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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全球癱瘓 二戰以來從沒見過 武漢疫情正在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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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國搭上了經濟全球化這班列車之後,不僅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富人和中產家庭財富增多,於是到國外留學工作的越來越多;還有不少富人和官員親屬已經國際化了,拿外國護照、綠卡的、在國外置產的比比皆是,出國都無需簽證;同時,國際旅遊也日益流行,中國的國際旅遊者受到不少國家的歡迎,在旅遊簽證方面給予諸多方便。整個世界都沒料到,作為經濟全球化產物的國際旅行便利程度,恰恰為這次疫情在地球上實現「天涯若比鄰」鋪平了道路。

疫情期間,紐約中央車站有別以往絡繹不絕的人潮,只有稀少的人靠站在已封閉售票台旁

疫情從武漢出發,短短兩個多月蔓延全球。許多國家陸續採取了停工、居家隔離等防疫措施,一下子,全球經濟似乎癱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地球上發生了許多戰爭和瘟疫,但是,從來沒有哪一次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整個世界處於不安和懵懂狀態。雖然疫情仍在繼續擴散,但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從這次全球疫情中發現一些極其深刻的教訓,而這些教訓與經濟全球化有直接關係。

一、「有『朋』自『天』上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也出現過瘟疫,但那時疫情的傳播只發生在地面上;即便有患者跨洋出國,搭上船也得在海上且飄一陣,所以那時的瘟疫傳播得比較慢。如今,人類的國際化幫助瘟疫病毒辦到了它自己辦不到的事,十幾個小時之內,它就免費坐着「波音的」,橫跨浩瀚的太平洋,空降北美大陸,武漢頓時「『譽』滿全球」。

自從中國發生薩斯之後,這次的疫情是第二回。為什麼薩斯沒造成那麼嚴重的全球後果,而這次卻如此快速地傳染各國?關鍵是國際旅行普遍化。薩斯時期,雖然有一些中國人出國,但那時獲得發達國家的簽證並不容易,也沒有長期旅遊簽證,因此,出國者人數有限,從疫區直接逃離到西方國家的人更少,所以薩斯基本上沒禍害全球。與中國的薩斯類似的還有發生在非洲埃博拉瘟疫,雖然遷延多年,基本上仍局限於非洲大陸。埃博拉沒能在亞洲、歐洲和美洲廣泛傳播,主要原因是,非洲不是發達國家旅客的主要旅行地,而非洲人也沒錢打「波音的」隨時走遍世界各國。

由此可見,疫情癱瘓全球的前提條件是,瘟疫發源國是國際旅行者進出頻繁的地域,病毒通過四通八達的國際航班傳遍全球;當然還可以便利地「出口轉內銷」,就像此刻中國正經歷的。就疫情的國際傳播而言,病毒本身的傳染力是第二位的,病毒攜帶者的國際旅行便利程度才是第一位的影響因素。疫情與打仗不同,戰爭時期可以明確區分前方、後方,前方危險,大後方還基本上是安全的,經濟社會活動不至於癱瘓。而防疫所面對的是看不見的戰線和隱形的敵人,既沒有前方後方,也不知道敵人在哪裡。地球雖然足夠大,但對那看不見的敵人來說,地球村其實小得很,大洋另一邊的大陸上發生了疫情,一個國際航班就立刻把看不見的敵人送到你的身邊;一夜醒來,你的鄰居、鄰街可能突然就變成了「敵營」。《論語》開篇雲,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如今卻成了「有『朋』自『天』上來」,瘟疫隨時從「天」而降,任何國家都防不勝防。

二、天涯若比鄰?

自從中國搭上了經濟全球化這班列車之後,不僅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富人和中產家庭財富增多,於是到國外留學工作的越來越多;還有不少富人和官員親屬已經國際化了,拿外國護照、綠卡的、在國外置產的比比皆是,出國都無需簽證;同時,國際旅遊也日益流行,中國的國際旅遊者受到不少國家的歡迎,在旅遊簽證方面給予諸多方便。整個世界都沒料到,作為經濟全球化產物的國際旅行便利程度,恰恰為這次疫情在地球上實現「天涯若比鄰」鋪平了道路。

2020年1月僅通過中國國航出國的人數即達到70萬人左右。而據「民航資源中國網」公布的數據,武漢1月23日封城前,從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三周中,從武漢天河機場出國航班座位數來看,從武漢直接飛往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旅客有11萬5千人;同一時期搭乘國內航班離開武漢的旅客有80萬人,其中到其它機場轉搭國際航班的人數可能也有數萬人;兩者合計大約相當於全國1月出國人數的五分之一左右。一個省會城市的出國人數佔全國五分之一,顯然不合常情,差不多武漢常住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在這三周內出國了,如此大規模的出國人流表明,許多旅客是緊急避瘟出行。其中,從武漢直飛美國的國際航班很少,去舊金山的2,925人,去紐約2,484人,許多武漢旅客是從其它機場轉機赴美的。這十幾萬從疫區飛往各國的旅行者大大加快了疫情的全球擴散,結果就是,看不見的敵人跟着他們快速進入幾大洲,這種「一城不健康、全球都恐慌」的局面,二戰以來從沒出現過。

問題還不止於此,前一陣是中國關心國內的情況,外國關心離開中國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現在中國各省市又開始關心從歐洲準備回家的十來萬中國人,歐洲的疫情一轉眼就成了中國的新隱患;可以預計,隨着紐約疫情加重,中國國航從紐約飛往國內的航班將成為關注的重點。

三、國際組織的時代?

