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幻想實業救國而忽視政治變革，幻想清廷立憲而忽視革命選擇，幻想政治形勢而忽視自身立場，幻想袁世凱維護共和而忽視復辟帝制，幻想以名求利而忽視壯大實力。他依附於強勢集團，沒有自立自強的勇氣，沒有實現實業救國的願望，也無法推動政治轉型。以張謇為代表的晚清商人在企業經營、商人參政上有一定成就，但不是成熟的企業家和有遠見的政治家。
一、幻想實業救國，忽視政治變革
在政治專制下，張謇希望實業救國，這很難實現；如果沒有民主政治來保障市場經濟，實業救國是不可能的。他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這是短視。
第一，幻想實業救國。19世紀末，張謇等人希望以發展農、工、商、交通等實業來救國救民。張謇提出：「中國人數甲於五洲，但能於工藝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憂貧之事哉！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救國為目前之急，……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確，商人舉辦實業對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消費產品有一定作用，但所能幫助的人是有限的，認為實業能救國更是幼稚。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是專制，不解決此問題，不可能讓民眾生活更好。而且，商人在蠻橫專制者面前是弱者，不但救不了國，反而自身難保。
作為商人，張謇「務實」，「做一分是一分」，缺乏全盤思考。在1898年義和團事件中，張謇是東南互保促成者之一，使東南免遭戰火。清政府向其他國家宣戰，是錯誤的；而其他國家是應戰，是正確的。而且，清政府弱，其他國家強，所以東南互保是務實好選擇。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你不能無條件把「務實」推到其他領域。由於清政府是專制政權，蠻不講理，你不能把維持專制當做務實好選擇，幻想清政府能很好地保護商人利益。清政府壓榨普通民眾，使國內市場凋敝，不利於商業發展。而且，清政府也無法保護中國商人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正當權益。商業邏輯講究一分錢一份貨，但政治邏輯講究全局與策略。
「務實」的張謇不喜歡「務虛」的孫中山。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任命張謇為實業部長。到任後，張謇與孫中山第一次見面。在當天日記里，張謇對孫中山的評價是「不知崖畔」，認為孫中山太過浪漫、不知分際。其實，孫中山雖未曾躬身實業，但也為革命孜孜追求，在困難中前進。先不論孫中山的行為是否正確，但起碼他認識到了政治變革的重要性，在眼界上高於張謇。
第二，忽視政治變革。張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體，比如大生紡織公司從商部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准別家設立紡廠」的特權。所以，他們認為從專制到民主的革命代價太大，將破壞市場秩序與社會穩定，損害商人利益。其實，革命在短期內會帶來陣痛，會暫時衝擊商人利益，但從長期來看，民主政治會帶來更穩定的社會秩序、更發達的市場，也能保護商人財產，這些都有利於商人。
張謇忽視政治變革，就較少去累積政治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因此，張謇寧要幫助他人軍隊，也不會自己去組織民兵或軍隊。1911年11月，江浙聯軍攻下南京後，張謇派人送去50頭牛、1000瓶酒、600塊銀元、1000袋麵粉和1000匹布。在這點上，張謇不如同時代的廣東商人陳廉伯有膽識。當時，北洋軍閥、滇桂軍閥輪番據粵，軍隊滋擾，匪患猖獗。陳廉伯看到了政治、軍事對經濟、財產的重大影響，所以他聯合其他商人來組織商團，以軍事來保護利益，參與政治。1919年3月，陳廉伯出任商團團長，主張「寓兵於商」，宣佈商團四大宗旨：一、實力保衛地方；二、認定本團為獨立性質，無論如何不為政潮所左右；三、聯絡團軍，親愛感意；四、力謀擴張及進步。他在任內迅速發展商團實力，操練實彈射擊、巷戰等。1922年，陳炯明與孫中山政爭，商團維持治安，很得商民擁護。後來，陳廉伯的商團武裝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但的確比張謇更有膽識。
張謇忽視政治變革，甚至反對政治變革。在武昌起義爆發後，張謇曾經找到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人駿，希望派兵把革命鎮壓下去。張謇敵我不分，當然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在1926年日記中，張謇說「時局又變，翻覆甚矣」。當時，社會依然動盪，市場依然凋敝，張謇的設想沒實現。
二、幻想清廷立憲，忽視革命選擇
當然，張謇也沒有完全忽視政治變革，但只有清廷立憲一種選擇，而忽視、排斥孫中山的革命。這是狹隘。
