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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他預言中國贏!中國天才的軍事戰略家蔣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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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個缺乏內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們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對日作戰,不論打到什麼地步,窮盡輸光不要緊,最終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協,唯有長期抗戰,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講和!」

蔣百里全家福

對於軍事,我素無興趣,且完全陌生。所以突然對蔣百里這位職業軍人發生興趣,主要是抗日戰爭的觸發。2015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一時間,抗日戰爭又成為熱門話題。雖然,對中國抗戰的勝利有諸多議論,但誰也不能否認,中國在近現代的中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了勝利。但同時當面對真實的歷史時,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這一勝利是在中國不具備最基本的取勝條件的基礎上贏得的,同時,也主要不是中國軍隊在戰場上贏得的(儘管誰也否認不了中國軍隊在極其艱難條件下的卓越表現)。特別糟糕的是,我們至今都說不清楚我們到底贏在哪裏。在這一方面,我們講出的理由(無論是國軍正面戰場的台兒莊、崑崙關還是中共敵後戰場的地道戰、地雷戰)似乎都難以服人,而能夠服人的理由又講不出來。但不管怎麼說,我們還是贏了,儘管贏得似乎有些勉強,日本輸得也不很服氣。

那麼,中國到底贏在什麼地方呢?我們配得上當時的「世界四強」和戰勝國的稱號嗎?正是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蔣百里——這個中國現代史,特別是中國軍事史上絕對不應忽視的人物。記得幾年前第一次接觸這個人物時,立刻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不了解蔣百里,就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抗日戰爭。遺憾的是,這個與中國的抗日戰爭命運攸關的人物,長期以來卻被我們忽略了,其作用被嚴重地低估了。

要評估蔣百里的價值,首先要了解七七事變之前中日兩國之間的力量對比。

一、七七事變前夕,中日兩國無論是軍力還是綜合國力都沒有可比性。斯大林曾極為輕蔑地說過: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她。

早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中日兩國之間就進行過一次戰爭博弈,即甲午戰爭,國際上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眾所周知,戰爭最終以中國的慘敗告終。而在那一次較量中,日本並無優勢可言,即使當時的國際輿論,也普遍地看好中國,而非日本。

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已經經歷了約30年的「洋務運動」(也就是當時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已經遠超日本。當時,中國政府開煤礦、辦鐵廠,成立電報總局,架設海底電纜,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建設自來水廠,以及大力發展紡織工業等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如開平礦務局,採用機器採煤後,1889年的年產量便已達247,000噸;1893年,漢陽鐵廠全部竣工,設備先進,擁有10個工廠,所生產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出口到美日等國。到1885年,沿海和沿江地區的電線總長度已達到一萬多里。所有這一切,使清政府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已經是日本的1.5倍。當時的軍事實力也遠勝於日本。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裝備了7000噸級鐵甲巨艦2艘、2000噸級巡洋艦5艘,加上其他大小軍艦,共20多艘;南洋艦隊也擁有了2000噸級主力艦4艘,1000噸級炮艦3艘;廣東、福建艦隊也有千噸級艦艇8艘。四支艦隊共計大小艦船80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亞洲第一位。到了1890年,北洋海軍擁有2000噸位以上的大戰艦又增加到7艘,共有噸位27000多噸;而日本海軍2000噸位以上的大戰艦僅有5艘,共17000多噸,遠不如中國的北洋艦隊。80年代開始,清政府還以巨資修築了旅順、大連、威海、煙臺、吳淞、馬尾、黃埔等海防基地,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迴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等配套設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營建,使中國擁有了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海防體系。洋務運動期間,陸軍也開始裝備西洋槍炮,學習西洋陣法。1884年,淮軍已擁有當時最先進的克虜伯後膛鋼炮370多門。80年代以後,湘軍和淮軍已全部用西洋槍炮武裝起來。由此可見,甲午戰爭不同於鴉片戰爭,不是大刀長矛對抗堅船利炮的戰爭。

然而,在這場戰爭中,中國還是被打敗了。

40多年過去,到了七七事變前夕,中日之間的力量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超長距離地拉大了。如果說甲午戰爭基本上是一個重量級別的對手之間的較量,那麼,40多年後的抗日戰爭則基本上是血肉之軀與飛機大炮的較量。

二戰前夕,斯大林曾以流氓語言極為輕蔑地說過: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她。這種侮辱人格的話聽起來固然刺耳,卻是當時的殘酷現實。

