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三月，約半年的時間，對我進行批判鬥爭，多少場次則不計其數，而且還有人看管，當然沒有什麼人身自由……
一九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共開封地委監察委員會在「對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處分決定」上批示：
地委常委一九六○年元月三十一日批准，劃周化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地委工業部副部長職務，工資待遇降兩級。
細心一點，你會看出：工業部黨支部對我做出處分決定是一九六○年二月八日，我簽屬意見是二月二十五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三十一日，這是先定性質、戴帽子，作出組織處理，而後才走形式，開支部大會討論「一致同意」的，哪還有一些黨內民主？這也嚴重踐踏了黨章呵！當時，我還敢說嗎？我只能同意，只有兩點意見說明一下。
1.我不記得誣衊毛主席，說過「毛主席這老頭腦子也熱了」這句話。
2.「任務提的太大，千斤擔子壓下來，壓的下邊幹部硬着頭皮頂住，為了怕反右傾，看領導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說是能完成，這樣把人們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這段話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傳達中央批轉雲南省委文件上說的。當然我的思想當時可能是錯的。」
批鬥結束我在等待處理時，曾令我隨一個救災工作組到永城縣檢查災情，安排群眾生活。我們一行八人到永城後，縣委書記韓文明安排我們到縣委小灶吃飯，被我們拒絕了。這時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這個書記終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辦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勢的個人照片，看起來叫人噁心。
群眾生活如何？看來讓人萬分難過，不寒而慄！
當時永城縣六十萬人口，已活活餓死十萬之多，韓書記決定：不准群眾外流要飯，不准叫喊無糧無款，把群眾完全置於死地。他向我們封鎖消息，隱瞞實情，說永城群眾生活沒有問題，拒絕國家發放糧款。我們親眼在城北一個小村的小廟裏見有8個人餓死在那裏，回縣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認是永城人，說是安徽人到永城來餓死的！他瞪着眼說：「那是冒充我們永城人，給我抹黑！你們不要謊報災情！不要上當受騙！不要右傾！」
我頂着「右傾」帽子，回來還是如實報告了實情！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地委行政科長將我叫去，責令我：「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下放勞改要將「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一兩天內送到行政科，以後不能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
第二天我將兩個證明，將這兩件關係我的政治生命和身體健康的證件交給他了！
多麼殘酷的現實！
三月二十五日，通知我去鞏縣孝感鋼鐵廠勞動改造，整整一年零九個月……
想到此時，還有多少農村父老鄉親凍餓而死，這心裏的痛苦，遠比個人的痛苦更強烈，自己活着，還說什麼呢？……
張申，以沉重的聲音，慢慢地說，像是自語，我把身子離近他，把錄音放到他跟前。
……我被批鬥之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十級降到十二級，然後去杞縣付集農場勞動改造。
個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麼，最痛心的是：從此在黨內沒有了民主，不敢再說不同的意見，和五七年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不敢說話一樣，整個國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災難，這才在我的家鄉信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因為說天大的謊言，造成天大的災難。
我的老父親夏佑銘是民主人士，原來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傾機會主義，他便回到了家鄉信陽，成了這事件的目睹者。一九六一年，我平反後，他又回到開封，是開封市文史館館員，民主人士開會，他提出信陽事件就激動不已：死的人到處都是啊！比我們解放信陽市打國民黨兵團司令張軫時兩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據當時統計，光信陽一地，餓死百姓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百姓，是可以活的！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一九五八年冬天，在發現問題後及時處理解決，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下令不許老百姓家裏冒炊煙，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餓死；那個楊蔚屏，還坐着轎上雞公山，見路邊死人卻不下來……這還是*員！
