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的五月七日在鄭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歲的張申細言慢語地向我講了他的歷史和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經過，他的老部下74歲的周化民在一邊聽着，有些是他們共同的經歷。
張申，1953年後任中共開開封地委書記，是焦裕祿的老領導，離休前任河南省委秘書長；周化民在一九五八年任開封地委工業部部長，一九六五年任蘭考縣委書記。離休前任商丘地委副書記。
下面是訪談實錄。
張申：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陳留與鄭州地委合併，紀念七一黨的生日那天，正式辦公。周化民調來陳留是1951年春，在地委宣傳部任幹事，後到地委辦公室；合併成鄭州地委，成立了工業部，周化民任秘書，焦裕祿在陳留地委當團地委宣傳部長，我兼團地委書記。
周化民在這時和焦裕祿便是同志、同事、戰友了。
(周化民插話：當時焦裕祿還為我介紹過對象哩，後來，沒有談成)。
一九五二年冬，焦裕祿任團地委副書記了。
一九五三年，我擔任鄭州地委副書記，住滎陽。1954年河南省政府從開封遷到鄭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鄭州地委改名開封地委，原地委書記張健民調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我繼任開封地委書記。
·從我當了地委書記就失去了平靜的日子。
原來農村合作化工作比較順利，一九五三年，頗受毛澤東賞識、被稱為「農民運動專家」的鄧子恢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他是『農民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有獨到的認識，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堅持群眾自願入社的原則，步驟要穩；合作社規模宜小些，不同地區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農村合作社不僅要發展，更要鞏固。
從我實際工作中體會，這是正確的。
可我錯了！毛主席開始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就實現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擔心。可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成了風頭人物，我不想當「小腳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領導已認為我「右」了。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想游黃河，到了蘭考東垻頭，省里史向生陪着，到蘭考，也讓我上了專列，蘭考縣委書記程約俊同時上車，拿來蘭考出的西瓜、葡萄讓主席嘗。
我上車，見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國呢。
毛主席要在這兒游泳，羅瑞卿考慮安全，沒有同意，便從這兒去了商丘。
這之後便是我領豫東幾十萬人到鞏縣、密縣去大煉鋼鐵。
周化民插話：一九五八年，黨中央提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為在三個五年計劃中進入共產主義大干特干，「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上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以糧為綱」的口號，要求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以內達到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產量指標。工業提出「以鋼為綱」，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內提前實現原定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目標。高指標就帶來高估產，還得有高幹勁，人們提出口號：
「眼熬爛，腿跑斷，連軸轉，活着干，死了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棵紅薯拖蘇聯，六億人民吃不完」「腳蹬地球手托天，要把產量翻幾翻！」
當時頭腦發熱到了極點呀！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人民公社全國第一個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陽。……
張申：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還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國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到處辦食堂供給制，吃飯不要錢，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我去東北黑龍江參觀，看到有「無人售飯處」、「無人售貨處」；到處放衛星，發「號外」，捷報滿天飛。強迫農民說謊話，報高產量。通許練城公社常莊有個五十多歲的老農叫常木林，過去給地主當長工，他對本村回家探親的杞縣老縣長說：「現在逼着叫報產量，報不了還得挨打，一說就是黨中央的決定。*「黨中央」這個人恁壞，我不相信，連毛主席也管不了這個『黨中央』！」他是個老實農民，把『黨中央』誤認為是個人了。