一國的軍事實力強弱,歸根到底由綜合國力,尤其是工業生產能力來決定。從下面抗戰爆發前中日雙方一系列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出當時兩國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日本年工業總產值60億美元,中國13.6億美元;

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4萬噸;

日本年產煤5070萬噸,中國2800萬噸;

日本年產石油169萬噸,中國1.31萬噸;

日本年產銅8.7萬噸,中國700噸;

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戰艦52422噸,而這些現代化武器裝備,中國均無自產能力。

也就是說,當日本已緊跟世界潮流大踏步邁入機械化軍事時代之際,中國居然不能生產任何一種拿得出手的主戰兵器。無論國家的經濟形態、技術形態還是軍事形態,日益西化的日本都遙遙領先中國整整一代。

先以雙方海軍軍力對比為例:

「七七事變」前夕,中國海軍兵員共約兩萬五千人,共有66艘艦艇,分為巡洋艦、輕巡洋艦、運輸艦、練習艦、魚雷艇五類,總噸位57608噸。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軍兵員十二萬七千人,共有艦艇285艘,總噸位超過115萬噸。其中作戰軍艦約77萬噸。包括航母4艘(近7萬噸,總噸位,下同),水上機母艦2艘(約3萬噸),戰列艦9艘(約27萬噸),重型巡洋艦12艘(近10萬噸),輕型巡洋艦21艘(近11萬噸),驅逐艦102艘(超過12萬噸),潛艇59艘(超過7萬噸)。還有練習艦、潛水母艦、佈雷艦(艇)、海防艦、炮艦、水雷艦、掃雷艦數十艘,總噸位約13萬噸,以及修理艦、運輸艦、練習特務艦、測量艦、佈雷艇、獵潛艇等配套艦艇。此外,又有戰列艦2艘、航母2艘、輕型巡洋艦4艘、驅逐艦12艘、水上機母艦3艘、水雷艦4艘正在建造。其中2艘戰列艦,就是後來名動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萬噸以上。換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戰列艦的排水量,就超過了當時的整個中國海軍。

至於空軍,更無可比性。當時中國空軍僅有600餘架飛機,包括作戰飛機305架,全部進口,不僅無整機自產能力,且無主要零部件之自產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緣故,抗戰爆發時能夠投入戰鬥的飛機僅223架,共編為31個中隊。能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只有620人。而日本具備完全的飛機自產能力,年產各類機型1580架,當國力進行極限動員後,可升至年產一萬到兩萬架。「七七事變」前,日本海、陸軍航空兵共有2700架飛機(陸軍1480架,海軍1220架),其中作戰飛機1600架(陸軍960架,海軍640架)。在海軍作戰飛機中,陸基飛機458架,艦載機182架,能在航母上起降的就有130架。

雙方陸軍的對比也好不到那裏去。

熟悉中外戰史的讀者都知道,自拿破崙以來,人類逐漸進入「技術專家式戰爭」時代,兵員的組織管理與動員訓練重要性日趨提高。按現代的國防軍事理念講,國家平時應該精簡現役軍人數量,增加預備役兵員,節約資源用於更新武備,真正開戰後,通過迅速有效的動員投入總體戰爭。可當時的中國卻相反。中國人口大約4.5億人,現役常備軍170餘萬(編成步兵182個師又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炮兵4個旅又20個獨立團,還有少量特種兵部隊),而受過軍事訓練的預備役兵員僅150餘萬。以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和經濟基礎而論,前者數額大得完全不合理,後者又小得不成比例。而日本與中國的情況正相反。「七七事變」前,日本的人口為9000萬人,可精確統計並進行高效動員,常備軍兵力不過38萬人,編成17個常備師團、4個混成旅團、4個騎兵旅團、5個野戰重炮兵旅團、3個戰車聯隊、16個飛行聯隊以及守備隊等。戰前的日本法律規定,凡17到40歲之間的男子必須服役,故理論上戰時可動員一千萬人參戰。受過軍事訓練,可迅速形成戰鬥力者包括:後備役兵近74萬,預備役兵約88萬,第一補充兵158萬,第二補充兵90萬,合計超過448萬,佔總人口約5%。