張申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他眼裏含上了淚花，雖然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說來還歷歷在目，如在昨日！
我聽着，心裏很沉重，我向老周說：誰能詳細說說信陽事件嗎？我要寫謊言的悲劇，應該不忘這民族的大悲劇。
老周說：住在我樓上的是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已離休，他最了解。回去，我們去訪訪他，他也很願把這情況告訴別人，讓人們記住這段歷史……
回到開封，周化民先送給我一本剪帖報紙，是在一九九八年河南《大河報》連載三十九次的康健的紀實文字《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真實記述這歷史的悲劇和教訓。這文章所記正好和我採訪人所講的事實對照。
老周領我到了他的樓上，認識了原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他已八十歲，身體好，腰板直挺，滿面紅光，說話膛音很大。他在一九四四年參加工作，當過「愚公移山」移動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學校長；戰爭年代在縣裏當秘書；一九五○年調到河南省委農民協會當秘書；土改結束，一九五一年省成立農委，一九五三年改為農村工作部，他當幹事；一九五五年任省委農村工作部生產處處長兼辦公室副主任。
姚學智的職務，使他親眼目睹、親自調查了河南信陽所發生的那場歷史大悲劇的前前後後…
提起那段往事，這位八十多歲老人記憶猶新。
姚學智：要說信陽地區餓死百姓事，得先說吹牛皮、放衛星，沒有說謊話、說天大的謊話之因，也就沒有餓死百萬人的惡果了。
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就是在這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一天下午，管農業的副省長彭笑千、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定遠讓我去省政府談生產問題。我到後，見在遂平岈山人民公社蹲點的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手拿一把麥穗正匯報哩：「這是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的麥子，兩畝9分地畝產3800多斤哩，這千真萬確，沒有錯的！」
我聽到這數字大吃一驚：咱整天和農業打交道，平時一畝地麥200多斤就不錯，咋會冒出個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現吃驚，可誰也沒說「不信」！
趙定遠說：「老姚，你把趙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讓他寫個報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領趙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寫報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報告拿來交給了趙定遠副部長。副部長把報告交彭副省長。給河南日報總編一個電話，取走了報告，變成了鉛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報頭版頭條登出來了！
這就是全國放出的第一個小麥高產「衛星」。
「是啊！那時候有話不能說呀！」姚學智接着向我講當年的謊話成風的真實情況：
……那回甘肅省來請放7000斤衛星的西平縣郊區委去介紹經驗，讓先到省里來談談，讓我去聽介紹。
你們匯報一下，咋打了這麼多小麥？
西平縣人說：「俺那麥子好哇！十四五個小伙子，一畝地割了三天才割完的。」
我說：我不信，就是伐大樹吧，十四五個小伙也伐不了三天，你們不能這麼介紹，說的太過，人家也就不信了。
那時還組織幹部下去驗收「衛星」哩！
一天聽完匯報，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定遠問我有什麼看法？
我說：人家咋說，我咋聽唄，我能有啥看法。
一九五八年秋天種麥，省委組織工作組，我是組長，去新鄉檢查生產。那時候到處檢查，我滿天飛哩。人們去大辦鋼鐵了，麥子種不上，越說謊話越要表揚，叫「氣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饅頭扔的到處都是。我問生產隊長：「這麼吃，能吃幾個月？」生產隊長說：「吃三個月。」「吃完後咋辦哪？」「有國家管哩，都要共產主義啦，還能叫餓着嗎？」
我到洛淵縣王屋公社，見縣委書記，我問：「你這勞力都大辦鋼鐵了，沒人種地，你還吃飯不吃飯？」
他不吭氣，後來，他小聲告訴我說：省里點他的名字，我不去大辦鋼鐵，行嗎？
新鄉獲嘉縣委書記看到勞力情況嚴重，把大煉鋼鐵的勞力調回來了。地委書記把他叫去。問他為何這麼辦？他說：吃不上飯，不種地，吃鐵疙瘩能行嗎？地委書記讓他寫檢查，他說：中啊！只要讓老百姓吃上飯，咋讓我檢查都行啊！
這在當時可不容易呀！
