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
多年以後，苟晶對於當年連續兩年落榜之後的痛苦依然記憶猶新。
她說：「這件事情受傷害最大的是我父母。當時在農村的生活有多艱難，連續供我讀兩年，又是多困難，兩次都落榜，那種失落感和愧疚感無以言表。」
這些天來，人們對苟晶、陳春秀這兩個被頂替的山東農家女投以巨大的同情。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體會她們「被偷走的人生」意味着什麼。
高考之於底層孩子的意義，若非置身其間，站在岸上很難看得真切。
有誰在高考之後很多年，還會做關於高考的噩夢？
我會。上大學乃至大學畢業之後的若干年，我幾乎每年都會做高考噩夢。
有時候是夢見自己考砸了，落榜了；有時候是夢見自己在考場上，鈴聲響了才發現忘記圖答題卡；有時候是夢見考得成績不理想，正在糾結要不要復讀……
然後當巨大的失落和壓抑像大山一樣壓住自己身體的時候，我便醒了，重新意識到自己早已過了高考這道鬼門關和獨木橋。於是裹緊被子，滿心慶幸。
後來我跟高中同學交流，發現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多年如一日地做着高考噩夢，大家的夢境都是類似的。直到最近兩年，我才不再做這類噩夢。
我們在怕什麼？
我們怕唯一的救命稻草沒有抓住，我們怕生活中僅存的光一閃而過，我們怕全家人的多年期望一夕落空。
現在看，跟陳春秀、苟晶們的高考噩夢相比，我們這些高考勝利者的噩夢算什麼啊。我們醒了也就好了，而她們的人生就是一場巨大的噩夢。
每一個寒門子弟的高考夢都不是自己的。
陳春秀有個哥哥，但是哥哥成績不如她，父親說誰成績好供誰，所以哥哥輟學，陳春秀繼續念書。
苟晶姐妹三個，家裏負擔不起三個人的學費，二妹退學去餐館刷盤子，一天一元工資，一個月30元都交給父母，資助姐姐妹妹讀書。
山東因「女人不上桌」等陋習常被批評，但是就我觀察，山東農村家庭在供孩子讀書時是幾乎不會重男輕女的，「誰成績好供誰」是約定俗成的規則。
高考不僅是一個人翻身的希望，更是一個家庭翻身的希望。
我在高二之前，仗着自己天資聰明，從來沒有下過苦功去讀書。但是高二有一天，我突然開竅了。我認真審視了一下前方的人生路，發現高考我輸不起，於是我開始像其他同學一樣早起晚睡，再也不胡思亂想。
我暗自告誡自己：「不管你對應試教育有多大的怨恨，不管你對未來有多麼天馬行空的打算，先規規矩矩過了高考這關再說。」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對農村孩子來說，能走到參加高考這一步，先不管高考成績如何，已經是幸運兒中的幸運兒。
一大批孩子初中還沒畢業就陸陸續續輟學了。上海、江蘇的家長總是抱怨中考錄取率低，山東的中考錄取率也不高，但沒人抱怨。因為成績不夠優秀的孩子早早就被家長和老師放棄了，不需要中考去淘汰他們。
「在農村，考不上大學，要麼種地，要麼去打工。」陳春秀如是說。
我記得有個從小玩大的夥伴輟學去打工時，我們剩下的人還安慰他「行行出狀元」「不管在哪裏好好干都能出人頭地」。後來才知道，當時有多麼天真。
打工當然也有改變命運的可能，但是成才幾率之低，成才難度之大，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且看苟晶和陳春秀的真實經歷：
2000年，苟晶與老公一起去了杭州，老公在一家單位上班，苟晶則從事各種各樣的零工。開始幾年，她在杭州騎着自行車，滿大街銷售化妝品、軟件。每天騎幾十公里，「晚上累得全身骨頭痛，痛得都睡不着覺。」
2004年的10月，陳春秀到煙臺打工。她先是在食品廠做工人，長期接觸冷凍生鮮，雙手被凍出紅瘡，一個月能掙五六百元。後來又到電子廠加工鍍膜鏡片，每天接觸有刺激性的化學藥水，時間一久，她的嗓子變得沙啞。
韓寒退學那會，我正在上初中。當時學校里也有一些孩子受到韓寒等榜樣的鼓舞，決定去社會上闖蕩，但幾乎每個人都後悔了，有些後來又回到了學校。江湖哪裏是好玩的。
今天看到一個帖子，不知道是不是高級黑。
不過帖子裏說的道理我其實也想過的。即使讓陳春秀得到山東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她也未必能像頂替者那樣進入體制工作。
在2020年，我們必須承認：高考與科考不是一碼事，高考是選才，科舉是選官。考上好大學不意味着好工作，在人生的奮鬥路上，大學只是起點。
但是我想說：對於寒門子弟而言，大學這個起點太重要了。
大學四年，讓我們這些沒有家庭積澱，沒有社會資源，甚至連世面都沒見過的孩子，可以過幾年不緊張、不艱苦的日子，可以從容地做一些長遠打算，可以積累一些接物待人的經驗，可以結識一些將來可以互為支撐的朋友，可以抓住一些繼續上升的機會。
大學畢業之後，人生還是會面臨套路和不公。但是對於苟晶、陳春秀這樣的底層孩子來說，失去大學錄取通知書，他們失去的是一整個世界。
大學開學那天，不僅是我第一次坐火車，而且是我第一次離開山東，第一次離開我們市，第一次離開我們縣。
很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那列哐當哐當的綠皮車上，一個少年對未來的嚮往。感謝故鄉不頂替之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