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日本的軍事動員體系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既可以利用朝鮮、東北到華北的鐵路網,又掌握中日之間的海權優勢,所以兵力動員後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據當時中國國民政府戰前判斷,日軍「輸送其陸軍經朝鮮至滿洲者,每星期約二至三師團並直屬部隊及其補給;經海道向我國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約一梯隊,即二至三師團,連同一切附屬品及補給」。中方已意識到,在華北戰場,日軍可在開戰八到十天內,由本土輸送二至三個師團;在沿海戰場,日軍第一梯隊二至三個師團的投入需一個星期,「爾後續加同等兵力,為八至十日」。依事後的實戰檢驗,可知此判斷基本符合事實。在上海戰場,日軍的動員與輸送能力,甚至超出了中國政府的預計。

在兵員的訓練上,中日同樣存在着重大差距。

抗戰前,中國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中國訓練完畢之高中及同等學校的合格預備兵,僅17490人。專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補軍官僅880人。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抗戰時當過國軍排長,他發現基層軍官連花名冊都點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戰術,打仗全憑血氣之勇。進攻時以密集隊形蜂擁蟻附,失利時又鳥奔獸散。

以單兵射擊訓練論,當時一發子彈的價值在中國相當於七斤半大米,或35個雞蛋。所以中方軍隊平時訓練多數是打空槍,就算物質條件最好的中央軍,也不過每兵配發15發子彈作實彈射擊,開戰後每兵配發20發子彈上戰場。而日軍《步兵操典》規定,新兵入伍後,每月用於實彈射擊的子彈,步槍不得低於150發,機槍不得低於300發。結果日軍每個中隊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槍兵可以達到優秀射手的水平。

至於雙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說了。「七七事變」前,中國75mm以上口徑的火炮僅800多門,重炮只有可憐的48門,雖全部從德國進口,但總數連日軍同類火炮的零頭都不到。

尤其要命的是,中國直到七七事變之前,在諸如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還都沒有完成真正的統一。

由此可見,日中雙方軍事實力差距巨大,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國際間在戰前根據兩國軍力國力經過對比計算,普遍認為一旦兩國開戰,日軍只要動用15個步兵師團就能在短期內迅速徹底擊敗中國;最樂觀的估計是德國軍事專家的計算,認為如果中日開戰,日軍動用15個步兵師團進攻,中國最多可以堅持6個月,而這些都是科學評估的結果。

但是,在這一次的中日戰爭博弈中,卻出現了奇蹟:同國際間的預測相反,中國並沒有被日本「短期迅速徹底擊敗」,而是堅持抵抗了8年之久,並最終贏得了勝利。

兩次中日戰爭成敗異變,主要是8年抗戰,功成在戰略,也就是說戰略決策正確,而在正確的戰略決策中,蔣百里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蔣百里說:「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他提出的主要辦法是:「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

蔣百里,浙江海寧人,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傳奇人物。他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嫡系,資格比蔣介石老,才華橫溢而又獨立特行。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雜誌稱他為「中國現代兵學開山祖」,史學界亦有些人譽之為「戰爭先知」。這些稱頌,都持之有故,並非虛飾之言。不過,根據他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對其最正確的評價應當是天才的軍事戰略家。

蔣百里在國外也很有名氣。在日本老一輩人中,蔣百里的名氣比在中國還要大。日本人記得他的《國防論》、他的抗日戰略理論。他們說:「一個蔣百里就兩次打敗了整個日本陸軍。」第一次,蔣百里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時候,輕鬆奪魁,在所有日本畢業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劍帶走了,而他的日本同學如荒木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陸軍的主要將領。第二次,是8年抗戰,看百里將軍的抗戰理論,日軍恰似按照將軍的指揮,老老實實的自東向西,前進到湖南,而後陷入中國泥沼式的持久戰中不能自拔,直到戰敗。戰役上,中國失利的例子雖多,但戰略上,日軍的敗局則早已註定。

蔣百里1901年在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肄業,即被派赴日本留學,是中國最早到日本學習軍事學的留學生之一。190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回國後不久,他又被派往德國陸軍大學深造,並受到德國名將興登堡的賞識。這為他考察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意大利的治軍經驗,提供了很難得的機會。在20世紀前期的中國,有蔣百里這樣的經歷與造詣的軍人,似乎並不多見。這位只談武不動武,只談兵不帶兵的將軍,曾為各路軍閥所器重,段祺瑞袁世凱、黎元洪、吳佩孚、孫傳芳等中國現代政治舞台上走馬燈般的風雲人物,都曾三顧茅廬,虛席以待,誠聘他為參謀長或顧問,但相比之下,真正讓蔣百里看得上的,還是蔣介石,並最終為蔣所重用,在蔣麾下發揮了他的軍事才幹。

