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有一個記者同事，名叫李小鳴，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現在在鳳凰網任總監。
李小鳴是一個極好的人，溫柔敦厚，正直善良，臉上總是帶着彌勒佛一樣的微笑，從不和人爭吵，即使被人誤解，他也是和顏悅色，一笑置之。
我曾經有段時間交不起房租，他讓我住在他的出租房裏，連水電費都不讓我掏。
出租房裏有台洗衣機，我正洗衣服的時候，壞掉了。他叫來修理師傅，花費30元修好了。我給修理費，他堅決不要。
後來，我們那個報社倒閉了，李小鳴去《南方周末》上班。
去漢口火車站的時候，他坐着出租車，對司機說：「師傅，你多轉幾條街吧。」
司機在前面悶聲不響地開車，他坐在後面觀看街景，眼裏滿是憂傷。
到了火車站，他給了師傅雙倍的車錢，讓再把我送回去。
15年前的那一幕，我至今還能記得。
我當記者前，在西北一座縣城高中當語文老師。
縣城和鄉下學校的教師，學校都分給一間房屋，既作為宿舍，也作為辦公室。
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老先生，教物理。50年代的北京大學畢業生。
我曾在94年發表的一篇小說中寫過這位老先生。
老先生說話不慌不忙，走路不慌不忙，又高又瘦，像根竹竿。明明是個物理教師，說話偏偏喜歡之乎者也。
我經常和老先生聊天。老先生手中總是端着一隻久經考驗的白色搪瓷缸，搪瓷缸上還印着「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紅色字樣。搪瓷缸里的茶垢，鋪了厚厚的一層；搪瓷缸外的磕痕，布了密密的一圈。
老先生的口頭禪是「由他去吧。」一說到社會上的各種不合理現象，老先生就說「由他去吧」；一說到學校里各種沒人性的規章制度，老先生也說「由他去吧。」
可是，有一次，幾個社會上的地痞流氓在校門口欺負一個學生，老先生卻再也不「由他去吧」，他衝上去，像只老母雞一樣，護住了那名學生，喊道：「大膽狂徒，意欲何為！」幾名地痞流氓嚇跑了。
李小鳴和老先生都是從北京大學走出來的。
他們是我那些年見到的僅有的兩名北京大學畢業生。
北京大學，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聖殿一樣的存在。
能在這裏上學的，執教的，那都是當世最優秀最傑出的人才。
先看看早些年北京大學的教師：蔡元培、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格、趙元任、錢穆、顧頡剛、傅斯年……
再看看早些年北京大學的畢業生：鄧稼先、李政道、華羅庚、趙九章、季羨林、錢偉長、錢三強、夏鼐、茅以升、竺可楨……
每一個名字都是閃光的，每一個名字都在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北京大學出來的，不僅僅表示知識淵博，睿智聰穎，更表示為人正直，善良磊落。
我曾經有幾次坐車路過北京大學。我不由自主地屏聲靜氣，滿懷崇敬，突然就想起了古代「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遺訓。
這是對文化的一種尊敬。
後來，我在網上知道了有一個人叫孔慶東。
此人滿嘴胡言亂語，粗俗不堪，邏輯紊亂，強詞奪理，他的言辭和他的容貌一樣驚天地，泣鬼神。
更令我沒有想到的是，此人竟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匆忙跑進廁所里，扒着洗臉台吐啊吐，吐啊吐……
北京大學中文系有一個孔慶東就足夠讓人噁心了，沒想到又來了一個張頤武。
張頤武看到孔慶東出名了，就氣不打一處來。都是在一個鍋里吃飯的，憑什麼你的名氣比我大？是憑你的眼睛比我斜，憑你的嘴巴比我歪嗎？
你胡說能出名，難道我胡說就不能出名？胡說八道，誰不會呀？
張頤武說一個章子怡勝過一萬個孔子。如果孔子地下有知，肯定會帶着門下七十二弟子抽他丫的大嘴巴子。
張頤武說周代魚是新時代的好青年，把周代魚誇得就像一朵迎風開放的狗尾巴花。可惜網民不買帳，他們齊罵張頤武「匹夫老賊」。
現在，張頤武又爬出來詆毀方方。
方方的日記真實不真實，客觀不客觀，你一個號稱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教授，難道心中沒點逼數嗎？
中國古代有個詞叫「相由心生」。
壞人的醜陋，在容貌上能夠反映出來。長期的內心醜惡扭曲，就會讓五官錯位。
張頤武丑，孔慶東更丑；孔慶東胡說，張頤武也胡說。
這樣胡說八道的教師，又能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以後見人千萬別說你是北京大學的，丟不起這人。
就像山東大學的女生，出了校門別給人說你是山東大學的一樣。
中國這些名牌大學，都被你們糟蹋了，糟蹋得支離破碎，污濁惡臭。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