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張謇自己立場可以變來變去，卻不允許他人有靈活性。1912年2月，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孫中山想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合辦漢冶萍草約》，孫中山認為「合辦」是在當時具體環境下的靈活之計，是必要讓步和妥協，而張謇認為「合辦」影響「政府利益」而反對。其實，漢冶萍是民國政府財產，所以總統有權決定與外國政府合辦。你不可能去外國政府借款，又不讓外國政府得到一些利益。在當時財政短缺情況下，即使日本政府所得更多，也要靈活處理，而不能意氣用事。這是必要、恰當的，從長遠來看也是有利的。
四、幻想袁世凱維護共和，忽視袁世凱復辟帝制
張謇寄希望於清政府立憲，結果清政府成立「皇族內閣」總統人選；又希望於袁世凱維護共和，結果袁世凱復辟帝制，這是錯判。
第一，幻想袁世凱維護共和。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應試均未中，直至33歲才考取舉人。在慈禧太后六十之際，張謇撰寫太后壽誕六十花甲輪流轉返老還童千千歲、佛祖治國二聖臨朝天地應大清江山萬萬年的賀聯，被定為狀元。而且，大生股份中有一半是清政府的官股。所以，張謇與清政府有密切聯繫。
袁世凱也出身於清政府營壘，還曾經與張謇在吳長慶帳下共事。再者，袁世凱是小站練兵起家，而張謇是經營大生起家，彼此在政治理念上更接近，看重穩定、務實，對社會變革持抵制態度。張謇認為孫中山「不知崖畔」，因此只有擁有軍權的實派力人物袁世凱才能穩定局面，實現自己在穩定中求發展的願望。因此，張謇在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任上真正關心的如何儘快把權力移交給袁世凱。1912年1月1日，孫文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6日，張謇就與袁世凱的代表張紹曾在南京會晤。1月10日，他打電報給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致通過。2月12日，清帝溥儀下詔退位，張謇在此後日記中寫下：此一節大局定矣，來日正難。所謂正難就是如何把權力如何從孫中山轉移到袁世凱。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出袁世凱為第二屆臨時大總統，並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職。
第二，忽視袁世凱復辟帝制。袁世凱與張謇早年有交集。袁世凱投奔慶軍統領吳長慶，而張謇也在吳長慶帳下。張謇認為袁世凱年紀輕，應多讀書。後來，張謇考察袁世凱管理天津，對袁的評價是：「慰廷要是不凡，但氣稍粗狂耳，舉世督撫，誰能及之？」也就是說，袁世凱雖然文章寫得糟糕，但處理行政事務卻井井有條，是幹事的料。因此，張謇對袁世凱寄於厚望，還在熊希齡內閣中擔任農商總長，希望藉助袁世凱實現其「實業救國」的理想。
其實，張謇混淆了具體改革舉措與民主憲政理念的區別。也許，袁世凱在一些具體改革上可以做的有聲有色，但始終是有守舊色彩的軍人，可能變為軍事專制，也有可能復辟帝制，而張謇不願承認或面對這一點。而且，在南北議和談判上，袁世凱沒有自己政治立場。只要能滿足權力欲望、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變，從反對立憲到支持立憲，從支持立憲到贊同共和。因此，張謇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凱上是危險的，後來袁世凱復辟帝制。張謇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講到張謇與袁世凱的關係，就不能不提到他與孫中山的關係。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張謇在南通追悼會上稱：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亞東歷史上第一大人物。……對孫中山，勿愛其長而因鏟其短，勿恨其過而並沒其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世存正論。雖然張謇這樣說，但他在關鍵時刻的選擇往往不利孫中山：起初，他反對孫中山革命；後來，他反對孫中山借款；再後來，他反對孫中山當總統。可說，張謇對自己、孫中山、袁世凱都缺乏清晰認識。
五、幻想以名求利，忽視壯大實力
在不成熟社會中，名氣往往意味着背景，能在商業競爭中佔據先機。所以，張謇以名求利，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效果，但張謇疏於企業經營，沒有壯大實力，而市場競爭是激烈的，大生公司走向衰落。這是混淆。
第一，幻想以名求利。1895年，張謇以恩科狀元的名氣與「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的名義籌劃在南通創設紗廠。1898年，紗廠動工興建。1899年，紗廠建成投產。在大生創業階段，張謇辦事踏實，所以能克服困難，創立紗廠。但在大生有所起色後，由於張謇的高知名度，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提供貸款，大生基本上是來者不拒。大生以45萬兩銀子的資本成立，後來發展成總資本達3400萬元的企業集團，其實是建立借貸基礎上，給企業埋下隱患。
