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懷)離開北京赴成都擔任大三線副總指揮。伯伯到成都後，親筆給我寫過幾封信，信中總是提到「情況尚可」，「不必掛念」，但我還是放心不下。過年期間，我還坐火車到成都去看望過他。假期不夠用，我還請了事假，就說回湖南老家去看母親和孩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作為「廬山會議」定罪的彭黃反黨集團的頭號人物，伯伯在劫難逃。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聯絡站」。他們南下成都，將伯伯秘密劫持回北京，關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軍營里。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天，我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衛參謀秘密帶出的伯伯的親筆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體，我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終於有下落了!我曾經對伯伯講過：不管您到哪裏，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現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難，我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牆高築，不允許我們與伯伯見面。我和弟弟送去的糧票、油票、衣物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員轉交給他。
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園南牆外看到海報，說是要在北京航空學院南操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反革命黑幫分子」彭德懷和張聞天。我不忍心目睹伯伯挨批鬥的場面，又實在放心不下。批鬥會那天，我不顧天氣炎熱，騎車趕到北航會場。為了不讓別人認出我來，我戴了一個大口罩，擠在人群中。大會結束後，我看到伯伯和張聞天被五花大綁，背上還插着寫有「罪名」的長長的牌子，被造反派扔進卡車，開往市中心游鬥時，心裏就像刀絞一樣。
自從在批鬥會上見到伯伯，我心裏更加不安，惦念着伯伯的手稿，惦念着母親和孩子。我和愛人商量好，向單位領導請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圍子也和全國一樣一片混亂。我家門口貼滿了「打倒彭德懷」的大標語，家裏常有紅衛兵來破「四舊」。母親最擔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紅衛兵佔了屋子封了門，手稿就保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隨時處於危險之中。我考慮再三，決定請堂弟彭康智暫時保存一段時間。康智爽快地答應下來。
回到北京後，我的處境也很不好，廠里的造反派強令我交代問題，揭發彭德懷。一次，我因拒絕寫揭發材料，被幾個造反派毒打一頓。回家後，我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厲害。我對愛人說：我要是被他們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顧三個孩子……。
在往後的日子裏，伯伯的處境越是艱難，他的手稿在我心中的分量就越重。不久，我給弟弟彭康白買了一張火車票，讓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況不好就把手稿燒掉，不能再連累別人了。康白回去時，家鄉的形勢已趨平穩，母親捨不得將伯伯的手稿燒掉。1969年，我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帶回北京，放在專門訂做的樟木箱的夾層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間，我們有半年多的時間住在防震棚里。我把伯伯的手稿放在軍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連睡覺都挎在胳膊上。
文革中曾在北京軍區舉行過批鬥彭德懷的大會。在大會休息時，有一個人衝進關押彭德懷的小休息室，惡狠狠地將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隻腳，並且還叫喊道"彭德懷!你也有今天吶!"。
這個打人者就是彭德懷曾經的部下，將軍李鍾奇。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