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口罩的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武漢肺炎蔓延全國，中共組織防疫控役。總書記習近平聲稱，他「一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意味着，之前他親自隱瞞疫情；之後，他親自下令封城。然而，封城才三個星期，他又急急忙忙地親自下令：復工復產。
民間反應不過來，以至於一邊還掛着，「提前開工的企業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的大標語；另一邊就掛起，「在家坐吃山空，趕緊出去務工」的新標語。兩相對照，不僅是莫大的諷刺，更象徵習近平決策的矛盾：既然封城封樓，如何復工復產？既然害怕居民外出形成群聚感染，如何又不擔心復工復產後的另類群聚感染？
矛盾的決策，反應習近平的矛盾心態：如果大瘟疫蔓延，不僅禍及人民，而且可能拖垮政權，所以要封城封樓；但如果停工停產，不僅拖垮經濟，而且也可能拖垮政權，所以要復工復產。
因大瘟疫而停工停產，中國經濟損失每天高達2700億人民幣，還沒加上巨大的財政支出。但因擔心感染瘟疫，響應復工復產的企業並不起勁，工人也並不積極。比如，在習近平的權力發源地浙江省，復工率僅42%。無論習近平當局怎樣喊破天的要求復工復產，人們心中有數：人命關天，健康比金錢更要緊，安全比經濟更重要。至於中國經濟是否大衰退、乃至大崩潰，已經不是普通民眾所能考慮的範圍，他們已經自顧不暇。
中國瘟疫禍及世界，而縱觀各國的防疫控役，呈現不同模式。大致有三種：中國模式，韓國模式，新加坡模式。
中國模式，如武漢模式，全面封城，甚至封省、封縣、封鄉、封村、封樓、封戶，外加封路。表面上，就地封鎖傳染源；但實際上，把健康人與病人封鎖於同一空間，只能讓當地更多健康人變成病人。
在火車站接站復工人員的人們。（微博圖片）
韓國模式，如大邱模式，半封閉半開放。封閉的，包括圖書館、博物館、教堂、日托中心和法院等公眾聚集場所。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繼續開放如常。諸如交通、車站、餐館、商店等照常營業，沒有限制人員流動，甚至也沒有禁止來自中國的遊客。到處設有消毒、測體溫的設備，有不適者隨時報告並送醫。特殊時候，自然地，人流減少。但這個240萬人口的城市，生活照常進行，只是放慢了節奏。
新加坡模式，不封城，無搶購，生活井然有序。新加坡國土狹小，人口稠密，但政府從一開始就決定：不封城，不建議健康民眾戴口罩。政府工作重心：保障病例的及時確診和就醫，追蹤傳播鏈，細緻到街道和場所；確保信息公開、病例診斷通暢、醫療資源充沛、以財政補貼方式促使病人儘快看病。一月下旬時，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一度淪為中國之外的第二大疫情國，但一個月下來，108個病例中，58人治癒出院，0死亡。從「重災區」變「模範生」，新加坡模式廣受國際社會稱道。
作為這場大瘟疫的製造者和源頭，北京不僅沒有反思和道歉，反而急於向世界宣傳「中國抗疫模式」、「中國抗疫經驗」，甚至於急忙推出《大國戰疫》一書，但幾天後就下架。北京當權者最後大概也意識到，對比其他國家的抗疫模式，中國模式不僅不是最佳，還很可能是最差。關起門來對國內民眾宣傳「偉光正」也就罷了，硬要到國際上兜售，恐怕只有出洋相的份。
（2020年3月3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