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做法就是在1957、1958年借反右運動，對雲南地下黨和邊縱幹部實施整體圍殲。
直到2007年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才由內層傳出，就是1949年渡江和佔領南京後，坐鎮了北京朝廷的毛澤東對大軍區級黨政軍班子下達了一個「新十六字方針」，規定對於地下黨和游擊隊幹部要「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說直白點，政權到手了，鳥盡弓藏、卸磨殺驢了。
由此，中國人才終於明白了謝富治所持的尚方劍之訣，也才終於找到了他治滇七年所有兇殘不義之舉的思想來源和聖旨依據。
1953年我到威信組建供銷合作聯社就緒後，鑑於聯社承擔的經濟任務份量之重，1954年讓我進入縣委班子。縣委書記楊謙維是43師政治部一名宣傳科長，山西長治人，為人驕傲蠻橫，主觀武斷，自稱是「黨之驕子」，是「薛政委最寵愛最信任的幹部」。另一位副書記兼公安局長何啟守更有過之，作報告「西瓜」連篇，經常訓人、罵人。一次他叫我大量收購洋芋種，我耐心解釋說明供銷社初建，縣社房屋簡陋窄狹，資金不足，如勉強大量收購，勢必大量霉爛損失。他仍堅持要收。我無奈只有向昭通合作辦事處王文炳主任請示，他實事求是地同意我的意見。可在當年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批判「高饒反黨集團」的本縣四級幹部會議上，我被重點批判，說我「不執行縣委批示，鬧獨立、分裂和擺脫黨的領導」等等，同時受到批判的還有團縣委書記雷映華（女，邊縱地下黨）。我第一次想到「高饒事件」與我們相隔千萬里，跟我們毫無關係，為什麼要這樣胡扯呢。
1954年，何啟守看中了銀行秘書馬燕這位年輕回族小姑娘，企圖強迫娶為己有。馬燕不從，何副書記竟持槍強姦。在一次縣委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上，馬燕含淚走上主席台揭發何啟守的獸行，立即被楊謙維書記阻止。馬燕有冤無處訴，當場昏倒於會場。楊謙維全力包庇何啟守，在幹部中散佈「這個小馬太不像話，自由戀愛嘛！何同志向你求婚，不同意就算了，何苦糾纏不休呀！」馬燕終於被強加「小集團活動」的罪名開除公職，她憂鬱成疾，後經多次向上申訴，收回威信縣降級使用作醫院掛號員，1957年終於找到迫害機會，把馬燕劃為右派，送大坪勞教。
1955年，繼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大冤案之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掀起了以「肅反」為名的新一輪打擊知識分子的高潮。謝富治、薛韜、楊謙維等進一步整人。楊在威信縣委擴大會上提出「江新澤（邊縱地下黨員、時任縣委秘書）就是個反革命」，證據是：一是他偷聽敵台（偶爾扭錯，好奇聽兩句），二是縣委召集四級幹部會，叫江務必要把鄉社幹部通知到齊，結果仍有邊遠鄉社幹部三四人未到，這是「江秘書有意不通知，破壞四干會」。會上有人提出「也許他是通知到了，說不定家裏有事未來，也未可知。」楊謙維板起面孔訓斥：「你們這些人，就是沒有擦亮眼睛，只看得見拿槍的敵人，看不見暗藏的敵人，和老虎睡覺還不自覺，你們的立場站在哪邊去了？」誰也不敢再說什麼，因為楊謙維是一言堂。江新澤因此而被抓進監獄，很久後平反。
合作化以來楊書記曾在雙河區親自培養了一個苗族社長叫楊洪燦，全縣在這裏召開過多次合作社樣板現場會，一時間楊洪燦成了有名的先進人物，曾到地區和省參加過先進模範會議。此時楊書記聽信讒言，說「楊洪燦不是出身貧農而是破落地主」，「暗藏在社裏大肆貪污，虐待社員」。楊書記「擦亮」眼睛一觀察，覺得他真像一個暗藏在農村的反革命份子，就親自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戳穿反革命份子楊洪燦的真實面目」，印成數百份小冊子發到機關和和全縣農村去學習，後將楊洪燦判刑十五年，沒收全部家產。以上兩件冤案終於在被害人不斷申訴後的兩三年內，得到複查平反。此類出爾反爾、翻雲覆雨的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從毛澤東那裏直接學來。
三、馬家鄉餓死人事件是惡勢力反人民的鐵證