全球化時代出現了一個新觀念,認為跨國經濟活動的大範圍擴展使得各國政府的作用弱化,而國際組織的調節作用明顯增強。因此,世界各國對國際組織的尊重越來越高,國內甚至有些人以為,國際組織就是全球化時代地球上的「超級政府」,地位崇高,作用巨大。與這次疫情直接相關的國際組織是世界衛生組織(WHO),但這次疫情的全球化卻明確暴露出國際組織的重大弊端,世界衛生組織不但反應遲鈍,而且幫助中共掩蓋真相,導致所有國家的疫情不能及時控管。

路透社報導,2020年1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確認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已經」有限度人傳人,但之後卻修改報導為「可能」有限度地人傳人;WHO隨後對發電郵查詢的媒體澄清說,並無證據顯示病毒人傳人,而且在社交網站上表示,因為據中國政府調查,找不到清晰的人傳人的證據。中國的這次疫情發生後,世界衛生組織曾建議派人到中國協助調查,被中共拒絕;明明中共有掩蓋薩斯疫情的劣跡在先,世衛組織仍然選擇無條件地「信任」中共,被動地「轉播」中共對疫情的掩蓋式報導,嚴重誤導了全球的及時防疫。隨着中共開始對武漢封城,世界衛生組織也改變疫情評估。據法新社報導,世衛組織1月26日深夜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報告指出:「中國面對的疫情風險非常高,而在區域與全球的風險水平屬高。」世衛組織在報告腳註中表示,該組織於1月23日、24日及25日發佈的報告中稱疫情風險「中等」是不正確的。然而,當媒體要求世衛組織對此做進一步說明時,世衛組織發言人沙伊布(Fadela Chaib)輕描淡寫地表示,那是「用詞上的錯誤」。也就是說,對這樣的國際組織來說,並不存在追責機制,誤導了全球疫情,該組織及其負責人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錯不可罰,就是這些國際組織最大的弊端。

最先發聲批判世衛組織的是荷蘭。荷蘭國家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所(RIVM)是荷蘭預防傳染病專家機構,也是該國防疫的重要顧問。據大紀元報導,該機構傳染病控制中心主任夏普·范·迪瑟爾(Jaap van Dissel)3月22日接受網路媒體NU.nl採訪時表示,歐洲各國之所以成為重災區,根本原因在於一味聽信來自中共以及世衛的信息;他說,「世界衛生組織對當時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做了評估,稱傳播的風險似乎很小。我們荷蘭與其它歐洲國家,例如德國法國,均採取同樣立場,這是世衛組織WHO當時的基本立場。」荷蘭的防疫部門在本國國民的問責面前,把「鍋」甩到了世衛組織頭上。

四、當前的全球經濟碎片化

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來說,這次全球經濟活動「停擺」是場飛來橫禍,類似於自然災害突發造成的衝擊。但它與自然災害的不同在於,自然災害的衝擊是強加給人類的,對人類來說,因自然災害而經濟下行,屬於經濟遭到不可抗拒之力的破壞;而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人類為了自我保護而主動限制經濟活動的常規運行,導致經濟下行。用個比喻來形容,相當於人類為避免相互傳染而暫時拉了經濟活動的「電閘」,要等到確認沒有危險後再「合閘」;這種情況與「供電系統」停止運轉、停止「供電」是兩回事。目前各國經濟陷入不同程度的半停頓狀態,不是因為經濟本身發生了重大「事故」,而是因為各國都臨時「拉閘」。然而,全球經濟「拉閘」之後,30年來世界主要國家全球化了多年的經濟活動一下子被「碎片化」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發生疫情,屢見不鮮,但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這麼大的衝擊。

目前的全球性不安主要是健康擔憂造成經濟受衝擊,而全球化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災禍的全球延展。很多西方國家的人一輩子沒經歷過這種什麼都無法把握的不確定現實社會,他們習慣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突然被切斷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怎麼調適。現在的不安都還在淺層次,諸如工作、學業、家庭自我隔離期間日常生活的維持等等。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許多人還沒充分意識到的深層次的不安,要不了多久,人們就會體會到,世界發生改變了,很多此時此刻的不確定性可能漸漸地表現出一種新的模式。比如,「世界工廠」里部分企業沒按期收到訂單,發達國家一些商店發現某些商品的供貨公司庫存快空了;國際旅行要重新考慮了,上飛機時似乎一切OK,下飛機時已禁止入境了,對那些把國際旅行當作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的個人、公司、非政府組織來說,原來生活的那個世界不再緊密相連了,在許多國家所有國際旅行者都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五、全球化重置已經開始

