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進行疫情防控的中國警察
在中國有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政治名詞--「人民」，凡是人民的克星基本上都可以冠以「人民」二字。「人民代表」提出「讓人民只能看中央電視台1頻道節目」等無數奇葩議案、「人民領袖」發動「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稱「人民公僕」是草包被拘留……
在中國所有的、可怕的「人民」裏面，最可怕的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與別國「警察」的差異在於：「警察」只有執行權，「人民警察」擁有從判決權到執行權的完整執法權，「人民警察」擁有決定拘留、罰款等諸多本應該屬於法官所擁有的執法判決權，同時「人民警察」擁有「警察」所擁有的執法執行權。
正因為「人民警察」同時擁有判決權和執行權，所以「人民警察」在全宇宙擁有僅次於中共的偉光正，中國每年都有若干老百姓因為侮辱「人民警察」而被拘留，這些事件同時被媒體廣泛宣傳。
2013年前後，中國揚州市江都區發生一起詐騙案（聽說案值約3億元人民幣，我在「人民警察」的強大政治威懾下，真心不敢「造謠」，此案值僅為「聽說」，你懂得！），嫌疑人譚駿馬被抓後，江都民間流傳一句俚語「譚駿馬不死，要死一批官員」，結果譚駿馬暴死於看守所，其後譚駿馬的親朋在網上發多條帖文稱：譚駿馬沒有心臟病，質疑「人民警察」關於譚駿馬突發心臟病死亡的說法。前些日子在網上搜索譚駿馬的親朋所發的帖子，發現已經沒有了有關譚駿馬之死的貼文。美國公民死於「警察」之手，鬧出天大的動靜，中國的老百姓死在看守所，家屬無權抗議、遊行，死者親友在網上避開種種敏感詞所發的貼子也被刪除……
在「人民警察」的「豁然開朗」之下，呼格吉日圖和聶樹斌主動承認子虛烏有的罪行，並在其家屬「情緒穩定」的狀態下，呼格吉日圖和聶樹斌被「從重從快」地被處決。廣東醫生因一篇《天堂的毒藥》，慘遭「人民警察」從內蒙古跨省抓捕，只因為「人民警察」為了「維護鴻茅藥酒的聲譽」。
「人民警察」「為人民服務」的「豐功偉績」罄竹難書，「人民警察」在中國真正成為止小兒夜啼的神奇：中國家長大多如此嚇唬頑皮的小孩「你再不聽話，就讓（人民）警察把你抓走。」
基於「人民警察」的偉光正和神聖不可侵犯，新冠病毒在武漢剛剛出現的時候，8位最早提出預警的醫生在和「人民警察」「友好交流」後（環球時報如是說），集體失聲，其後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繼而肆虐全球，「人民警察」又在其「歷史豐碑」上銘刻下新的篇章。
上述內容是我對「人民警察」的理性上的認知，下面將是我和「人民警察」接觸後的感性上的認知。
因為我在推特發文的原因，2019年我在外省打工，「人民警察」在電話里對我作「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警告」，並對我家人進行恐嚇。2020年，我在家鄉附近打工，大約3月12日，上午約9:00，我在單位被多位蒙面「人民警察」帶去泰州市某派出所，去了以後，搜身，扣押所有個人用品，帶到「訊問室」，就有一馬臉「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執法不需要出示警官證，我不知道這位「人民警察」的名字，姑且按照相貌稱其為：馬臉）對我呵斥：做好、兩腿分開、手放在椅子把上。我看着這態勢，心裏想，我在外網上爆料很多腐敗問題，屬於「我不入地獄，一批官員要入地獄」的範疇，我會不會像譚駿馬那樣「突發心臟病」。
我正在惴惴不安，一位「人民警察」（在「人民警察」的對話中，我才知道此人尊稱為：韓大。）開始圍着我轉來轉去，嘴裏像和尚念經一樣：「愛啃、愛啃、愛啃、愛啃……」韓大「念經」約有片刻後，開始發問：「愛啃什麼？」我：「什麼愛啃什麼？」韓大：「你的東西，我們全部都查清楚了，你的推特除了那個叫**（我的名字）的，還有一個推特名叫愛啃什麼？」我：「愛啃習豬頭。」馬臉：「習豬頭是誰?」我：「習豬頭不是誰。」馬臉：「你是侮辱國家領導人。你怎麼想起來侮辱總書記為習豬頭的？」我：「很多美國人叫特朗普為唐老鴨，特朗普也沒有派警察去抓人，我以為喊習豬頭應該無罪。」一位圓臉「人民警察」（在「人民警察」的對話中，我才知道此人尊稱為：周大。「人民公僕」都尊稱為「周大」、「韓大」，難怪習主席被尊稱為「習大大」，在眾多的大和大大的」為人民服務「之下，中國百姓自然也就成為「人民公僕」的「子民」。）對坐在「主審位置」的馬臉道：「他侮辱國家領導人，把剛才的話記錄下來（記錄在電腦里）」。
其後，馬臉捧着一摞4A紙打印的材料給我看，其分門別類標註港獨、藏獨、疆獨、台獨、法輪功、侮辱國家領導人等，計有8~9本之多，感覺比《毛澤東選集》還多「出版」了幾本。周大開始了一輪典型的中共式的道德綁架：「我們的學歷都比你的學歷高，我們都沒有在網上發東西（發表言論），你有什麼資格發這些東西？」按照「人民警察」的道德綁架，學歷低是一種原罪，所以學歷低的人無權在網上發聲，按照周大的話延展下去，我估計高學歷的人在網上發聲，「人民警察」可以這樣進行侮辱「你的學歷這麼高，比我們多上了這麼多年的學，你這麼想起來發表這種沒有水平的言論？」在「人民警察」的道德綁架體系中，任何學歷都是原罪，都可以成為被侮辱的目標。接着，周大開始第二輪道德綁架：「你今年有50多歲了，人應該成熟了，你怎麼想起來在網上發這些東西（發表言論）？」現在，年齡成為一種罪過，年齡大的人不應該在網上發聲，按照周大的話延展下去，我估計低年齡的人在網上發聲，「人民警察」可以這樣進行侮辱「你這么小的年齡懂什麼？你有什麼資格在網上胡說八道？」