作為一名職業軍人,蔣百里致力於國防軍的建設,並且為此投入了畢生的精力。他30歲時就當上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軍銜少將,可謂少年得志。但是終其一生,他沒有掌過兵權,自然也就沒有帶兵打過仗。到50多歲擔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的時候,他的軍銜還只是中將,死後才被追授為上將。在當時軍界,蔣百里可以說是名聲大、權勢小的人物。這恐怕與他的品格不無關係。他自號澹寧,寄託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情懷。他的旨趣在辦事,而不在抓權。以他的軍事才華,如果在內戰中施展,飛黃騰達,升官發財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但他沒有去做。因為他致力於軍事建設,是為國家的,而不是為某個人,某個主義服務。他所致力的軍事教育給中國留下了一個有一定專業素養的高級軍官團。這些人大多沒有蔣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卻畢竟學到了專業知識,在中國抵抗外侮的事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但蔣百里先生對國家的最大貢獻表現在抗日戰爭的戰略決策方面。

早在抗日戰爭前夕,蔣百里便以一個「日本通」的識見,反覆呼籲當局,要迅速做對日本作戰的全面準備。為此,他接受當時蔣介石主持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派遣,以高級顧問的名義,出訪歐美,考察好些國家的總動員法,寫成了《總動員綱要》。抗戰爆發以後,他更馬不停蹄地奔走於國內國外,到處宣傳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中國必勝的信念,並通過外交活動,爭取國際上的支援。

1937年初,也就是七七事變前夕,蔣百里最重要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出版,轟動一時。該書的扉頁題詞是:「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國防論》反映了蔣百里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戰鬥力與經濟力是不可分的」,「國防建設必須與國民經濟配合一致」,「強兵必先理財」。他針對中國軍閥部隊「兵為將有,長於內戰,怯於御外」的積弊,提出「治兵是為國而戰」,「不為國而戰的治兵,則禍患無窮」。他認為,現在戰爭是「全體戰爭」,必須進行全民總動員,辦法是「寓兵於農」,以義務兵役制代替募兵制。他預言,中國和日本的戰爭,將是持久的,面對強敵的侵略,只有避免過早的決戰,逐步積聚力量,疲憊敵人,才能最後制勝。他在《國防論》和其他着作中闡述的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點: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佔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佔領的地區提高戰力;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第三,以空間換時間,行持久戰,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後來,中日的戰爭發展,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

此外,蔣百里還在他的《日本人》一書里,根據他對日本民族、日本軍隊的了解,經過認真分析,令人信服地斷定:日本帝國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它的軍力、國力均經不起久拖,因此與日本打仗,「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意思是說,對日戰爭,勝固然可以慶幸,敗亦屬暫時,而「講和」則正中敵人的奸計。這些分析和結論,對於消除一部分中國人的「恐日病」是有作用的。「就是不要同他講和」這句話,則成為抗戰時期流傳甚廣、統一全國思想的名言,也成為當時中央政府堅守的基本立場。

讓我們回望七七事變發生後的一幕。

1937年7月8日清晨,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從北平傳到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引起廬山一片恐慌。蔣介石深夜問計於蔣百里。當得知大敵當前,蔣介石還在為國內混亂的局勢憂慮時,蔣百里說:

「委員長不必擔憂,一個歪曲的社會,到了抗戰時代,天然的會正直起來。日本的侵略,實際上反而刺激了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國的全民團結,加速了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的民族解放的進程。

「日本是一個缺乏內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們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對日作戰,不論打到什麼地步,窮盡輸光不要緊,最終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協,唯有長期抗戰,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講和!」

當談到國民政府對日作戰的策略時,蔣百里說:

「中國軍隊的武器和兵員素質不如日本,這是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因此,我們要力圖避免在無險可依的北方平原上與敵決戰,要想方設法迫使日軍主力改變進攻路線,將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吸引到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消解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日本兵力雖強,但它有致命的弱勢:日本人口少,兵員不足;國土小,資源奇缺;國力弱,不利於長期作戰。而中國人口眾多,兵員充足;領土廣大,資源豐富。基於此,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只能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我們則應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要以空間換時間,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的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蔣百里對抗戰前景的預言,如空谷足音,不僅讓蔣介石茅塞頓開,也讓國府高層堅定了抗日的勝利信心。蔣百里的戰略設想也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部署,並遵循這一部署一步步走向了勝利。

