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92年，謝振華將軍在《難忘的回憶》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對張春橋和王洪文說，陳永貴這個人對我們有用處。於是，『四人幫』便把陳永貴划進自己的勢力範圍，硬是把陳永貴塞進了中央委員會，以後又拉進中央政治局，同時還讓他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撈到了政治資本以後，便為『四人幫』實現篡黨奪權的政治目的充當打手，他自己也到處招搖撞騙。不想，事隔幾年，陳永貴搖身一變之後，在秉承『四人幫』的旨意主持省委擴大會議批判我時，竟逼着我承認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圖致我於死地，殺人滅口，以隱瞞他的罪惡歷史。」
發現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謝振華按照組織原則妥善處理。周思來說：「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由於謝振華在山西「支左」採取「一碗水端平」的辦法，這樣就損傷了「總站派」日益擴張的利益。陳永貴想利用「大寨紅旗」的金字招牌，徹底砸爛「兵團派」，使「總站派」在山西取得說一不二的地位。謝振華則從黨性原則出發，以客觀、公正、冷靜的態度觀察、認識問題。他發現劉格平、陳永貴等行」左「實右，表面唱着無產階級的高調，實際上支持打、砸、搶、抄、抓，維護他們的派性利益，給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漸與劉格平、陳永貴之間產生了分歧，以至發生了矛盾。
1968年初秋，全國搞清隊整黨，為黨的九大召開作組織準備。謝振華在負責山西的清隊整黨工作時，查出了陳永貴的歷史問題，這樣，無形中又加劇了他們之間的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領導小組辦公室收到一封人民來信。信中揭發了陳永貴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日偽組織充當情報員的歷史問題。
具有豐富的安全保衛工作經驗的謝振華聞知此事後，非常重視。他對辦公室的幾位知情同志說：「我們要調查研究，查清事實再說。目前，要嚴守秘密，不能傷害一個好同志，但也不能有一絲疏漏。」
謝振華與「支左」領導小組的其他幾位負責同志商量後，決定責成由北京軍區保衛部在山西「支左」的劉旭等三名同志負責查證此事。
劉旭等人立即奔赴陽泉市。通過查證，他們在陽泉市商業局炊事員李觀海的個人檔案中發現一些線索。李觀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鎮反時，他交代過自己曾參加昔陽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並當過情報員的罪行材料。同時供稱，情報員中有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還有陳永貴。於是，劉旭又翻閱王久榮的檔案材料。從中也發現王久榮的供認記錄。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榮也供認自己參加了「興亞會」的事實，並交代陳永貴還是他們情報小組的負責人。
為了弄清事實真偽，調查組的劉旭等人又查閱了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一二九師敵工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確有陳永貴的名字，並註明他是偽村長、情報員，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的領導成員之一。陳永貴每周去昔陽兩次，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繫。為此，當地群眾給陳永貴取了個綽號叫「陳二鬼子」。抗戰勝利後，昔陽人對給日本人幹過事的人特別痛恨，用石頭砸死不少這些被叫做「漢奸」的人。陳永貴非常恐慌，也擔心自己被砸死。於是，他向大寨第一任由共產黨員擔任村長的趙懷恩託孤，請求村長保護他的子女長大。趙懷恩比較實事求是，為陳永貴說了好話。他說：「當時日本人來了，總要有人出面，別人不敢，他膽大，他當了偽村長，參加了『興亞會』，可能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報都有，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諒。」後來，陳永貴終於又保住了性命。
主政山西省委時的謝振華
調查組調查的結果是：確有此事，證據確鑿。於是，立即向謝振華匯報。
這時，黨的九大要準備召開，中央責成山西「支左」領導小組負責審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資格，並指定謝振華為審查小組的負責人。
陳永貴得知此決定後，立即主動找謝振華交待自己的這段歷史問題。
當時，謝振華把陳永貴約到太原市的迎澤賓館談話。在賓館第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陳永貴主動向謝振華司令員兼「支左」領導小組組長交待自己的歷史問題：「謝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
「不要着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謝振華心平氣和地開導他。
陳永貴很想當黨的九大代表，沒料到在節骨眼上露出了疵點，讓他如何不着急?他轉念一想：應當主動找謝司令交待，或許情況會好點。
陳永貴低聲說：「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後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本人送情報。我是三小組的負責人。」
老保衛科長出身的謝振華提問題會抓關鍵，他單刀直人問陳永貴：「送情報和什麼人聯繫?」
陳永貴回答：「是和日本駐陽泉憲兵隊的清水隊長直接聯繫，規定每周去送兩次情報。不過，情報有真有假……」
謝振華認為問題已非常清楚了，於是，讓陳永貴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組織，不要有過多想法。
隨即，謝振華召開六十九軍黨委會，專門研究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最後決定，嚴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則處理此事。
1968年9月，謝振華派赴北京出席全國軍工會議的副軍長李金時專門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當即指示說：「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複印件可報中央。」
李金時從北京開完會回到太原，立即將周總理的指示向軍黨委作了傳達。並把有關事宜向謝振華作了匯報。
12月，六十九軍正式以軍黨委的名義，將陳永貴的歷史問題報請北京軍區黨委轉呈黨中央。
不久，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謝振華又當面向總理請示有關陳永貴出席黨的九大代表的問題。
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此事作為歷史問題來處理。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作為山西省出席黨的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小組負責人，謝振華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同意報請大寨的勞動模範陳永貴、西溝的勞動模範李順達和陽泉礦的勞動模範王體、大同礦的技術幹部韓英分別作為山西的農民和工人代表，出席黨的九大。後來，陳永貴、李順達當選中央委員，王體、韓英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也把他們四人同時選人省委領導班子。
陳永貴從黨的九大當選中央委員以後，又接連在黨的十大、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究其原因，1992年，謝振華將軍在《難忘的回憶》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對張春橋和王洪文說，陳永貴這個人對我們有用處。於是，『四人幫』便把陳永貴划進自己的勢力範圍，硬是把陳永貴塞進了中央委員會，以後又拉進中央政治局，同時還讓他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撈到了政治資本以後，便為『四人幫』實現篡黨奪權的政治目的充當打手，他自己也到處招搖撞騙。不想，事隔幾年，陳永貴搖身一變之後，在秉承『四人幫』的旨意主持省委擴大會議批判我時，竟逼着我承認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圖致我於死地，殺人滅口，以隱瞞他的罪惡歷史。」
曾一直報道大寨真的和假的先進事跡的新華社記者馮東書說過一句妥帖的話：「『文革』翻來覆去的爾虞我詐，可把陳永貴培養『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