上邊對河南的壓力也大。那時譚震林副總理在河南指揮，有事就讓我陪譚震林和錢正英。錢正英說：我們水平低，譚政委水平高。譚說：你們要一年實現水利化！共產主義很快就實現了，到那時天天喝牛奶、吃雞蛋……。
很多問題到一九五八年冬全露出來了。如真讓幹部說話，敢說真話，也不會繼續嚴重惡化；可人們不敢講真話。五七年說真話的成了右派，誰不清楚，到一九五九年，還有敢講真話的又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就全完了……
這樣，就出現了「信陽事件」……
天文數字的徵購糧，便是吹牛皮的代價。一九五八年夏、秋兩季的「糧」徵購，讓嵖岈山區的老百姓們大難臨頭，驚恐不安！遂平縣實際糧產2440萬斤，可下來的征糧任務是9000萬斤。因為縣財政賬面上是100279萬斤，比去年增長3.1倍，實際與賬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數字85879萬斤！
這能怪誰呢？這數字不是你們吹出來的嗎？產量人均糧食已達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給國家幹什麼？
這個9000萬斤的徵購指標是河南省委召開的徵購會議定的。省委書記吳芝圃主持會議說：今年全省糧食放了衛星，人均糧食超千斤，已向中央報了數，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揚。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糧食徵購，在徵購糧食中要大放「衛星」，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逼着縣委表態報高產量，規定不能低於畝產500斤。誰報低，路憲文便組織人辯論，這一斗，把產量鬥上去了。縣委書記蔡中田和同來開會的人商量：報低了過不了關，報9000萬斤，說不定還過不了關哩。可把糧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說：先過今天這一關再說吧。
縣裏召開徵購會議，人們不發言，不表態。沈寨鄉一生產隊長叮囑開會來的會計沈萬治：「說少了對不起毛主席，說多了，老百姓就要餓掉牙，我看就實事求是報130斤的單產，可你去開會，弄不好挨辯論，不中，就往上多報點，150斤，再不中報160斤，只這三個數，不敢再長了。」可誰知沈萬治架不住折騰，一辯論，便胡說畝產512斤了，人問他：「開始為啥報哪麼低？」萬治鼻涕一把淚一把地說：「俺隊長交代的，不讓報太高。」
隊長在家聽到這消息，五尺高的漢子號淘大哭：「我*啊萬治，把我打成右傾不耐事，你讓老少爺們餓肚子可咋辦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樣，任誰也拉不起來。硬漢子也架不住辯論會，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別辯論我，叫咋報都中，誰報的高誰早過關。徵購會就這樣勝利結束，趕回家中，掀起徵購狂潮。
老百姓對付你的第一個辦法是千方百計「藏糧」其方法五花八門。
和興鄉十一分隊隊長吳國祥是硬漢子，會計問他咋辦，他說：「先留下種子和口糧，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務咋辦？他說：「天塌下來我頂着！讓老百姓餓肚子，沒門兒！」他硬是留下萬把斤種子和口糧，上級一次次催交糧，他只說沒有，上級急了眼帶找糧隊半夜裏偷襲進村，挖出存糧，把吳國祥五花大綁帶走了。他臨走對含淚的鄉親們說：老少爺兒們！我對不起你們啊！
天啊！是誰對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無奈，交糧摻假，把當年對付*的辦法都使出來了！
終於9000萬斤任務完成，家家戶戶家徒四壁，在縣大禮堂鞭炮齊鳴慶勝利時，老百姓啼飢號寒，搶地呼天！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來越稀麵湯，人人臉上浮腫之時，沒想到遠在天邊的廬山開個什麼會，之後，莫名其妙開展反右傾運動，更使人心神不寧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開會。開始，人們互相打聽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麼犯這麼大錯誤，後來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誅之。小營大隊支書上去批判說：「彭德懷，你跟你拼了！你反黨，反毛主席，想幹啥？官那麼大了，還不知足，還想當真龍天子不成？那真龍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數的，你會當成了？」
可批判會總不熱鬧，幹部着急，便要每個小隊找出個「小彭德懷」來站在中間，聯繫實際。遂平縣委高度評價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隊幹部，莫名其妙被當成「小彭德懷」，鬥個鼻青臉腫；有458名群眾因偷吃牲口料被當小右派鬥。挨批鬥後還驚恐地問人：「什麼是『油牌』？我哪來『油牌』呢？」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髮連頭皮一塊撕下來，活活地打死！廬山會議後，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年七月上，信陽地區在反右傾追逼糧食中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一時間成了一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為這報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鬥爭。地委書記路憲文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都非常怕說真情，報實數，去拼命封鎖消息，不讓說真話。
