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黨的縣委書記、副書記，看上去道貌岸然，他們可以說話不算數，決議可以推翻，不要臉到這種可恥的程度！半月後組織部長楊曙被強加「排斥北方老幹部」的罪名而劃為右派。實際上幾個北方老幹部是按上級文件自願退休，楊謙維書記比誰都清楚，但硬要對楊曙栽贓陷害。宣傳部長王文、財貿部長崔汝益、加上楊曙和我，四個縣委委員均成右派，幾乎占縣委班子的一半。其中崔也不屬邊縱地下黨，是土改中提起的農民幹部，只是批評過何啟守的老婆王菊芳，就成了打擊對象。宣傳幹部張惠仙因為是楊曙的愛人，當然劃為右派。縣府秘書鄭汝才、檢察長周家福也都是右派。
1958年5月，謝富治親自在省委中製造一個大冤案，即「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就硬說我們6個人是鄭王反黨集團「在威信的代理人」，名曰「以楊曙為首，吳之伯為骨幹的反黨集團」，是「有預謀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集團」。兩尺多高的大帽子寫上姓名戴在我們頭上，反覆遊街示眾，大小會進行不計其數的批鬥。管理我們的那位打手楊大平對我出口漫罵，追問我們「集團」的秘密聯繫方式，都被我戲弄回擊，他惱羞成怒，讓我在烈日下罰站，不給我吃飯。但用盡手段並未取得他需要的效果。從58年3月到8月我們都過着這種被批鬥凌辱的日子。凡是我工作過的地方都要押解我去「肅清流毒」，每次鬥爭會結束，跟着就是寫不完的檢查和苛重勞動：背煤炭，抬石頭，修路，出夜工，栽秧，背肥土鋪地等等，天天折磨得筋疲力盡。
一天下午，狗腿子楊大平帶我到田垻鄉去接受鬥爭。我在這裏蹲過點，幹部群眾對我比較熟悉，楊大平命令我來回三十里到「兩河岩」背青核桃。因未吃午飯轉來，已是黃昏時刻，飢餓難耐，他令我開完鬥爭會才准吃飯，逼着來的群眾約二三十人開鬥爭會。有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婆婆擠到我身後假裝批判，暗中向我衣袋裏塞進六七個煮熟的雞蛋，另一隻衣袋塞滿五個苞谷粑粑。散會後，我邊吃邊流下熱淚。善良的人民並沒有把右派視為敵人。這給我極大的安慰，也是對反右的諷刺。飯後社長把我關進臥室上了鎖，對我說：「吳同志，管他們喊不喊出夜工，你只管好好睡覺。」天亮了，楊大平到社長家問「吳之伯出夜工背肥土沒有？」社長說「人家一夜背到天亮，剛把背籮放下來，我叫他去睡一下。」
一天帶我到馬家鄉去批鬥，他喊來約三十個人，楊大平高聲說「今天鬥爭右派分子吳之伯，他說你們馬家鄉病死的人是餓死的，他反對社會主義，要走資本主義。」然後他叫事先佈置好的兩個人發言，群眾看清是鬥爭我，不到半小時就三三兩兩散完了場。楊大平垂頭喪氣掃興收場（後來楊大平這名痞子因反右有功，由一個市場管理員一躍而為縣委組織部長）。
與此同時，昭通、魯甸、鹽津揪出了三個「反黨集團」，鎮雄縣長歐陽興科、會澤縣長段建中相繼「補課」為右派。
五、勞教生涯
好不容易熬到1958年8月底才宣佈處理，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以「極右」身分送到彝良縣大坪農場勞教，還扣發我8月份工資。大坪農場山高坡陡，懸崖絕壁，陰雨多霧罩大，與朝天馬老林接界。主產洋芋、蕎子、苞谷，也有產量極低的十多畝水田和苞谷地，氣候極為惡劣。500多名勞教員中以右派為主，又正當三年人禍大量餓死農民時期，農場分等吃飯，強勞動吃一等飯即一市斤半苞谷飯，中等勞力每天吃一斤二兩，三等即弱勞力吃一斤。有時用小洋芋砍成小塊，灑上一點苞谷面，伙食水平不如豬食。有時三斤洋芋抵一斤飯，由於長期缺油，半碗水煮白菜湯，加上超負荷的體力勞動：農忙栽插點種，農閒時背煤炭或深翻土地，一個個餓得皮泡臉腫。管教們提倡「互相揭發」，經常性的捆綁批鬥，死亡屢見不鮮。我在場的三年半零十五天究竟死了多少人，缺乏精確統計。有人數過張家灣的墳堆有44個，還有死在半路和外地的15名共59名。這還是極不完全的統計數。
當然比起有名的甘肅夾邊溝來這就不算什麼了。但夾邊溝是荒寒不出糧食的貧瘠山溝，而滇東北是糧食滿倉的地方，照樣大量餓死人。這是時代性的人禍災難。如此的勞役生活我算是大難不死，1962年摘帽後安排我到鎮雄縣林業站當林業員，在農村安了家，在照樣受屈辱中又熬過了十四年。後五年在中學教英語，直到21年後的1979年「改正」復職。威信縣人大常委主任汪家友在大會上說：「當年吳之伯同志調查的馬家鄉餓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實的，說餓死25人，太少了，實際兩個月餓死80多人。」
改正復職後安排我到昭通師專任副校長，可嘆的是我在風雨飄搖中無所作為浪費了21年生命，到師專時已是半百之人。
其實我們這些「右派」，不論黨內黨外都是一些憂國憂民，忠心耿耿，有良心，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工作的人。對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錯誤反右運動直到今天尚未作出公正的歷史評價，反右災難的罪魁禍首至死不願作半個字的認錯，反右的副帥和主要操辦者羞羞答答在歷史面前作不出像樣的語言解釋，但又拒絕平反、拒不補償。淺層次的原因是領袖面子，本質原因是堅持獨裁體制，害怕民主思潮，死不放棄政治特權和已經到手的既得利益。這就是反右這筆巨大歷史欠賬和道義欠賬拖延五十多年不敢正面清償的原因。
但是，拖延越久，清償的難度和代價就越大，這是黨內外和國內外的共識。執政黨被反右的罪惡綁死在恥辱柱上而不願自我解脫，這就是當代中國人所共見的事實。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