當我們了解了這一戰略構想,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七七事變發生後不久,弱勢的中國會集中75萬兵力主動發起「淞滬會戰」,與揚言「三月亡華」的日軍浴血纏鬥三個月之久,雖敗而猶榮;理解了當時國民政府發表的《自上海撤退的聲明》中所宣示的會戰的意義所在:「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了解了這一戰略構想,也就理解了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在長江以北節節抵抗後撤退的戰略意義……

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態勢看,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意義就更為重大。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在1941年5月27日指出,不斷加強的「中國的壯麗的防禦戰」是阻止希特拉征服世界的計劃接近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向對中國的抗戰表示輕視的丘吉爾也不得不在1942年4月18日寫道:「我必須指出,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15個師團,也許會有20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後,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向中國戰區(包括台灣和越南北緯16°線以北地區)投降的日軍共128.3萬人,這個數目大約相當於全部海外日軍274.6萬人(不包括關東軍)的46.7%。因此,1945年1月6日羅斯福在致美國國會的國情咨文中再次表示,我們「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長時間裏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從來持強凌弱斯大林也肯定「中國人民及其解放軍的鬥爭,大大地便利了擊潰日本侵略力量的事業」。聯繫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軍的凌厲攻勢面前美軍在菲律賓,英軍在香港緬甸、新加坡雪崩似地潰敗,中國不屈不撓地堅守就更為可貴,意義就更為重大。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這樣說,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具有中華民族這樣堅忍不拔的毅力——在極其艱難、幾無勝算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屢敗屢戰,堅持抵禦強敵達14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始)之久而最終將強敵拖死、纏死。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才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真正「站了起來」,成為「世界四強」,並於1945年4月在美國三藩市召開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上被確認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文也成為聯合國的正式語文之一,同時,近代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也得以廢除。

歷史上戰爭勝敗的主導因素,在於政略與戰略的高下。只有在戰略上掌握了主動與支配權,才會導致最終的戰爭勝利,而在戰場上的一些勝負表現,實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日雙方這場全面與持續的歷史大決戰,總共進行了八年一個月又三天。兩軍雙方總共進行過二十二次的會戰(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戰鬥(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以及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戰。中共軍方傷亡了三百六十萬人,日軍傷亡了一百一十萬,中國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萬人,接近六千億美元的財產以及無數的文物遭到日軍的摧毀與劫掠。在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對戰中,中國勝少敗多,中國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如果僅從一地之得失,一役之勝負看問題,很容易得出中國並沒有勝出的結論。但是中國一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所以,中國勝在政略與戰略,而政略與戰略的決定性意義,一般人是不會理解的。這也是蔣百里先生作為天才的軍事戰略家的歷史地位始終沒有得到確認的原因。

三、題外的話

蔣百里先生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意義上的儒將,他代表了中國最後一代「國士」的風骨。作為軍人,他才華橫溢而又獨立特行,獻身於國家而又不委身投靠於任何黨派和權勢人物。蔣氏祖上是藏書大家,自幼即滿腹經綸,以這樣的天賦和素養,其後融中西於一體,軍事上、書法上、文學上、美術上、外交上,一經手其成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蔣先生青少年時主編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銳深邃不亞於《新青年》,所譯的《西方文藝復興史》至今為中央美院教材。其智為大聰明。比如對日抗戰,蔣先生很明白上街發傳單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腳踏實地的對日本的社會、軍事、政治各方面進行充分的研究,結合對中國的充分了解,完成專業的對日作戰方略,回答了「中國怎樣能打贏日本?」這個題目。

