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在李文亮生前工作過的武漢中心醫院後湖院區門診樓門口，擺放着他的黑白打印照片和祭奠鮮花。（中新社）
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漢市，一處位於火車站附近的華南海鮮市場據確信觸發了蔓延至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這場災難現在已經席捲中國所有省市區，成為一起「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回溯這場危機的發生和蔓延，人們確信這不是一場天災，還有人禍，其來龍去脈存在諸多疑點值得挖掘與思考。
1、新冠肺炎首例感染者之謎
直至目前，新冠肺炎第一人的詳細信息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事實上，新冠肺炎感染第一人的個人信息不僅關乎中共官方後續行動的有效性，同樣也是發現和解碼新冠病毒宿主和傳播途徑的關鍵。
關於新冠肺炎第一人的信息至少包括三種說法：其一，根據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人2020年1月24日刊發在國際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大陸譯《柳葉刀》）的論文，金銀潭醫院是在2019年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後來被證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患者，且患者本人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其家人也未出現發燒和呼吸道症狀。該論文還同時透露這之後直到12月10日才陸續有其它病例被發現，且多人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其二，根據武漢市衛生與健康委員會2020年1月11日描述，「根據國家、省市專家的流行病學調查，這次武漢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發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間」，重要的是這名12月8日發病的「首例感染者」信息更為模糊，沒有留下任何公開紀錄。其三，也即是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在同學微信群里所提供的信息。當時李文亮披露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第一例患者是水果批發攤老闆」，該患者「在自己所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隔離」。
可以推測的是，李文亮所發現病例可能較晚，並非真正的「首例」，但是很能說明問題，應該與華南海鮮市場脫離不了關係；不論是武漢衛健委還是金銀潭醫院，各自所確定的「首例」如果不是同一人，那麼說明金銀潭醫院發現更早。雖然《柳葉刀》所發論文表明所謂「首例」是後來確認，但這不妨礙其傳染性特徵的模糊性。首例感染者究竟是如何感染的？如果在華南海鮮市場無暴露史，是否另有來源地？或者「首例」並非真正首例，而是另有其人，若是為什麼未來長達20多天時間內無疫情傳出，直到12月底才異常嚴峻起來？
2、「李文亮」們是造謠者嗎？
2月7日凌晨，在經過多個小時的搶救後，湖北省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不治身亡。李文亮之死觸發了中國輿論場憤怒的總爆發，被認為是湖北和武漢當地政府遏制言論自由、打壓疫情預警聲音的「犧牲品」。面對洶洶輿論，中共隨即要求國家監察委員會派遣調查組就李文亮案南下武漢。
李文亮之所以能夠引起朝野如此震動，是因為他在2019年12月底武漢衛健委官方尚未對外披露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下在同學微信群里率先發出了預警信息，警示自己的同學加強自我保護，對類SARS病毒傳染保持警惕。問題的關鍵是，李文亮的警告被人截圖並公佈轉發。隨後，李文亮與同樣向社會預警的其他7名醫生一樣以造謠名義被當地公安機關傳喚、訓誡，並簽署「保證書」，登上央視。
隨後的事實證明「武漢八謠」雖然違背了武漢衛健委的內部「紅頭文件」（具體指2019年12月30日《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未經授權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佈救治信息」的規定），但結果是，在官方壟斷信息並掩蓋疫情狀況的背景下，他們的預警揭開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性，並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吹哨人」的角色。李文亮做錯了嗎？當局的確欠他一個交代。
3、除了論文，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做了什麼？
2020年1月20日晚，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在接受央視採訪時首度確定新冠肺炎可以「人傳人」，並透露有14名醫護人員感染。這是官方消息首度確認新冠病毒的這一重要特徵。在此之前直到1月15日武漢衛健委還堅持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何以突然如此迅速的變化？公開信息顯示，國家衛健委分別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9日向武漢派遣了兩個專家組。第一批專家組由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徐建國領銜，但直到1月16日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這是一個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觸者無一發病」。而第二批專家組則是由鍾南山帶隊。要知道，鍾南山所下判斷是在南下第二天便得出的，這意味着第一批專家組在長達三周的時間內，忽視了導致疫情失控的這一重要線索嗎？更明顯的證據是7名醫務人員在1月11日被確認感染，後陸續又有多名，為何不能對外示警？
事實是，中國疾控中心參與調查後，於2020年1月3日完成冠狀病毒基因測序，6日啟動二級應急響應，10日完成PCR診斷試劑開發，15日升至一級應急響應。這一切似乎都無可指摘。直到1月29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線上刊登中國疾控中心、香港大學、湖北省疾控中心等機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其中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為作者之一。這篇論文提到，「有證據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來，密切接觸者之間的人傳人傳播已經發生」。從論文寫作和發表的周期看，人們判斷中國疾控中心從23日截止數據不可能在20日之前仍然不確定「人傳人」的存在。儘管包括中國中心副主任任馮子健否認隱瞞數據，表示該結論是基於當前資料的回顧性推論，但是這仍然難以堵住悠悠眾口。人們質疑，作為國家衛健委下屬事業單位，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在確證人傳染人的情形下未能對公共提出警告，而是埋首論文撰寫，存在嚴重的學術道德問題。