第一，幻想清廷立憲。1906年，鄭孝胥與張謇等人在上海發起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是會長，張謇、湯壽潛是副會長，會員主要為江蘇、浙江、福建的商人，其中很多曾任過政府官職或具有官銜。預備立憲公會以「奉戴上諭立憲，開發地方紳民政治知識」為宗旨，公會印報刊，還開辦法政講習所以培育立憲人才，致力於商法的編纂頒行。
1910年，張謇等人連續三次在北京發起請願活動，要求清廷縮短九年籌備期，速開國會。清廷從最初婉拒，到後來制止，再到最後決定將「國會定限縮短三年」，為國會大請願運動畫下句點。這引起了立憲派內部的分裂，張謇任議長的江蘇咨議局為此致電咨政院，對國會提前成立表示祝賀，而如咨政院議員李素就說，「速開國會的目的不能達，人民失望，而江浙獨爭先電賀，以懈怠民氣，本員甚覺痛心。」顯然，張謇的立場比較偏向清廷。
儘管張謇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特別是君主立憲抱有很大希望，但清政府並不理睬。1911年5月，清廷宣佈了「皇族內閣」名單，讓立憲新政成為泡影，輿論失望。此時，張謇還決定赴京直諫攝政王，並請求批准他的中美合作投資計劃。既然清政府已決定不再走君主立憲道路，張謇還一再對清政府抱有幻想，就有點愚忠了。在個人情感與國家前途面前，張謇選擇了個人情感，顯得意氣用事。
第二，忽視革命選擇。其實，立憲、革命沒有優劣之別，都是一種選擇。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或一種手段，持開放性態度才是明智之舉，而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如果選擇革命，犧牲會更大一些，但更徹底一些；如果選擇立憲，犧牲會小一些，還會保留君主，但君主權力受限制。就像現在的美國共和、英國君主立憲都是民主制，沒有誰優於誰的問題。
即使孫中山等革命派有缺陷，張謇也可以接觸，對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主張提出異議，促使其改變綱領，探討合作可能性。當雙方合作，實力才能壯大，建立民主政權，但他從來沒這樣做。的確，當時孫中山實力還不強大，但實力不是一成不變的，革命派可能會壯大強大，何況張謇也可以幫助孫中山壯大實力，但張謇也沒這樣做。即使革命派實力不強，但清政府自身失誤也可能導致革命。後來，清政府實施鐵路國有政策，製造社會對立，引發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張謇等人是既得利益群體，沒有勇氣成為革命者，也抵製革命，而只認定君主立憲。辛亥革命的爆發證明這種策略或想法是失敗的。
三、幻想政治形勢，忽視自身立場
形勢千變萬化，個人也可以據形勢調整立場，但調整不等於沒有立場，不等於完全跟着形勢走。張謇等人只是跟着形勢走，而沒有自身立場。這是無原則。
第一，幻想政治形勢。張謇等人請求清政府君主立憲，寄託於他人，不可能引導形勢，只能跟着形勢走。所以，當武昌革命爆發，張謇等人反應就有些措手不及，比如革命會不會成功。在多變政治環境中，張謇等人沒有預計、沒有準備。
1911年5月，清廷宣佈「皇族內閣」名單。6月，「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成立。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爆發。10月12日，張謇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派兵「援鄂」，鎮壓革命。10月16日，張謇與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10月21日，張謇以江蘇咨議局名義發出致內閣電。可見，張謇還想挽救清王朝，痴心未改。11月3日，陳其美在上海武裝商團協助下，攻下道台衙門、縣署及江南製造局。接着，蘇州、杭州的立憲派宣佈脫離清政府。在此情況下，張謇轉向共和。11月6日，他致電進攻武昌的袁世凱，勸「趨於共和」，與革命派達成協議。
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個月，張謇的立場跟着形勢在不斷變化：鎮壓革命到君主立憲再到支持革命。
第二，忽視自身立場。個人可以有手腕，但不能沒有原則，不能成為變色龍。你應該認真學習，努力思考，權衡利弊，明確立場，再根據形勢制定策略，準備各種方案。如果當初張謇不那麼反對革命，與革命派有所接觸，就不會顯得如此被動。在短時間內從鎮壓革命派到支持革命派，如此變化太過於迅速，顯示政治上的不成熟。張騫遊走於清政府、袁世凱、孫中山之間。
而且，張謇曾說：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其實，張謇很熱心仕途。1876年，張謇在淮軍統領吳長慶處任軍幕文書。1894年，張謇成為狀元，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任，江蘇咨議局議長。民國成立後，張謇先後擔任過孫中山與袁世凱內閣的部長。可以說，張謇與官場有密切聯繫。如果前面還是父命難違，後面就是喜歡權力。商人從政是正常現象，不用遮遮掩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