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慘敗，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暴君兼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以至於攢足了發動文革的本錢。豈非咄咄怪事？
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的重大轉折
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政局曾經發生過幾次重大轉折。譬如57年從鳴放整風到反右就是個轉折。對於這次轉折已經有過很多討論。茲不贅述。我這裏要說的是另一次轉折，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的轉折。這兩次會都是在1962年開的。中國人民大學的單少傑教授早就注意到：1962年對毛澤東本人來說，是「一個在其執政生涯中堪稱轉折的年份」。在這一年中，毛澤東「先是低頭退卻，後又昂首進擊，從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變：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變為主要搞階級鬥爭」。七千人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時間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兩次會議相隔不到8個月。可是會議的基調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的是「發揚民主」。八屆十中全會雖然也通過了關於調整經濟的若干決定，但毛澤東卻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全會公報宣稱：「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會議的基調則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從「發揚民主」到「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疑是個重要轉變。正如李志綏醫生所說：1962年秋季對毛和共產黨來說都是一個轉捩點。七千人大會剛形成的開放活躍氣氛消失殆盡。毛於此時提出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理論，在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清算鬥爭劉少奇等的指導綱領。問題是，如此重要的一個轉折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毛何以在半年多的時間裏就扭轉局面，化被動為主動，重新贏得話語權，也就是贏得主導權的呢？丁抒先生在《人禍》裏寫道：「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詞彙唬住了中央委員會。」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攻擊三面紅旗，再也沒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禍的問題，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議論毛的是非了。問題是，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的話語何以有那麼大的威懾力呢？為什麼劉少奇也要對毛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刻緊跟與附和呢？
在七千人大會和八屆十中全會之間
在我看來，造成這一轉折的原因在於：因為三面紅旗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牢騷滿腹，怨氣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台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4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震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
下面，我不妨對在七千人大會與八屆十中全會之間發生的幾件重要的事情敘述與分析一番。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南下武漢，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主持了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一次國務院擴大會議。這幾次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並且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的措施。隨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到武漢向毛匯報。毛同意了多數常委的意見，但強調不要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乍一看去，毛和劉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有所不同。其實照我看來，毛何嘗不知道形勢嚴重，他祇是反感別人把形勢的嚴重性講出來，因為那就意味着他的錯誤更嚴重，責任更重大。
接下來，6月的一天，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後召見了田家英和劉少奇。田家英主要講的是農民包產到戶的問題。事實上，在當時，中央多數人（尤其是陳雲和鄧子恢）都比較傾向於包產到戶。毛先是靜靜地聽田講，一言不發，然後突然問道：「你是主張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田家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來後對逢先知說：「主席真厲害。」
注意：在這裏，毛不是就事論事地回答包產到戶是否有利於恢復經濟，而是一下子就站在政治的立場上，把問題變成了要集體經濟還是要個體經濟。這就使得田家英們（包括陳雲、鄧子恢等）頓時陷入被動，無言以對。因為對當年的共產黨人來說，集體經濟優於個體經濟，公有制優於私有制，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乃是他們共同信奉的基本教義；也是共產黨鬧革命，奪政權，搞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倘若中共在五十年代就祇是鞏固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在農村也不搞集體化，那還好說。問題是中共早就匆匆地搞起了社會主義，搞起了農業集體化，再走回頭路，豈不是等於自己否定自己？據說當時陳雲私下裏就講過：「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
毛和劉在游泳池邊的對話更值得分析。毛明知劉是主張退夠的，但是他一開口卻是質問劉「為什麼不頂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解釋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劉衝口而出：「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反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麼辦？」注意：毛這樣講是在提醒劉，作為他指定的接班人，他們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其實，劉少奇何嘗敢把自己當外人，他說的是「你我」，這就表明他承認他和毛是一夥的。毛的意思很清楚：三面紅旗否不否，地分不分，不是別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的位子坐不坐得住的問題。既然如此，劉還能說什麼呢？