一九六○年，吳芝圃要到中央開會，組織人搞「五風」的材料，我是這個組的組長。通知信陽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這兒離嵖岈山40里，我馬上下去了解情況。晚上就接到信陽地委秘書長的電話，說地委領導在駐馬店參加縣委第一書記會哩，要我去到會上。我說：我剛下來，不想去了，我要在下邊摸摸情況。對方說：你要不參加得向省委請假。我只好去了，縣委書記蔡中田用車來接我。
到駐馬店，我和正陽縣委書記住一個房間，他說：「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邊餓死的人厲害得很哪，光正陽縣就死了幾萬啦……」
我回來問蔡中田：查岈山公社餓死多少人？他回答說：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問陳炳寅書記，他也回答：死300人，原來是縣裏佈置統一了口徑。
我是來搞「五風」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點的統統集中到嵖岈山公社來。讓他們談真情。省委副秘書長打來電話問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聽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說300人。
晚上，省紀檢委書記焦祖涵來電話也問我嵖岈山上倒底死多少人？我還是做如上回答。他說：一定要搞確實。
我看省委如此重視，我不能只聽匯報，要親自去調查。
我先到一個村，村幹部說：俺村就死二人，還是老頭，該死了。我出了隊辦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婦女，卻哭着訴說他家裏餓死人，這一統計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個村，也死了幾十個人。
這樣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專門叫各村支書來匯報死亡人數，可支書卻不在了！
縣委派宣傳部長郭樹志來到查岈山。他曾當過公社書記，還曾出國，和丹麥國王一起照了像，他放的很大，擺在辦公室牆上，在人們挨餓時，他躲在屋裏偷吃牛肉。群眾吃糠，大便下不來，見他把牛骨頭扔了，群眾去搶，好整些油出來，他不讓，把搶骨頭的人批鬥！就是這個人，我讓他寫死人情況，他一個字也沒寫出來。
這個公社的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着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公安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
我去調查，有兩個村已死絕了，屍體倒在街頭，沒人掩埋，真是慘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領導做了匯報。先找到副秘書長王秉璋，他問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說：根據我獨自調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說：已給中央寫報告，報了300人，這咋辦？
在省常委會上，我匯報查岈山死人實情。
楊蔚屏感到問題嚴重，派管農業的副秘書長崔光華跟我一塊再去嵖岈山調查；讓我先寫個情況，由機要室打印了。把我寫的情況上報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縣委說：你換個地方吧，中南局來人了。第二天，中央來了陳正人、陶鑄、吳芝圃、李立副書記，從信陽乘大轎子車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裏。
陳正人問縣裏幹部：這個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說：一千多人。
陳正人說：工作組報告三千多人，怎麼回事？
這是指我寫的報告，倒底是誰寫假話，欺騙中央？我說召開全公社各村的貧下中農代表會，一個村一個村的報，就把死人的蓋子揭開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讓會議延長一天，把死的人名單拉出來，看着這厚厚一羅密密麻麻的父老鄉親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隱瞞真相的人還有什麼話說？
是啊！還有什麼話說，還狡辯什麼？
應該把害國害民的製造謊言的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我也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我的心頭像壓上千斤石頭一般沉重，不僅因為事實的悲慘，而是在於這真相沒有讓世人知曉，我們今日為餓死的千百萬農民祭奠，我們祭奠餓死的靈魂，從而共同思索：如何使謊言造成的悲劇不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