馬臉：「你為什麼在推特上發這些東西？」我：「我原來是江都商業大廈職工，企業破產後，幾百人失業，原總經理周永生卻升官成商貿局局長，同時商業大廈成為周永生的私產，聽說現在的老闆是周永生假離婚的老婆。」周大看着馬臉：「思想根源就記錄因下崗對社會不滿，其它的廢話不記錄。」我當時心裏有一萬匹草泥馬狂奔：「境外反華媒體」一直在「污衊」中共高層選擇性反腐，今天我親眼見識了「人民警察」的選擇性筆錄。
周大：「下面我選擇一些你的推文，你讀一下，順便作個解釋。」
……
我：「刑警是黨的刀，交警是黨的聚寶盆。」馬臉：「這個怎麼解釋？」我：「我在混凝土行業幹了近20年，在江蘇、浙江、河北、黑龍江、內蒙古等多省的攪拌站幹過，中國所有的混凝土攪拌車都是超載運行，混凝土攪拌車額定載重3~7立方米，實際裝載在6~20立方米，它們上路運行都要給交警提成（按比例分紅），每次公路查超載，都有交警提前給混凝土公司通風報信。」馬臉：「不許講了，今天是辦你的案，不是來查交警的，今後我們在任何地方聽到你這句話，直接抓起來判刑，你要死了，居然敢管警察了。」周大：「做好、兩腿分開、手放好，你再作死（作死：揚州方言，意為一個人不想活了，在尋找死亡的方法。），直接拘留。」考慮到「人民警察」是綁架式的蒙面執法、疫情期間家裏人均被禁足，我怕「突發心臟病」死了，家裏人都不知道，我被迫向馬臉、周大認罪。
……
周大：你的谷歌郵箱為什麼叫「國殤七十年」？
我：我去年（2019年）在河北省上班，我們給私人老闆打工都是按天算工資，為了保障北京的國慶活動、防霧霾，國慶前後陸續停工近一個月，河北省所有私企員工都虧了一個月工資，你們過國慶，老百姓倒霉。
馬臉用諮詢的眼神看周大。
周大：這個不要記。
……
下午約2:00，我被「人民警察」折騰夠了，「人民警察」才領着我離開訊問室，去派出所的辦公區某辦公室，並在「人民警察」的「指導下」和及時的口授下，寫下悔過書，悔過的核心內容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想想台灣人民可以選擇執政黨，中國人卻不能否定執政黨，我好像有一點理解台灣人民為什麼連續兩次選擇力主割裂中國和台灣關係的民進黨為執政黨。
寫好悔過書，「人民警察」扣押了我的手機，我在離開派出所時，馬臉指着一位「人民警察」告訴我，這就是這裏的所長，他的脾氣不好，你在這個地方上班要當心，所長也適時地配合馬臉拉長了一張怒臉給我看。
第二天傍晚，周大、韓大來我單位還手機，「幫助」我對推特銷號、刪除手機上的翻牆軟件、臉書、推特等「非法軟件」。
我走到哪裏都能看到腐敗，早已不相信中共，現在在「人民警察」的「幫助」下，我又「不得不信」中共。我就將攪拌車超載問題發送到負責安全生產的中國應急反應部網站，應急反應部過了幾天回電話稱：應急反應部只管安全生產，攪拌車超載不屬於安全生產的範疇。「攪拌車超載不屬於安全生產的範疇」這句話和「農民無償交一輩子公糧，不屬於工作」（農民老了無退休金）具異曲同工之妙，又是一條典型的中國式悖論。
到了下半年，我所在的江蘇嘉寧混凝土公司為了方便「人民警察」的「文明執法」，在每一輛混凝土的駕駛室頂部均安裝了頂燈，上面有「嘉寧建材」四個字（附圖）。很多攪拌車、渣土車、砂石車等工程車車主為了方便「人民警察」更好地「文明執法」，大多在車前印上碩大的「**混凝土」、「**渣土」、「**建材」、「**公司」等字樣，也有很多有工程車車主像江蘇嘉寧建材公司一樣，將上述字樣在駕駛室上方製成車燈，在夜色下熠熠生輝，以便於「人民警察」在很遠出能看清工程車的所屬單位，讓「人民警察」更好地「文明執法」。
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元旦之夜，我做一奇夢，夢見一群豬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着超載着腐敗的攪拌車川流不息地為建設中國夢而添磚加瓦。
「為人民服務」一邊限制人民上國際互聯網，一邊縱容近乎所有的「人民警察」嘔心瀝血地為工程車服務；回想一下現下網絡小說中不可或缺的橋段：下位者得罪上位者後，都要跪下、磕頭；再想想中國從教科書到媒體，均屏蔽了納稅人一詞。細思極恐，「為人民服務」有在思想上對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之疑。
看看現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我僅能嗟嘆：一群敗類為人民服務是人民的災難！此文刊發，我已做好死於「人民警察」之手的準備，我作為一個無能的父親，希望用這爛命一條為吾兒換取百萬死亡賠償金足矣！
作者：苦秦本人因中共腐敗而失業，為了生存而四處漂泊，因工作原因而處於主流社會的外緣，因此能看到真實的中國--遍地腐敗，本人卻無力改變此現狀，只能苟活在腐敗之下，從一個絕望走向另一個絕望！
（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