1955年春天，威信縣有幹部向縣委反映，馬家鄉兩個月內餓死70多人。縣委派幾個醫生下去了解，是否有什麼「傳染病」發生，實際上由於楊謙維過左的推行糧食統購統銷，規定每戶除交公糧外，每人只留350斤口糧，其餘全部作為餘糧賣給國家，造成一些鄉社收糧過頭，缺糧餓死農民的情況是的確存在的。但政治壓力很大，群眾和幹部不敢說，怕挨批評、鬥爭，怕扣上「反對糧食統購統銷」的大帽子。醫務人員向縣委匯報也是吱吱唔唔，說是「黃腫病」、「黃皮寡瘦，沒有精神就死了」，「也許是缺乏維生素A、B、C」。楊書記說「在我們北方大災荒年，草根樹皮都要吃掉多寬，馬家鄉又不見如此呢？」醫生說「我們見到群眾上山挖蕨根吃的倒是不少。」何啟守副書記連忙說：「蕨根打了澄出來的粉是一種最好的營養品，有這東西吃，還叫缺糧餓飯嗎？」討論結果草草收場。幾個星期過去了，馬家鄉餓死人的消息在機關幹部中議論紛紛，縣政府秘書共青團員林昌其就直接寫信報告了周恩來，大意是說：「威信縣委官僚主義嚴重，壓制民主，過左執行糧食統購政策，餓死了人還不承認。」周批示，叫雲南省委查明情況。省委將周批示連同林昌其的信件轉發至威信縣委（當時在縣委會上傳閱，我親自看過），此事又拖到1956年，地委派中級法院副院長陳純伯帶工作組到威信複查，縣委書記叫我參加組成聯合工作組，任副組長。一行十多人，共赴馬家鄉進行調查，那時我已由宣傳部調任縣長，經過二十多天對死者家屬逐戶走訪，打消顧慮，一些家屬說了真話，最後工作組一致認定25人屬於餓死，縣委會議上也無可非議如實上報，結了此案。但事情出人預料，此次調查結論竟然出現逆轉。
1957年春，中央通報廣西某縣餓死人，原地委某某兩個領導受處分，縣委書記被撤職，令全國各地及時檢查上報是否有類似事件發生。昭通地委指示再次複查馬家鄉事件，楊謙維書記嚇破了膽，又叫我帶原威信工作組再赴馬家鄉調查，經多天訪問分析，工作組認定，仍有17人是缺糧餓死無疑（此時群眾顧慮更大）。向縣委匯報時楊書記說：「我就不相信馬家鄉會有人餓死，你們是聽富裕農民牴觸糧食統購統銷的叫喊作調查的，你們的立場站到資本主義那邊去了，現在由何啟守副書記任組長，吳之伯同志任副組長，明天就去馬家鄉再次調查。過去調查說這裏有25人餓死，我很有懷疑。」
這位何副書記的能力，真比我們高明幾倍。剛到馬家鄉的第二天，他就通知死者家屬到鄉上開會，首先由他操着北方口音大聲向大家作報告，講糧食統購統銷的好處「就是要讓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為了支持國家工業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你們說統購統銷政策好不好？」一個個衣裳襤褸、面黃肌瘦的死者家屬有氣無力的回答「好好好！誰敢說這個政策不好！」何副書記得意的又問「既然好，那麼統購統銷會不會餓死人呢？」大家互相觀望、七零八落的回答「不會！」「不會！」他又說「既然不會，那你們的親人是不是餓死的？」大家冷冷的回答：「不是，不是，是病死的。」何啟守非常滿意，叫人拿紙筆來，一個個寫上姓名，蓋上手印，並要寫明是什麼病而死的，多數人說的是「黃腫病」少數人說的是「心口疼」、「腳杆疼」等等，結果馬家鄉的農民一個餓死的也沒有，全是病死。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楊、何二書記早有安排，用這種卑劣的手段壓制群眾，既逃脫罪責又嫁禍於人。到了1957年整風反右中，過去參加過調查馬家鄉事件的一些人如中院副院長陳純伯及邵克忠等均打成右派，寫信給周恩來的林昌其不但劃右，還上升為現行反革命，投入監獄判刑十餘年（勞改幾年後出獄）。
四、打成右派是專制暴政下的必然
1957年底，省委召開六次全會，安排58年大躍進工作。省委書記謝富治佈置「反右補課」。他說的是：要把明年大躍進搞上去，必須把黨內縣以上隱藏得深的右派分子挖出來，要從邊縱、地下黨，大中學生，出身不好的人中去找，像挖山藥蛋一樣一窩一窩挖出來。
1958年3月，縣委開始「整改補課」，我從黃水河大堰調回參加。地委派組織部長范玉琦到威信坐陣指揮，我就被劃為「右派」了。罪名是：「一、有意將馬家鄉病死的人說成餓死，又擅自批准供應水田鄉彝族寨子糧食4600斤，反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二、他說黨委機關與政府機關是平行的，企圖鬧獨立，擺脫和取消黨的領導；三、在宣傳部工作期間，組織幹部學習辯證唯物論，又在機關組織文藝隊伍，是為了招兵買馬擴大反黨勢力」。在最初對我的批判鬥爭中，我還以為有辯解反駁的權利。我聲明「馬家鄉餓死人不是我一個人調查的；所謂『黨委機關與政府機關是平行的』，是楊謙維書記在會上傳達的，有記錄可查；批准糧食供應彝族寨子也是楊書記同意的。」得到的回答是「楊書記會說出這些話嗎？楊書記會同意你批糧食支持資本主義嗎？你的右派是本質決定的，是客觀存在的，你是階級敵人，沒有你辯駁的權利！」我這才悟出要誰當右派不在乎鳴放不鳴放，當權者早已內定了右派名單，無法逃脫。什麼黨內民主，實事求是，言者無罪，全是虛偽的面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