張謇嘗到了高知名度帶來的甜頭，所以在南通做慈善一方面是為了建設地方，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方便商業運作。只有企業具有高知名度，債權人才不會懷疑企業實力，才能借新款還舊債。張謇自稱：「南通教育慈善之發端，皆由實業。……凡專門之校六：曰男初級師範學校；曰女初級師範學校，女工傳習所附焉；曰甲乙種農業學校；曰甲乙種商業學校；曰紡織染學校；曰醫學校。……凡特設之事六：曰新育嬰堂，曰養老院，曰醫院，曰貧民工場，曰殘廢院，曰盲啞學校。總凡十有六所。」
時人見識「南通模式」後，說：「在此舉世混濁之中國社會中……惟張公所懷之理想，數十年始終一貫。表面分頭於實業、交通、水利之標榜，裏面則醉心於教育及慈善事業之振興。惟一主新中國之創造者，誠可謂治現今中國社會良藥，而非過言者也。」筆者不同意這樣觀點。從短期看，大生對社會有很多貢獻；但從長期來看，當企業經營困難，甚至破產，也無法對社會有長久貢獻。
後來，當大生公司沒落，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到1924年日本資金沒來，美國銀行借款也不成。日本與美國銀行當然不會看張謇的名氣，而看企業經營狀況，考慮能不能收回貸款。
第二，忽視壯大實力。大生紗廠不但投注大量資金到慈善，而且在經營上「本小事大」、「急進務廣」。比如，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紗廠擴張計劃，要把棉紡廠從兩個擴展到9個。再如，把企業集團辦成封閉小社會。其實，多數企業缺乏競爭力，盈利困難。特別是，大生先後辦起了40多個墾殖公司，而墾殖佔據大量資金，且受海潮等自然因素影響大，多數效果差。大生公司本來就建立在借債基礎上，在短期內辦如此多企業，更造成資金困難。
大生公司股本有一半是英國紗機折算過來的官股。長期以來，官股只拿分紅，不參與廠務。後來，民國政府成立，依然沒有參與企業經營。張謇也是大生股東，但所佔股份並不多。由於張騫是公司創辦人，也具有高知名度，因此大權獨攬，可以單獨決定公司經營戰略，可以任意抽調資金，股份制下的權力制約機制形同虛設。而且，張謇花費很多精力在政治上，對企業經營狀況並不熟悉，因此管理弊端叢生。由於張謇大權獨攬，引起股東責難，張謇拔高股東紅利率以換取支持。大生公司要擴展企業，要辦慈善，還要給股東高回報率，資金鍊很容易斷裂。
在市場好時，大生公司還能維持；當市場變差，大生公司就會走向衰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各國忙於戰爭，這使大生公司有了廣闊市場，帶來了「黃金時代」，贏利頗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使日本企業、銀行擺脫困境。其後，日本紗廠在中國大量傾銷，中國市場棉貴紗賤。而當時張謇在政治上已失意，北洋政府不可能給張謇大規模援助，所以大生在競爭中失敗。1925年，大生交由債權人上海銀行團接管經營。
張謇科舉出身，對企業經營管理並不熟悉，任意擴張，還大權獨攬，不是成熟企業家。雖然，他一時能從名氣中獲利，但長期很難在市場競爭中立足。其實，其他晚清商人在企業經營中也有各種弊端。
六、結論
有人認為，倘若張謇生活在政治昌明民主、經濟開放自由、競爭公平有序的社會裏，生活在「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的社會裏，會減少一些不太光彩或不得已而為之的人生片段，會發揮聰明才智。筆者認為，晚清不良社會環境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張謇等人才幹的發揮，但其實晚清環境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就政治變革可能性來說，晚清走向民主憲政的可能性並不小。所以，對政治與社會轉型的失敗，歷史人物要負很大責任，而不能只是歸結為外部環境。
還有人認為，張謇為近代傑出實業家以及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慈善家，在社會轉型中居功甚偉，無出其右。筆者不同意這樣觀點。的確，張謇對扭轉對商人歧視、商人參政、企業經營有一定貢獻，但在商業上不是成熟企業家，在政治上充滿各種幻想，沒有實現自己的實業救國的願望，更無法有效推動社會進步。張謇等晚清商人本身實力不強，而且更缺乏自立自強的勇氣，總是把希望寄託於某個強勢集團上。張騫具有很大局限性，不宜高估，更不應神話。
在創辦大生時，張謇撰寫《廠約》規定飲食，平常飯菜二葷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逢節日或招待來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點」。這就是張謇一生的寫照：小節出色，大節糊塗，也是很多晚清商人的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