屏幕上不停滾動拜年、大大小小的學生會幹部齊登台致賀詞賀新年，再加上各方領導發來的賀電賀信，瞬間便讓我回了祖國，且讓晚場了半個小時的春晚又晚了半個小時。很顯然，這是一場權力單方面表達其意志的慶典，一個國家敘事的春節，一場海外版的山寨央視春晚。晚會途中，我睜大眼睛仔細找了好幾遍，疑惑着在某個鏡頭到達不了的地方，會不會也有一個小彩旗在默默打轉，修煉內功。於是，我忍不住想，從1983年至今，央視春晚已經整整三十年了。央視春晚是不是已經成為幾代大陸人春節的敘事模板了呢？央視春晚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文化基因，複製在每一個人的基因中，也複製在每一個有春節地方？甚至複製到了每一個有華人地方呢？
可是，我依稀記得春節不是這個樣子的，甚至就在波士頓看春晚的那天早上，我還偶遇到自己久違的年。
那天是周六，黃曆新年的第一個周末。在去地鐵站的路上，遠遠便聽到敲鑼打鼓的聲音，循聲望去，卻是一群小孩在舞獅子。一紅一白兩隻獅子加一個大頭中國娃娃，在一家商店門口頗有氣勢地上下跳躍作揖拜年。店家主人連忙出來接獅子：拿出一張凳子，在凳子上放了一顆生菜和一個橙子，以及一個大大的紅包，兩隻獅子先是將生菜和橙子「吃」了，然後將紅包叼在嘴裏，歡樂舞上一陣。接着又到下一家店鋪，笑顏尾隨者眾，其中有一個就是我。
就在那時，我想起，其實，我挺喜歡過年的。那時，老羅家還住在大山裏頭，雖然是在南方，但由於海拔高且地球還沒變暖，大山裏頭的冬天和如今的波士頓有得一拼。再加上大雪封山，外面的人進不了，裏面的人也出不去了，但這並不意味着冷清，反而是一年之中最熱鬧的，大人小孩都冒出來了，只做一件事：玩。而其中玩得最歡的便是舞龍燈。大人舞大龍燈，小孩舞小龍燈、鯉魚燈以及玉蚌燈等；大人們出燈一般需要三十四個人，舞藝高強的單位或是村莊有時多達六七十人，若是兩龍相遇，定會一爭高下，那場面只是比電影裏黃飛鴻的獅王爭霸差一點點，主要是因為沒有趙天霸！但黃飛鴻們卻都是活生生的，一個個生龍活虎。小孩子出燈則很簡單，少則兩人，一人舞燈（多是舞一個大鯉魚）一人敲鑼兼討紅包，多則四五人。那時，再窮的人家也都會準備接燈的，大龍燈通常是幾家人家合起來接燈，紅包香煙是必備的，然後還有送上一些花生瓜子和山裏的點心。小孩子的燈一般跟着大龍燈後面，等大龍燈舞玩，小孩子趕緊接着舞，直接到人家客廳里舞，於是主人家樂呵呵地再抓上幾把花生瓜子放到專門用來裝紅包的大布袋裏，寬裕點的主人家有時也會包上一個一毛兩毛或是五毛的紅包。就這樣，這些大大小小的龍燈從正月初一一直舞到十五，一天換一個地方，舞遍大山裏的每一個角落，後面，跟着無數個涎着臉蛋掛着鼻涕的笑娃娃，其中有一個就是我。
當然，那時過年的樂趣不僅於此。然而這些年的記憶不知何時已失去，讓我整夜追逐的龍燈變成了無處可逃的春晚。有時想，那些伴隨着春晚長大的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是否知道春節其實不是春晚這個樣子的呢？！年完全可以是另外一個樣子的？！我不敢確定。唯一讓我覺得有些不同的是，我可以在波士頓的春晚上又叫又跳還吹口哨，放聲大笑喝着倒彩，然後大嘆，做小人的感覺真爽，這16.99刀的門票值了！然而，第二天，JamesWertsch告訴我，無論我是認同或是不認同這台春晚，我都將落入到春晚的敘事模板中去，無處可逃；無論以後我如何回憶，我的記憶都將成為這台春晚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無處可逃。除非，我失語兼失憶。
其實，我不看春晚很多年了，甚至拒絕回家過年很多年了。這種拒絕不僅僅是因為買不到火車票或是買到了火車票擠不上火車，更多是出於一種恐懼。我不想在某種古老而強大的心理模式驅使下，在某種古老而強大的道德綁架中，不由自主地去證明某種同樣古老而強大的天倫的存在，去試圖編造一幅國和家興的場景，去製造一種虛假的歡樂和記憶。是的，這個拒絕，還有另一層恐懼，我無法想像那麼多人在同一時刻做着同樣的動作說着同樣的話，而沒有一絲懷疑其中的意義。而我卻深深懷疑。幾乎每一次這麼一個集體動作爆發的時候，我都表示懷疑，我甚至懷疑自己腦子裏的每一個記憶片段和嘴巴里吐出來的每一個字，然後感到恐懼，以致於有一年的春節，我每天獨自去長跑。在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中間那個被廢棄的同濟校園的操場上，每天一個人踩着枯草和泥濘在那裏跑步，一直跑到淚流滿面，然後想起朱文小說里的一個結尾：「沒有人追我，只有我自己在沒命地向前奔。我和我鮮血淋淋的心臟一起，在半空中沒命地向前奔，在一顆飛行的子彈的前方，在一顆子彈追上我之前，我仿佛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就要被結束的奔跑。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奔跑，這是凝聚我一生的奔跑！我要在這最後的幾米中耗盡我所有的愛所有的恨，所有的理想所有的空虛，然後應聲倒下去，在一陣天旋地轉中墜入死亡之谷，但是我怎麼總覺得自己飄浮着。」
是誰偷走了我快樂的年和快樂的記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