這種深層次的不安意味着,我們不知道國際社會還會發生哪些變化,更不知道哪些因素導致這些變化,也不清楚該如何評價這些變化;由於對變化是什麼、為什麼發生懵懂,自然也就不知道,該默認這些變化,還是強行把可能發生的變化改回原狀;此外,那些已經發生的變化,哪些是無法挽回的,努力挽救也白搭,我們還是不甚了了。

實際上,這次全球經濟「拉閘」是經濟全球化首次比較完整地展示出它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說明,經濟全球化並不是個完美無缺的跨國經濟運行系統,它有一系列弊端。第一,由於擔心衝擊經濟,許多國家包括中國不敢斷然封關,導致疫情惡化,待到疫情惡化再封關,為時已晚;第二,旅行自由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副產品,它也同時讓一國疫情變成了全球疫情;第三,經濟全球化的重點國家經濟停頓,便造成多國經濟受衝擊。

以上教訓提醒我們:一、過去對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包括中國,西方國家基本上把它們的體制和政府運作看成與發達國家類似,從來沒有風險防範意識。這次事件後各國跨國公司和金融界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經營模式,防範類似危機的再度衝擊。二、從非典1.0版後有了這次非典2.0版,終於釀成全球經濟大震動,沒有任何人敢擔保,今後中國不會有非典3.0版乃至N.0版,因此,經濟全球化的布局必須要有防意外衝擊的「防波堤」,而不能每次都不設防,事到臨頭再慌亂無措。三、所謂的防波堤,起碼要考慮全球化布局必須避免對單一大國的依賴。此前經濟全球化已經從一國化布局向多國化布局「轉軌」,這次經濟「拉閘」之後全球供應鏈重組會加快。四、跨國公司的國外運營必須更多地依靠遠程通訊,而減少不必要的國際旅行,至少一段時間內頻繁去中國做商務旅行不是商務人員的最佳選擇。如果跨國公司過度依賴對中國的工廠檢查、產品檢查等現場作業,不能靠遠程通訊解決供貨問題,他們可能會考慮以後減少對這些工廠的使用。

過去中國只考慮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甜頭,很少想過經濟全球化可能帶來的苦頭。那麼,現在至少可以預計以下幾點。首先,各國跨國公司和金融界的風險防範意識開始大幅度提升,特別是防範可能來自中國的意外衝擊。其次,跨國公司從「一條腿撐着」逐步變成「兩條腿走路」或「多條腿走路」,也就是說,把「雞蛋放到不同籃子里」。美中貿易戰之前,大批跨國公司把「雞蛋」都放在中國「籃子」里,在中國「造雞蛋」,再從中國「買雞蛋」供應本國市場,不但美國公司如此,歐洲、日本、亞洲的企業也如此。現在它們終於體驗到了深刻的教訓,必須改變同一產品單地下單的經營策略,改而安排同一產品多國生產。中國目前許多出口企業無法正常運轉的局面,會加快這些跨國公司轉移訂單的速度。再次,有關經濟全球化的重新布局,跨國公司過去只看美中經貿談判的關稅變化,或許還猶豫不決或心存僥倖;現在不得將供應鏈重組列入長期規劃,逐步落實;過去跨國公司的同行競爭比的是誰更多地利用「世界工廠」,今後可能變成比誰能減輕對「世界工廠」的依賴,從而保證產品來源的多元化和供應低風險化。

從這個角度來講,「世界工廠」的鼎盛之時,也是它走下坡路的開端;一旦走上了下坡路,就不再有重新爬上坡的可能了,幾年後跨國公司在其它國家開設的工廠正常運轉後,「世界工廠」要麼變成「世界各國工廠的零部件廠」,要麼變成「世界空廠」。關注這方面的動向,與其看北京的表態,不如看各家跨國公司的運營實況,因為跨國公司才是「世界工廠」的真正「老闆」。中國從加入經濟全球化以後到現在,最大的經驗和教訓就是:經濟全球化不可能被一國壟斷,「世界工廠」更不是卡各國跨國公司脖子的「葵花寶典」。中國經濟,興靠經濟全球化,衰也因經濟全球化;因為經濟全球化,中國享受到經濟繁榮,也因為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又將經歷傷筋動骨的年代。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本來就不該是全球供應鏈一國化,當全球供應鏈接近一國化狀態之日,就是這個國家告別經濟繁榮之時;十年後重新審視經濟全球化,從全球眼光去看,會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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