蔣先生不僅長於宏觀謀劃,而且在微觀上亦有精準的洞察力。1932年2月1日,蔣百里和友人曹聚仁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館喝咖啡,他手持一張上海《每日新聞》,突然指着《每日新聞》上的一則電訊讓曹聚仁等人看。曹聚仁等人一看,那只不過是一則普通的簡短電訊,電訊上說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昨天晉謁天皇。蔣百里說,這就是報告日本出兵的意思;並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對曹聚仁等人說,以日本的運輸能力,以及由長崎到上海的水程,六天之後,即7日早晨,日軍會有一個師團到達上海。曹聚仁等人當時並不以為然,但六天後的2月7日早晨,日軍的第九師團果然毫釐不爽地開到了上海,參加作戰了。曹聚仁等友人連連稱奇,此事在當時廣為流傳。當時蔣百里並無內部消息和其他特殊途徑,依據一則尋常新聞,就能推斷出日本即將出兵,沒有對日本戰時行政體制的透徹了解,沒有對島國國民性格的整體把握,沒有對日本運輸、交通、運量、軍隊建制、後勤補給等方面的常識儲備,蔣百里不可能料事如神。再如西安事變張學良想派個人去南京接洽停戰,又怕南京不接受,問計於他。先生問:「這裏的人你最討厭誰?」張曰:「蔣鼎文。」先生說:「那就讓他去。」結果,蔣鼎文一到南京,很快便實現停火。

蔣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他和夫人左梅女士愛情一直被傳為佳話。左梅女士原為一名日本護士,姓佐藤。1913年6月18日,蔣百里在保定軍校任校長時舉槍自殺成重傷,袁世凱政府聞訊即急請日本大使館選派軍醫前往保定搶救。佐藤做為隨醫護士一起到了保定。蔣百里傷勢好轉後,日本軍醫要回北京,經學生代表要求,留下佐藤護士繼續護理。佐藤敬佩蔣百里的血氣方剛,又擔心他往後還會抑制不了激情的衝動,就對蔣百里說:「忍是大勇者之所為。自殺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責任。人生責任應以大無畏的精神,衝破一切難關,以求實現其偉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將來如何能夠成大功立大業?如果有熱血、有志氣的好男兒輕言犧牲,國事尚有何人來承擔,如何對得起國家和培養人才的老前輩?」這娓娓之言,如醍醐灌頂,使蔣百里頓時大悟。由此,他開始追求這位溫婉剛毅的異國女子。後來佐藤回國,他與佐藤的愛情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書佐藤曰:「我因你而生,你現在又想置我於死地,好,我馬上就到日本來,要死也死在你的家裏。」

在蔣百里鍥而不捨的追求下,佐藤和其父母終於接受了蔣的感情。1914年冬日的一天,一艘日本輪船緩緩駛入天津塘沽口,佐藤再度來到中國,此後,她再也沒有回日本。蔣百里委託一個朋友作媒人,到碼頭迎護佐藤姑娘,隨後兩人在天津德國飯店舉行婚禮。結婚以後,蔣百里取佐藤姓中的「左」字為姓,又以自己平生最愛的梅為名,給新婚的日本夫人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左梅。這一年,蔣百里32歲,左梅24歲。

從此,日本女子左梅追隨丈夫蔣百里終生。為了跟從蔣百里抗日,她自行斷絕了與日本親人的一切來往,也不教孩子們說日語。後來蔣百里在抗戰期間因勞累過度在睡夢中猝死,當時馮玉祥竟然在香港報紙上發表文章,想當然地一口咬定,說蔣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針毒死的。女兒蔣華知道這個消息,立即打電報堅決否認,澄清其事。蔣百里去世後,左梅獨自撫養五個女兒,也因為日本女子的身份而遭人白眼,但她一直留在中國為蔣家守寡,直到1978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其骨灰與蔣百里的靈柩一起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

在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左梅與蔣百里相濡以沫,生育了五個女兒。長女早夭,二女及四女旅居國外,三女名蔣瑛,業音樂,為科學家錢學森夫人。

蔣百里於1938年11月4日在赴貴州遵義就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途中病逝於廣西宜山,終年56歲。噩耗傳來,舉國震悼。重慶各界舉行公祭,蔣介石親臨主祭。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蔣百里為陸軍上將。其遺體葬於宜山鶴嶺。墓在半山,可俯瞰宜山全城。墓碑刻字「陸軍上將、陸軍大學代校長蔣方震之墓」,墓門兩側的聯語為:桃李滿宮門,築室有賢承子貢;劍鐸藏武庫,童山何幸葬先生。額題是:雨化群倫。抗戰勝利後,蔣百里遺體遷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遷葬之日,雖經10年,遺體不壞。1949年後,又遷葬於杭州鳳凰山下之南山公墓。經60年變遷,蔣百里在宜山鷯哥山即鶴嶺的墓地,已經了無痕跡,墓碑亦遍尋而不復見,只有上述的一副聯語,尚流傳於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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