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軍故意轟炸美國班乃島號，美國能夠做到無動於衷，但當日軍1939年佔據海南島之後，又於1941年入據印度支那威脅新加坡時，美國則不惜戰爭也要與日本全麵攤牌。因此，南海諸島的軍事化，必然會帶來美中關係的對抗，對於這一點，大陸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當大國之間因核心地緣利益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時，不要對經貿的緩和作用抱有過高的期望。美國國務卿赫爾在他的回憶錄里，就日軍入駐印度支那後美國對日禁運的決策過程曾經寫道：「如果對日本施加經濟制裁，日本固然承受最沉重的負擔，美國也得同樣承受最沉重的負擔，因為美日之間的貿易額為所有歐洲國家對日貿易總和的兩倍。但是日軍佔據印度支那所產生的風險顯然超越了這一切。」他的這一認知，顯然清晰地顯示了大國地緣利益中最關鍵的部分是什麼，考慮到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的評價趨於負面，貿易在未來中美關係上的正面影響將更加有限。
無論大陸的媒體和網民在南海議題上多麼鷹派好戰，都必須對這些無負責能力者言論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認知。在普法戰爭前，正是法國煽動戰爭的報紙，取代了軍事專家的審慎，逼迫法國在毫無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墜入俾斯麥的圈套，從而引發了國家的災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好戰報刊不斷地逼迫德國採取不必要的擴張行動，給各個大國製造了足夠的恐慌，迫使英國、法國、俄羅斯這些矛盾重重的大國團結在一起最終摧毀了德國。專欄作家和網民是不需要承擔歷史責任的，他們對地緣政治本質的理解也相當有限，他們只負責在特定的社會氛圍下發泄特定的情緒，他們從來都是不值得依靠的。
為了迎合民眾情緒，出售更多的報紙，報紙們往往訴諸不需要付出犧牲的勇猛言論。1911年7月2日，德國與法國因摩洛哥危機瀕臨戰爭邊緣，民眾狂熱要求動用武力，《萊茵日報》（Rheinisch Westfalische Zeitung）鼓動說：「大哉此舉！終於有所行動，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陰霾一掃而空。」《慕尼黑新新聞》(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建議政府全力向前沖，「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無法預料的狀況」，亦在所不惜，這種言論氛圍驅使德國政府採取了極端強硬的措施，最終迫使英、法、俄因對抗德國，而取得了全面諒解。令人諷刺的是，隨着一戰爆發後戰爭負面效應的加劇，德國民眾逐漸厭戰，這些報紙紛紛改頭換面咒罵戰爭，同樣取得了不錯的銷量——而開戰的德皇也被隨後拋棄。
面對周邊錯綜複雜的地緣形勢，中國需要具有明確的目標和清晰的認知。大國外交的驅動力，從來都不應該是大國的虛榮，而應是利益的考量，此乃黎塞留和俾斯麥締造霸業的智慧，也將是中國崛起的唯一外交基礎。
「讓英國對德國保持善意其實非常簡單，畢竟，自威廉三世以來，英國人只會為了比利時的港口和地中海的海峽作戰。」——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
「與英國就海軍軍備問題達成的妥協，將瓦解倫敦的反德意識，有利於帝國在中歐取得行動自由。這是閣下無論如何都應該理解的德國未來外交政策（1936入侵萊茵、1938吞併奧地利和捷克）的基礎。」1935年，希特拉就《英德海軍協定》的重要性，對德國外長康斯坦丁·紐賴特男爵發佈訓示
二、警惕列強走向反華的聯盟
我們可以預期的是，當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奧布萊恩和國務卿蓬佩奧不顧疫情多次走訪歐洲，並勸說各國官員之後；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BBC等媒體對歐洲各國民眾發起強大的宣傳攻勢之後；歐盟對中國的態度將不得不發生改變。對此，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有備才能減患。
儘管很多人對歐盟抱有幻想，但事實上，作為一個經濟、安全、意識形態上弱勢的政治聯盟，歐盟幾乎不可能抗拒美國的壓力。
首先，歐盟在意識形態上完全受美國影響，其對世界秩序的共識上，很容易受制於美國人。這使得美國很容易通過公共外交的渠道影響歐洲各國對華政策，而且美國對歐洲高層影響更大。
以下是2020年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其中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英國的《金融時報》，乃是被轉載最多的外國媒體，實際上，德國世界報、圖片報、法蘭克福報和瑞士德語蘇黎世報，平常都以大段引述美國媒體觀點著稱，即美國媒體足以影響甚至主宰歐洲大國的善惡是非觀。
如果中美陷入對抗，那麼我們將在歐洲不得不看到各國主流輿論在美國的影響下逐漸轉向敵視中國，他們會將中國視為與Nazi等同的惡魔國家。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惡意將會不斷攀升，直至改變歐洲對中國的政策。