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當時叫「五風」，全國都刮，而屬河南最嚴重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黨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擴大會議，決定一九五八年鋼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翻，達到1070萬噸。「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當時開封地區西部5縣是山區，都有些鐵礦石，可以煉鐵。我當時兼任地委大辦鋼鐵辦公室主任，要到煉鋼鐵前線去，我去參加省的大辦鋼鐵會，省委書記問：張申到了沒有？你回去告訴他，書記要掛帥上……
張申點頭說是，張申接着說下去：我掛帥，坐鎮前線指揮部，各縣委書記也都既掛帥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開封地區動員35萬人到鞏縣、登封、密縣、新鄭、滎陽西5縣就地安排，組成各級指揮部，人山人海，人們自帶行李，推小車、帶口糧，沒有煤，就砍樹、運樹。建小高爐需要頭髮，便讓女孩子剪辮子，小女孩剪了辮子就哭。高爐需要引鐵，便把群眾家的鍋、門鎖……全砸了。那場面也真壯觀，白天人海如潮，夜間一片燈火。不管是山區、丘陵、城鄉上下，大小煉鐵爐，一個個，一片片，長型的，方型的到處皆是，一眼望不到邊。長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爐。小的是木製風箱爐。當時叫「小土群」(小爐、土法、群眾運動)，都是高溫作業，炎天暑熱，汗水和煙塵，每個人臉黑黝黝積滿灰塵，很熟的人見面都不認識了。
登封當時是全省大辦鋼鐵的「先進縣」。這是從除「四害」(蒼蠅、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衛生開始的。河南日報登照片，叫農民為驢刷牙，帶上口罩，讓人啼笑皆非。
張申：登封在大辦鋼鐵前，曾用土法煉過鐵，這時，登封成了典型，全國都來參觀，哲學家艾思奇也來過。他下放到這兒掛職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是蔡振中。蔡振中虛報產量，搞形式主義，我批評他，他不吭氣，省委楊珏說我：不要批評他，要引導他。由登封提出四無縣後，他讓群眾在廁所里刨蛆，打蒼蠅，給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廣搞四無專區。我不贊成不行，少數服從多數，地委的領導都同意，我沒辦法。毛主席來河南搞農業40條，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問說：三年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當初潘復生是省委第一書記，說他右傾，因為他不許說謊，弄虛作假，吳芝圃去北京開會匯報，經鄧小平批准，在北京開始批判潘復生；以後全省開始批潘(復生)楊(珏)王(庭棟)，吳芝圃當了書記，就更左了。
五八年冬天，大煉鋼鐵進行不下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區建制併入開封地區，原開封地區西部5縣劃入鄭州市，新開封地區共轄21個縣，1100多萬人口，我任地委第二書記。
一九五八年冬，糧食沒有了。那年糧食豐產沒豐收，浪費驚人。商丘就更為嚴重，這情況上邊還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鄲城還開糧食豐收現場會，是「反瞞產」。可我看到大大的糧食囤，只在上頭有一層糧食，下邊全是麥秸、麥糠呵，可「反瞞產」卻越反越歷害。
這年春節以後開始餓死人了。
周化民：商丘地區五風嚴重，原地區專員任秀鐸和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兩人一同指揮開挖「潘口水庫」，毀滅了幾十個村莊，組織男女勞力幾萬人，在數九寒天挖此水庫，還組織幾十個女孩子參加「秧歌隊」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莊稼被毀，大塊土地荒蕪，生活極端困難，勞動強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一九五八年，他們在商丘北郊挖了個「東風湖」，是馬振藻帶着醫護人員、設計人員到蘇州、杭州參觀回來後親自指揮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橋和假山。三九天裏，北風刺骨，馬振藻住在離「東風湖」不遠的醫院裏療養，逼着機關幹部、工人、農民，跳到齊腰的水裏，挖湖抬泥，結果也餓死、凍死、累死一些人……
張申：這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說着哭：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裏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裏有個小缸，淹着一缸肉，問：是什麼肉哩，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水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他們驅車直奔省委，報告給吳芝圃；吳大驚。以後為河南餓死幾百萬人，做了檢討。
