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佚名《散樂圖》，宣化遼墓壁畫中的伎樂男子也都簪花
一、宋代男性以簪花為時尚
《水滸》裏有個大名府的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後，他分得的任務是專管行刑的劊子手。日本宋史學者佐竹靖彥注意到蔡慶簪花的現象，但他認為，在宋代，「死刑犯即將被處死時，劊子手在其鬢髮上插上一朵花以為其送行，蔡慶的習慣便是由此而來的」，故而「一枝花」的綽號比他哥哥蔡福的「鐵臂膊」更可怕。
但從前引小說里交代蔡慶綽號來歷時，只說他「生來愛帶一枝花」，則佐竹的論點雖可以聊備一說，但似乎過於穿鑿。至於為死囚犯在處決前簪戴紙花，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髮飾習俗的人性化舉動，就像給死刑犯送上斷頭飯、永別酒那樣，是讓他享有做人最後的權利，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規則。
之所以如此解釋，關鍵還是因為，在唐宋兩代，簪花並不只是女性的特權，男子也是可以有權染指的。
明代陳洪綬《水滸葉子》中簪一枝花的柴進
宋代每逢重大節慶，例如郊祀迴鑾、皇帝生日、宮廷會宴和新進士聞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習慣。宋徽宗是一位雅好聲色的風流君主，《東京夢華錄》說他每次出遊回宮，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從駕的臣僚、儀衛，也都賜花簪戴。
宋代凡參加皇帝舉辦的宮廷宴會，大臣都能領賜到宮中名花。有一次，寇準以參知政事入宮侍宴，真宗特賜異花，說：「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歲。」這種賜花，一般官員都自己佩戴，親王和宰執則由內侍代他們將花插到襆頭上，有時皇帝也讓內侍為寵愛的翰林學士簪花。
皇帝所賜之花，也有種種區別。其中自以真花最為珍貴。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賞，與游群臣才得遍賜「生花」（即鮮花）。真宗時，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賜花，「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才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其他則是人造花，分為三品：絹花成本較低，有遼朝使者參加的皇帝生日宴，為向遼使表示節儉，就用這種絹花；羅帛花色澤艷麗，一般用於春秋兩次宴會；大禮後恭謝、上元遊春等，從臣都隨駕出巡，到時有小宴招待，這種場合則賜「滴粉縷金花」，這種人造花以珍巧著稱。一般官員雅集，也有簪花的風習。
宋代官場慶典中簪花的慣例一傳到民間，則不論性別年齡，不論貴賤貧富，甚至不論平日節慶，都簪花成習了。據歐陽修所見，洛陽「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另據王觀說，揚州也不論貴賤「皆喜戴花」。比較起來，人們更喜歡簪戴與觀賞鮮花，於是，就引發了誘人的商機。
花圃原來是作為達官貴人莊園的附庸，到了宋代，種花業也逐漸成為獨立的商業性的新興農業，甚至出現了一種叫作「花戶」或「園戶」的種花專業戶。
馬塍在南宋已經成為臨安城花卉種植基地，「都城之花皆取焉」。由於馬塍一帶「種花土腴無水旱」，即便「園稅十倍田租平」，花戶仍能獲得較好的收益。據葉適說，這些馬塍花戶深知「高花何啻千金直，着價不到宜深藏」，沒有好價錢是絕不出貨的。而且，有的花戶已經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戶，不愁賣不出去。
不僅杭州，蘇州東城與西城「所植彌望」，揚州種花的專業戶也是「園舍相望」，就連陳州（今河南淮陽）的園戶也是「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
與此同時，都市賣花業也紅火了起來。除兩宋都城外，洛陽、成都、蘇州、揚州等大城市，都有定期的花市，其喧鬧程度以至於「車如流水馬如龍，花市相逢咽不通」。揚州開明橋「春月有花市」，市上芍藥的身價有時比洛陽牡丹還昂貴。成都則二月舉辦花市，以海棠花為勝。洛陽的花市似乎每年在牡丹盛開時開張。在宋代都市，賣花人也成為一道流動的風景線，賣花聲成為一首悠遠的協奏曲。