4、湖北省紅十字會究竟藏着什麼？
2月4日，湖北省紀委監委宣佈免去湖北省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張欽職務，並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黨內警告處分，「其他責任人員按照幹部管理權限處理」。同時，官方還披露，湖北省紅十字會有關領導和幹部在疫情防控期間接收和分配捐贈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違反「三重一大」規定、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題。
事實上，湖北紅十字會之所以在此次大疫之下被首先拿來祭旗，實源於激起了公憤。1月26日，網絡曝光「武漢市紅十字會向上海醫療隊收取6%至8%捐贈服務費，否則拒收防護服等醫療物資」。一波未平，1月30日山東壽光援助武漢350噸蔬菜被武漢市紅十字通過超市低價售賣的消息不脛而走。稍後，武漢市紅十字會在其公佈的錯漏百出的捐贈物資使用清單中聲稱總共發放口罩24.5萬個，但流向抗疫一線醫院的武漢協和醫院才3,000隻，而主治整形和生殖的武漢仁愛醫院卻獲得1.8萬個KN95口罩。與之相對，武漢和湖北疫情急劇升級後，原有醫療物資儲備等難以滿足需求，包括一線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醫院也全線吃緊，醫護人員甚至被迫自救。這促使人們揭發湖北紅十字會「截胡」救援物資、囤積物資，管理混亂、調撥遲緩甚至可能存在與莆田系醫院存在利益勾結助其逃稅等「黑料」。
然而，湖北紅十字會一面表示自責、內疚，又一方面將態度倨傲指責揭露者造謠，並撇清自己角色，自稱只接受物資捐贈，卻並無物資調撥權，其權力歸屬於地方衛健委和疫情防控指揮部。這顯然是避重就輕，仍然無法撇清它在此次疫情應對中的低能低效甚至拖後腿角色。
5、湖北和武漢政府無辜嗎？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武漢和湖北官場措手不及，包括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和湖北省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武漢市長周先旺等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黨政負責人都似乎以不同措辭表達後過內疚和反思。然而，正如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時所辯解的，可能在他們意識中，自己也很「委屈」。比如當時周先旺對於傳染病披露權限辯解說，「前面疫情披露的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才能披露。」
的確，從這一角度看，周先旺等湖北黨政高層只是履行了正常的職責，但是在造成武漢乃至全省、全國陷入一場災難，讓人們在遏制疫情的戰鬥中失去最佳自救時間這一根本問題上，卻難辭其咎。輿論質疑，其一，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已然在內部文件中注意到數十病例的蔓延，卻對社會公眾隻字不提，武漢市官方甚至還將率先披露信息的8名醫生誣為「造謠者」，其是否侵犯了公眾知情權和人身安全權利？其二，武漢衛健委（甚至包括國家衛健委）直到1月20日鍾南山公佈新冠肺炎人傳染人消息之前，雖一而再再而三修改措辭，從未發現明顯人傳染、到存在有限人傳人等，這並不是一句認識逐漸深刻所能搪塞的，尤其是隱瞞醫務人員感染，更是難以自圓其說。其三，從1月11日湖北省進入「兩會」時間到1月16日，武漢感染確診病例一例未增（均為41例），直到「兩會」結束才增加4例，18日當天武漢百步亭社區還舉行「萬家宴」，20日通報突然暴增136例。這一詭異的數據變化真的沒有涉嫌為了地方「兩會」維穩而捏造數據嗎？其四，當疫情持續擴散，1月23日浙江、廣東、湖南等多個省市啟動一級應急響應時，湖北仍然動作遲緩遲至24日才啟動，更為糟糕的是，23日武漢「封城」從宣佈到執行8小時內30萬流散各地，王曉東口口聲聲保證武漢物資儲備供應充足，然而隨後即發生武漢之外疫情迅速擴散，武漢城內供給不足一片哀鳴的景象。這徹底暴露了武漢乃至湖北官場的無能、混亂和低效。先是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同日雙雙被免，接着是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同日雙雙換人，已然說明問題。
6、武漢病毒所有「陰謀」嗎？
2月8日內蒙古新聞聯播報道，通遼市科左後旗朝魯吐鎮居民滿某1月26日在快手APP上發表名為「經典話題：不聽的後悔一輩子」的短視頻，宣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是美國向中國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事實上，這並不是個案。在此次疫情期間，中國民間輿論場上湧現了各種版本的美國生物戰說法。人們諷刺這種說法年年出現，從17年的SARS一直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已經荒謬到不值一駁。相對的是，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homas Bryant"Tom" Cotton）則反指病新冠病毒是中國實驗室泄露的生化武器。
不過，這還是不是問題的終點，相反引起轟動的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蝙蝠研究專家石正麗的確因此而受到了攻擊。她被醫學博士武小華和多益網絡董事長徐波兩人指正製造並泄漏了傳播了病毒導致了這場劫難，而更為巧合的是網傳印度新德里大學的幾名學者甚至從中找到了4段愛滋病病毒片段，非自然界產物而暗示有人工痕跡。這似乎形成了一個邏輯鏈條，但這種可能也被完全推翻。包括美國和法國的專家認為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新冠病毒完全自然界的產物。石正麗更以生命擔保新冠病毒與其所負責的P4實驗室毫無關係。
不論如何，陰謀論總會出現也終究會退潮，反倒是石正麗所供職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卻可能很難擺脫現實利益的誘惑。事實上，武漢病毒所在中國享有極高的學術聲望，尤其是其擁有的P4實驗室為SARS疫情後中國首個投入正式運行的生物安全（四級，P4）實驗室。然而，武漢病毒所顯然不該在1月21日公眾剛剛意識到疫情人傳人特性後去搶先申請《瑞德西韋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用途》發明專利，更不應該與誤導公眾聯合其他單位發佈雙黃連口服液可有效抑制病毒的不實信息。這引發了公眾對其嚴重的不信任感，質疑其與企業存在牟利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