我想說一點真話，講了點真實情況，還沒敢說多嚴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那時，我是分管工業的地委第二書記。
一九五九年八月……
周化民的敘述，比張申本人記得具體。
一九五九上八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工業會議，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業的書記和工業部長參加。我和當時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同志出席了會議。會議本來是研究如何組織工業大躍進問題，但後來變成「反右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務書記主持會議，說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實反映一下大躍進中的缺點和問題、困難，對省委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對當前形勢有什麼看法也可以講……
參加會議同志都經歷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餘悸，但聽省委領導啟發，也便你一言我一語的提了一些問題，說了一些看法、意見和建議。張申同志比較系統而如實地作了概括發言，我記得你發言內容大概是：上去幾十萬人大辦鋼鐵，也煉出了些鐵，但質量不高，問題很多。平原群眾到山區很不習慣，不斷發生逃跑，有幾個群眾逃跑時掉進水庫淹死了；賠錢很多，我們財政上也解決不了，要求省委給我們彌補一些。
農業形勢本來很好，但像去年(一九五八年)一樣，豐產了沒有豐收，糧食浪費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時間就發展為公社化了。步子要穩些就好了。……
在張申說到大辦鋼鐵時，我補充了許多事例，來說明其中的問題和困難。因為我了解具體問題很多。如鋼鐵產量有不少浮誇虛報問題，我舉例說登封縣「衛星號外」是假的，是將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剝離，根本就沒有往下挖，更沒有見煤，就報成產量發出「衛星號外」了。鐵的質量很差，中央物資部來一處長調我們的鋼鐵，我把他帶到登封縣現場一看，他嘴裏不敢說是鐵的質量差，有因顧慮怕說是「右傾」，但拒絕按計劃調撥……我還談到大辦鋼鐵中有許多問題……
當時我們住在省軍區紫荊山賓館開會。我們發言後的第二天下午三時許，一位副省長和一位省委副秘書長來到我們駐地。我當時想，他倆準是來參加我們小組討論的。張申同志是討論小組召集人。張申拿錢買了西瓜，切開了，讓他倆吃，他倆拒而不吃，態度非常嚴肅。
副省長說：「省委派我們二人來，是找張申談話的。省委認為張申昨天的發言，有很多錯誤，實際上是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態度問題。省委決定：明天下午，張申同志要做檢討，地點在省委北院禮堂。」說後他倆便離開了。
小組討論會上像突然一顆定時炸彈爆炸一樣，把大家炸得一句話也沒有了。半天，鴉雀無聲。
張申說：「檢討吧！我們得去做準備。」
說罷即和我一起離開了會議，回到了宿舍。
這對我們都是晴天霹靂，思想非常緊張，又從內心裏想不通。我對張申說：「你的發言，我的補充，都是事實。就是這樣，我們思想還不夠解放，還有許多問題，未講出來哩！咱們還要不要實事求是？省委讓你檢討，我思想不通。」
張申沉思一會兒，說：「不要再講別的了，我們一起商量怎樣寫檢討吧！」
我說：「我思想亂極了，說不出什麼意見。」
張申要我平靜一下。我們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湊，由張申執筆，總算搞出了一個「檢討」。
第二天下午，天氣燥熱，像憋着一場暴雨。
在省委北院禮堂召開了省直機關各單位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幹部大會，人很多，座無虛席，人們亂問：開啥會呀？不知道，打聽幹啥，一會兒還不知道呀……
張申到禮堂後邊去了。
省委常務書記，二把手楊蔚屏主持會議，他開板便說：「今天召開這個會議，是安排開封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做檢討，他有『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論』(乖乖，還有『論』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錯誤言論，下面由張申做檢討。」
張申上台做檢討，他講了些思想情況，承認思想「右傾」，承認發言中有錯誤，他講到犯錯誤的階級根源時說：
「我是信陽人，出身於小土地出租者，這是小資產階級思劣根性在黨內的反映……」
主持會議的楊蔚屏立即打斷說：「張申，你把那個『小』字給勾嘍！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會議情緒異常緊張，消沉，誰也想不到要開這樣的會議，有不少人心裏和張申講的一樣，只要不是瞎子誰看不見？
張申講完，楊蔚屏便讓各地市發言批判，看來批判的人思想也認識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軟綿綿的。
會議有些冷場。