簪戴鮮花固然時髦，但一來有時令限制，二來花銷不菲，因而仿製生花就開始走俏，制花業也應運而生。宋太祖時，洛陽有姓李的染匠，擅長打造裝花襭，人稱李裝花。仿生花多以絹、羅製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為材料。據《夢粱錄》記載，宋代杭州城裏，一種羅帛脫臘像生四時小枝花朵，「沿街吟叫撲賣」。諸行市中則有花團、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裏，其間花作行銷的首飾花朵「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齊家、歸家花朵鋪最負盛名。
南宋李嵩的《夏花籃圖》
南宋李嵩的《冬花籃圖》
二、扈三娘的「一丈青」究竟何意
梁山好漢中，刺青的頗多，魯智深之所以稱「花和尚」，乃是身上有花繡刺青之故。至於燕青的文身更是美不勝收，「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於他」。
不僅《水滸傳》，作為其雛形的《宣和遺事》，對綠林好漢們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筆墨的。日本研究《水滸傳》的學者佐竹靖彥，乾脆把智取生辰綱的晁蓋集團叫作「刺青團伙」。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繡、文繡、刺繡、錦體等別稱，有時也叫雕題、雕青。雕青包含的範圍較廣，而雕題則專指面部的刺青。
這一習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的泰伯、虞仲，據《史記·周本紀》載，他倆為讓位給弟弟季歷，流亡荊蠻，「文身斷髮」。文身原是南方的風習，據學者應劭解釋，因南方人常與水打交道，故而斷其發而文其身，「以像龍子」，意在模擬同類之形，以「避蛟龍之害」。
唐代以前，史書所載的文身習俗，基本上分佈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區域，也就是柳宗元詩所說的「共來百越文身地」。唐代以後，內陸人文身就時見於文獻。據《酉陽雜俎》，荊州有個名叫葛清的，通體遍刺白居易的詩句二十餘處，而且來個以畫配詩，人們乾脆稱他為「白舍人行詩圖」。
宋代，男子文身並不罕見，女子刺青基本上僅見於南方少數民族。這是因為南方少數民族大多為越族之後，還保持着「人皆文身」的舊習，以至於「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賞文身之美。據《太平寰宇記》說，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並根據身上花紋多少「以別貴賤」，豪富者多，貧賤者少。《嶺外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禮上，就置酒會親友，由女伴為她在臉上親施針筆，刺出細巧的花卉飛蛾，在其間空白處襯上淡栗色的底紋，美艷動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卻沒有這樣繡面的資格。
大約晚唐五代以來，中原地區職業兵的文身現像已經相當普遍。他們都是出身低賤，才迫不得已去吃軍糧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將帥，也難免有一種自卑感。
到宋代，軍隊裏文身更是司空見慣。宋初，有個姓張的軍士，「其項多雕篆」，人們都叫他「張花項」。入元不久，蒙古軍看到漢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認定文身者即原來吃軍餉的士兵，就「刷充為軍」。這一誤解，也說明了刺青與宋代士兵之間有着剪不斷的聯繫。
也許因為雕青率先流行於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給人以一種剽悍難纏的恐怖感，因而在北方，遲至北宋中期，刺青還是被視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側目。不過，大約到北宋後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濱海或落後地帶的區域性習俗，也不再是軍伍士卒低賤身份的象徵性標誌，而逐步成為流行於民間的一種時尚，開始受到追捧。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漢起事前後，東京大街上每有節慶遊藝，少年狎客總是輕衫小帽，跨着馬追逐在妓女隊伍後邊，另由「三五文身惡少年」為他們控御着馬匹，由於這些惡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戲稱這一馬隊為「花腿馬」。這種風尚在南宋依舊長盛不衰。南宋都城社團中有錦體社，成員即由刺青者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