上面一段毛劉對話，引自王光美與劉源等人寫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按照該書的敘述，最後劉提出以下方案：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不過我對這段話的可靠性有些懷疑。因為在劉講這番話的時候（1962年6月），高指標早已停止，公共食堂也早已停辦了。因此，實際情況很可能是，在這次對話中，劉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方案，而祇是放棄了他此前曾經主張的「要退夠」的想法而已。倒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劉接受了毛的觀點，同意對以往所犯錯誤的糾正（他們叫調整）祇能在、也必須在維護三面紅旗和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進行。這種調整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必須注意的問題該是如何維護我們的權力的問題了。
共產黨的危機意識
於是，在62年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後進一步提出：「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頭腦。」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把話講得更白了。他一開講就是：「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這就明確點出政權危機問題。接下來毛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考慮到國共之間的血海深仇，國民黨復辟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這就是在告訴黨內同僚：現在我們的統治遇到嚴重危機，我們必須抱團，共同捍衛我們的政權。
毛這樣講，是不是危言聳聽呢？未必。不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固若金湯。後人研究大饑荒這段歷史，最費解的就是當年何以不曾爆發過大規模的反抗。據說劉少奇講過：「要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早就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其實劉少奇當然知道，那與其說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說是中國的共產黨控制得太嚴。首先一條就是嚴密封鎖消息。包括那場標榜為「發揚民主」的七千人大會，原本是一次關門會議，說是要「讓人講話」，但那祇是對黨內幹部而言，無非是讓他們在會場內向中央講點實話而已。不要說這次會上的各種講話與發言都對外保密，並未公諸於眾，就連會議本身媒體都沒有報道一個字。那時候的報刊廣播以及各單位的領導作報告，講的都是「形勢大好」，祇說是「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原因則是「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再加蘇修逼債。《墓碑》的作者楊繼繩，父親就是在大躍進期間餓死的，但楊繼繩祇以為那是個別現象，不以為有政府的什麼責任，對三面紅旗照信不誤。當時人們大約都是如此。問題是，如果當時我們就了解到大饑荒的真相又會怎麼樣呢？萬里就說過：「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然而，民眾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共高層們卻是知道的。因此他們不可能沒有危機意識，不會認為毛的講話祇是危言聳聽。
可以想見，在當時，黨內務實派面臨極大的困境。一方面，他們知道黨犯了大錯誤，不改不行，他們希望改得更徹底些；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不擔心，正因為黨犯的錯誤太大了，改得起嗎？
托克維爾早就發現，專制政權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糾正錯誤或進行改革的時候。因為在政績最惡劣的時候，常常也就是民眾最沮喪、最消沉、最絕望的時候；而一旦統治者自己都不得不出來大規模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或對原有的體制進行改革，那就會使沮喪的人們燃起希望。不是苦難，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們起來抗爭。統治者出來糾錯或改革，就是使自己的弊端和弱點公開暴露顯現，就是把它原來壓抑的某些力量予以某種釋放，這就會導致統治者威信的降低和異議力量的加強。由於糾錯或改革，民眾開始有了自信，原本朦朧的不滿情緒迅速地上升為明確的批判意識，他們的欲望和期待也隨之提升，並由此而產生出對更進一步改革的要求。
讀東夫寫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我們可以發現，恰恰是在1961年共產黨開始糾正大躍進的若干極端措施的時候，特別是在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來自黨內的和社會上的異議聲音才大量浮現，而且還越來越激烈（文革期間把這叫做「61、2年牛鬼蛇神大出籠」）。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人在明知自己犯了大錯誤的時候總是不肯改的原因：他們怕口子一開，會引起連鎖反應，那就不好收拾了。
為什麼最壞者當政
哈耶克在其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裏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着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這裏講的還是那些「着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越是好人越是進退兩難，越是壞人越是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必然導致一黨專制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如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某些實際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文過飾非，並且時時不忘用鐵腕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們。顯然，這種事祇有壞人幹起來才最急切最得心應手，所以最容易奪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祇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乎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共產黨內也有好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就讓壞人拖下水了，這就讓壞人主導局面了，這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到頭來也就使得自己變得和壞人差不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得主導權，說到底，就是利用了共產黨的所謂黨性，這種黨性要求黨員必須把黨的利益、黨的權力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我們對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台不下台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說這樣的話，所以這個黨就祇好服從毛的邏輯。就這樣，毛澤東走出低谷，贏回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