這時，新鄉市委副書記劉義發言了，他情緒高昂，措詞激烈，他說：「我認為張申的錯誤是屬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參加會議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頭接耳起來，我更接受不了，我想，只有像陳獨秀、李立三那樣的領導人才能犯機會主義錯誤，其它人怎會犯機會主義錯誤呢？張申同志不過說了點具體意見和看法呀！令我吃驚的是：主持會議的楊蔚屏站起來為這話鼓掌，但此時，會場上響應鼓掌的稀稀落落，楊蔚屏生氣了，又站起來批評說：「你們怎麼不鼓掌啊？」
下邊才又有一點稀稀落落的掌聲。
主持人楊蔚屏做總結講話，他說：「現在正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給毛主席上了萬言書，他跳出來了，反對大辦鋼鐵，說：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他反對人民公社，說『辦早了，辦糟了』；他反對大躍進，說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還有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黃克誠(總參謀長)、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等人組織了一個所謂軍事俱樂部，就是反黨集團，反對三面紅旗，猖狂向党進攻。中央這次會議正批判他們！張申的思想和彭德懷一樣，也是大辦鋼鐵得不償失論，和彭德懷遙相呼應。張申也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要堅決與張申劃清界限，鬥爭到底……」，並說：「這次會議，到此結束，各地市領導回去，都要按省委佈置開展反右傾運動。」
這次工業會議就這樣宣告結束了。
從省里開會回來後，省委立即派書記處書記李立，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健民到開封地委做陣，親抓反右傾運動。將開封地區的反右傾作為全省的典型，首先從張申的「右傾」開刀，批判張申，是在地直機關召開各部門負責幹部會議，組織對張申的揭發檢舉，接着是批判鬥爭。再接着就是批判續凱(副專員)、楊體澤(副專員)、王向明(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傾」。
第十三天，地委副書記耿化武找我談話：「你是和張申一塊去開會的，在開會時，你和張申一唱一和，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比張申說得還具體、思想比張申還頑固，經地委研究決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職反省，老實交待，徹底揭發檢舉張申，接受批判鬥爭，爭取從寬處理。從此後，在地委機關工業交通系統召開大會，對我進行無數次批判鬥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莫須有」罪應有盡有，特別令人不服和憎恨的是：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機關盛行。
廬山會議沒開完，就把張申和我揪出來了。九月份開省三級幹部會，批得更厲害了，開封地委二十一個縣，批了我們半個多月，回地區*流批，上掛下聯。商丘地區划過來的人批開封地區人最來勁，80%以上的科室頭頭都受批判了。
農業系統批判鬥爭農業局一位劉副局長，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來的一個他認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東老家去，但是說路遠，由那人給他回商丘解決路費問題。當他倆化裝於夜間到達商丘火車站時，那人竟跑到開封地委駐商丘辦事處向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報告，把他出賣了！結果把他帶回開封，更加嚴刑拷打，追問劉到底想往哪裏跑的，劉個性很強，想着要是到監獄裏也可能更好點，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說：「我不敢說。」經一再追問、拷打，他才說：「我是要往台灣跑的。」
打人兇手又追問：「你到台灣想找誰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蔣介石去的。」
「你和蔣介石是什麼關係？」
「我在參加工作前，參加過蔣介石的訓練班，聽過他講課。」
打手們如獲至寶，想這下可抓住一條大魚，急忙向上級匯報。誰知經上級領導分析，認為這全是假話：因為劉副局長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根本和蔣介石不沾邊兒。以後又批他不老實，本來他想編個瞎話，弄到監獄去少挨打，結果弄巧成拙，打他反而更厲害了！
對我批判鬥爭，也來回搖我，讓我站中間，推過來推過去的，可就是沒有挨打，好讓我奇怪！就連張申同志也被打個鼻青臉腫，一塌糊塗。被鬥的人無一倖免，為什麼不打我？這是難解之謎。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平反以後，一位負責抓運動的人才對我破了謎：原來是準備狠狠打你的，因為你思想很頑固，你年輕，身體好，也經得住狠打。可就在這時，省委派來第一書記李玉亭，有人說，他是你愛人李韻傑的親哥哥，所以未敢打你！
原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