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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國的新冠肺炎發病率、死亡率都呈現出下降趨勢，似乎防疫抗疫的拐點已經到來了。回顧疫情發生前後的情況，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是：全國20萬新聞從業大軍竟然無一新聞單位在疫情發生之初發出預警的報道！也沒有一個記者當了「吹哨人」！問題出在何處？是哪個環節起了「中梗阻」的作用？如果新聞界以及全社會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多年後下一個疫情來臨的時候，就會依然重蹈覆轍。17年前，我們曾經經歷了SARS的冠狀病毒流行病，但17年後還是沒有運用好SARS的經驗、吸取有關的教訓。
現在人們都知道了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第一個發出預警信號的是醫生李文亮，而且他為此獻出了生命的代價，人們歌頌他是英雄。媒體作為社會的專業預警公器，記者作為專業的「吹哨人」，為什麼本次疫情預警媒體缺位了？幾乎全國媒體的記者無一人成功當了「吹哨人」？這是新聞專業的悲哀，也是社會的悲哀。
李文亮在醫院知道疫情、在朋友圈發出信息後，如果有記者及時去採訪他，發出報道，災情就會大大減少。多年來各地都重視打造傳媒業，傳媒得到的投資比哪個行業都多，傳媒的硬件、軟件都相當先進，很容易把疫情傳播到更大的範圍，可以讓全國防疫部門及時採取應對措施，可以讓全民及時知道疫情真相人人預防，本次疫情就不會如此嚴重。可惜的是疫情下全國傳媒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據全國新協統計，截至到2015年底，全國共有208126名記者持有有效的新聞記者證。按媒體類別劃分，報紙記者82198人、期刊記者5411人、通訊社記者2599人、電台電視台（含新聞電影製片廠）記者116735人、新聞網站記者1183人。這支隊伍不可謂不大了，現在的文字、攝影、廣播、網絡記者的採訪裝備不次於世界各國記者的水平。但我們新聞界在新聞體制上、觀念上、記者隊伍的培養、考核上等都存在不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問題。
新聞媒介是社會的公器，記者是是最強有力的「吹哨人」。老記相信全國20萬記者一定會有人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初，得到了有關武漢疫情的消息，在武漢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疫情是造謠」、「病毒不會人傳人」後，一定有記者堅持自己深入到醫院，採訪醫生、專家，到現場看醫療搶救的情況，寫出了報道。就是在當時疫情不明的情況下，不便發公開新聞，記者也可以發內參上送各級領導機關，後果也會大不同了。太可惜了！那麼，這些預警的新聞消失在什麼環節上了呢？
老記認為新聞「吹哨人」疫情的預警信息一定消失在以下環節上了：
新聞的定義是新鮮的、有價值的事實的客觀報道，它是不以政治觀念、集團利益而轉變。發現新聞、報道新聞，本來是媒體的職責。媒體的報道常常可以提醒社會，在災情暴發前起到預警的作用，使災難不至於那麼嚴重。如今媒體的職能、輿論環境變了，寫什麼、怎麼寫、何時發、何時不發……媒體沒有自主權了，一切都要服從政治正確的新聞觀念，要以一定時期的官方意志為轉移，凡是領導機關、上級不同意的都不能報道。長此以往，媒體領導層明白了新聞自主權是沒有的，在此問題上是不可能爭取的，否則就是政治錯誤。
於是媒體的領導被這樣的新聞觀念困住了手腳，他們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鼓勵記者去當新聞的第一發現人，對記者根據自己的暗訪、私訪寫的報道，常常不客氣就斃了。於是記者在許多次預警報道被槍斃後，就沒有了目光、嗅覺，不再去喊「狼來了」，有一天狼真的來了。
本次新冠肺炎武漢市、湖北省領導機關的新聞發佈會說「疫情是謠言」、「病毒不會人傳人」，媒體領導絕不敢發與此不同觀點的報道，一些記者的預警新聞就死在媒體老闆的手中。媒體這個專業時下成了最不專業的。報紙、電視、廣播、網絡報道什麼，怎麼報道都有上面安排好了，媒體自己都不用動腦筋了，派記者跟着上頭的安排去採訪就是了；記者也不用自己去發現、尋找新聞了，跟着上頭組織的採訪團走，不會吃閉門羹、遭白眼，還吃香喝辣；媒體成了最好混的單位。甚至有記者在參加採訪活動後，活動的組織者就發給記者一份新聞通稿，要求記者一字不改、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就是了。記者真的成了「記者」，人家怎麼說，記者就怎麼記，也不管對錯。記者好當了，媒體好混了，該預警也不預警了，災難就降臨了，社會就倒霉了，人民就遭殃了。