而且，不僅僅是公共外交能力，英美與歐洲各國的外交官和政客間有着諸多共同的交集和合作，彼此不僅僅是外國官員那麼簡單，更是同僚，他們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沒有多少障礙，很容易不斷影響彼此，進而形成說服（美國政府往往會通過英國來影響歐洲）。就像皇帝身邊的太監或枕邊人一樣，朝夕相處，足以通過不斷陳述改變皇帝的看法。相比之下，中國就像遙遠的忠臣，雖然對歐洲飽含善意，但交流的機會非常有限，很難影響各國官員的看法。
所以，無論是公共外交，還是高階交流，美國都能比中國更容易左右歐洲的看法，即便是排除其他方面的因素下也是如此。可以確信的是，無論是馬克龍，還是默克爾，他們很難在美國打造的輿論和高層壓力下長期維持對中國的善意。
其次，在地緣政治上，美國本身對歐洲各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對歐盟國家的影響要遠大於德國。
我們可以看到，長期以來，北歐、東歐諸國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羅馬尼亞、瑞典、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希臘、丹麥、挪威，這些國家，信任英美遠勝過德國、法國，英美對這些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是決定性的——瑞典、丹麥、挪威等國長期在歐盟跟隨英國政策。
與此同時，南歐各國，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歐奧地利、荷蘭、比利時、則對美國的態度極為看重，幾乎不可能繞開美國行事。
如果德國、法國試圖在歐盟框架下抵制美國，他們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這兩國若想有所作為，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即便排除他們在軍事上、技術上嚴重依賴美國。
最重要的是，美國對歐洲各國幫助多次，儘管美國也欺負過歐盟國家，但各國更記得美國在歷次重大危機中對歐洲各國施以援手。大多數歐洲國家很難從感情上真正不追隨美國。
事實上，英國脫歐之後，喪失了影響歐盟的最強大橋樑，美國對歐盟的統治已經削弱很多，但即便如此，美國對歐盟依然有着難以迴避的巨大決定性影響力——這一點，是中國很難抵制的。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的是，當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奧布萊恩和國務卿蓬佩奧不顧疫情多次走訪歐洲，並勸說各國官員之後；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BBC等媒體對歐洲各國民眾發起強大的宣傳攻勢之後；歐盟對中國的態度將不得不發生改變。
對此，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有備才能減患。
7月13日，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奧布萊恩不顧疫情，走訪法國，與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盟國官員協調對華立場，這是奧布萊恩及歐洲盟國高級外交官討論對華問題（右邊女性為美國駐法國大使），7月21日，蓬佩奧緊隨其後訪問歐洲，進一步協調歐洲盟友打擊中國。
三、不圖虛名，做真正的愛國者
這年頭，高喊口號，迎合輿論，確實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
在當前中國國家地緣風險諸多問題中，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這裏所要說的，假如中美對抗甚至決裂的浪潮無法扭轉，那麼如何在近乎決裂的大環境下處置中美風險，就成為一件不僅僅是重要，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這裏面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含糊，對於國家政權的穩定來說，亦是如此。
然而，外交風險的走向卻是變化無常。
從2016年南海事件到2017年特朗普訪華，再到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及2019年HK事態發展和貿易戰升級，再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HK衝擊，中美關係經歷了從惡化到友好，再到惡化變友好，友好變惡化，惡化再友好，友好再惡化的多重反覆過程。
很多時候，事態變化的速度往往不到幾十天，譬如特朗普今年1月份還宣稱要訪問中國，2月份還讚揚中國疫情控制，但現在，這位總統的對華政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且，一些國人眼裏的短期或微小問題，往往會帶來長遠的衝突或巨大的改變。
譬如，2016年的南海事件，乃是中美兩國為了各自眼裏的國家利益，正面直接衝突開始，這種持久不斷的衝突不僅過去帶給中美關係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將來還會繼續惡化彼此的映象——事態並未如當時很多專家預期的那樣，僅僅只是短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