如果不要求新聞完全正確，如果允許記者報道在事實基本正確的情況下，允許有一些出入，記者就敢寫了，情況就不同了。預警性新聞本來就是在情況還沒有完全清楚、疫情還沒有完全爆發時的一種可能的信息，如果不是只從嚴控媒體出發，尊重公民的知情權，本次災難就會不同了。任可喊「狼來了」，狼沒有來，忍可「吹哨人」吹哨誤驚醒了夢中人，也要比災難來了束手無策強得多，後果小得多。
一些新的新聞規定也影響了記者對預警性新聞的採訪報道。過去地方上發生重大事件，全國的重要媒體都會蜂擁而至，一定不會漏了新聞。有些駐地新聞單位與記者由於長期在一個地方工作，與地方有了各種利益關係，他們常常不敢發與地方領導部門觀點不同的報道，更不會發批評性報道。允許全國、外地的媒體到突發事件發生地採訪，可以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使重大災情、疫情、突發事件不致於漏發。但前幾年新聞管理部門的不准外地新聞媒介在全國採訪報道的觀念影響了預警性新聞的傳播。
現在全國所有的媒體都是國字頭，都有一定的級別。全國的媒體是部級或副部級；省市的媒體是廳級或副廳級；地市的媒體是初級或副處級。這樣媒體的頭兒上面都有比他地位高的領導或機關，在政治正確觀念下，媒體的頭兒一定對上級領導講忠誠，以上級的是為是，以上級的非為非，言聽計從，是不敢自己對地方大事自作主張的。在疫情這樣的重大事件上，媒體領導一定緊跟地方領導，在地方領導隱瞞疫情時，地方新聞單位一定不會發表疫情。
由於新聞單位在這樣的級別體制下，媒體的頭兒必然對提高專業水平沒有興趣，許多媒體人一心想着搞好領導關係，以便日後提拔，更不會允許記者寫地方的批評性報道。一些全國駐地方的媒體的頭兒也竭力討好地方，與地方領導打各種關係，以便在今後調動工作時到地方謀一官半職。有的媒體為了在地方得到財政、土地等的幫助，也竭力巴結地方領導，以發表政績報道為交換。如此這般，媒體還怎麼會講真話，記者怎麼會當「吹哨人」？
在這樣的新聞體制下，現在在媒體上很難看到有批評性報道了。新聞要有一定比例的批評性報道，這是幾十年主流的新聞觀，是被正統新聞理論確認的。這一個時期以來，很少見到有強調新聞要發揮批評武器的作用了，媒體主管也嫌發批評性報道麻煩。發表揚性報道可以討好地方領導與機構，而發批評性報道常常反受批評，長此以往誰還願意去搞採訪、寫稿、審稿、發稿都麻煩，多有可能通不過的批評性報道？於是報紙上的批評性報道沒有了，批評報道仿佛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報紙上即便有些偶爾看到的批評性報道，大多是批評基層的，稀有能觸及有點兒層次的批評性報道。
於是批評性報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讓私媒體做去了。而在不久的過去，報紙是批評性報道的主力。報紙是最老的、歷史最悠久的媒體，它主要是公權力辦的，過去公信力也是最強的。想當年許多批評性、揭露性報道真實與否，就是其他媒體報道了，讀者也是以報紙報道與否來確定它的真實性的。如今讀者不再這樣認為了。
新聞媒體這樣的體制不改變，再強大的新聞隊伍、再先進的設備都沒有用，新聞媒體還是不能及時發出預警性新聞，記者仍然不會當「吹哨人」！
社會上看記者很風光，其實現在記者沒有地位，淪落到打工仔的地步。他們在新聞媒體就是一個碼字匠，媒體的頭兒就是記者的老闆，記者沒有應有的地位。他們在單位沒有獨立的發言權，一切都要
以媒體的老闆的是為是，以老闆的非為非。在選擇報道主題、報道什麼、怎麼報道等方面都沒有獨立自主性。在一些新聞單位如果記者與老闆觀點不同，發生爭執，就會立馬被炒魷魚。這樣記者就不能真正發揮在傳播新聞、批評時弊中的作用。
記者是特殊的生產精神產品的行業，應該研究發揮記者獨立自主作用的培養機制，尊重記者工作的自主權。40年前，那時的記者不管是全國的還是地方的，都是屬於幹部隊伍。我們在新聞單位有很大的講話權，在報道什麼、怎麼報道方面，新聞單位領導是很重視記者的意見的，甚至允許記者與領導有不同意見，允許爭論得臉紅耳赤。這些好的傳統都是應該繼承的。
如今各媒體對信息的需求量大增，在考核政策上向寫稿數量傾斜。記者寫一般性動態消息多的稿費多，有利於職稱評定，而寫深度報道的記者廢時間、稿費少，評職稱難。這樣記者就把精力放在趕場子上，不去搞深度報道、批評性報道，像費勁的災情、疫情的真相的報道都是要花大力氣的。改變記者的培養、考核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新冠肺炎防疫抗疫還沒有結束，媒體、領導部門總結代價沉重的教訓，接受現代行政、大眾傳播媒介的先進理論，對疫情、突發事件按現代行政、傳播媒介理論的研究成果、發現的規律，去處理、解決好，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