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列車已經到達武漢站，請您按照先後順序下車……」
廣播響起來的時候，車廂里的氣氛陡然升到了最高點。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車窗外夜幕之下黑壓壓的城市。一個列車員從車廂一頭飛奔過來。「前面有兩個人要在這裏下車，還有誰要下？」我看向她，還沒開口，她就明白了：「你是不是也要下？你怎麼不早說？身份證拿來！」這下，全車廂譁然一片，全都看向了我。有人在議論：居然有人在這兒下車！
這是1月27日晚上，武漢封城後的第五天，我在G69列車上。
2020年1月27日武漢站
前一天，圖片總監宋文發信息問我：你願意去武漢嗎？我秒回：可以。我所在的《三聯生活周刊》社會部的同事早就奔赴了現場。對於我而言，這個年，父母見過了，爺爺奶奶姥爺姥姥的墳也去拜了，基本上算是了無牽掛。我本來準備和爹媽做做思想工作，出乎意料，他們很快就答應了，只是說讓我做好防護。這估計和我常年出差不着家有關，他們早就習慣了。
如何進入已經封城的武漢？記者王珊指了個方向，買從北京到廣州的一趟路過武漢的火車，會在武漢經停。「你就那時候下車。」電話掛斷前，王珊叮囑我多帶點口罩，她說他們手上只有一次性醫用口罩。
帶着老媽給的幾個口罩和圖片總監宋文交給我3身防護服、3個醫用口罩和3個護目鏡，我坐上了去武漢的火車。火車人真不少，每個人都裹得嚴嚴實實。周圍不斷有人咳嗽，氣氛顯得非常凝重。也有心大的一家脫了口罩就餵孩子吃橘子，看得我目瞪口呆。為了鬆口氣，我給好友發消息：我去武漢了。他們不知道說啥，只回倆字：「保重。」
我拖着行李站在車門前等着開門，10秒，15秒，門像撒氣了一樣開了。目測這趟列車有十來個人下車。下車的人都不說話，低着頭朝出口走去。還有人想上車。出站口，一個男人拼命往站里沖，被工作人員團團抱住。他攥着手機，屏幕亮着，上面顯示了兩個字「武漢」。
武漢站出口遠處的顯示牌上寫着G69到達武漢的時間
武漢整個交通系統全部停運了，同事潘鴻和文字記者張從志幫我聯繫了兩輛車。一位志願者開車載上我，送我去和另一位好心市民匯合。她自願把自己的私家車提供給周刊使用。這位姐姐見到我，先打開後備箱交給我2瓶酒精，讓我及時消毒，這可是武漢的稀缺物資。她說，後備箱沒時間收拾，都是些空酒瓶，讓我湊合着開。我就拖着這些叮叮噹噹的酒瓶朝記者奔去。
見到記者就像親人團聚。在這天結束以前，我們先要送一家醫院的採訪對象回家，他不會開車，限行之後出門都成了問題。他們在車裏聊着武漢現狀，我開着車正好經過武漢長江大橋。八車道空空蕩蕩，大家唏噓不已。到賓館的時候，記者和我說他們今天採訪的一個醫生確認了肺部感染，我們相視無言。
封城後的武漢二七長江大橋
以下就是我用鏡頭記錄的武漢。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位於武昌區東湖路169號，是一家三級醫院。這是我拍攝的第一家醫院。
急救車剛送進來的重病號
在來之前，我不清楚自己作為一個圖片攝影能起到什麼作用，我來拍這些東西是想說明什麼，但我想如果不能在這個時刻近距離記錄他們，可能也是一種冷漠吧。
忙碌的醫護人員
剛到這裏時，我抓緊戴上了口罩。門診就有一個搶救室，裏面有病人在搶救。
老爺爺在門口看着搶救的老伴
我在門口等了很久，病人終於出來了，插着呼吸管，被醫務人員推去病房。我覺得她可憐，又覺得她幸運，畢竟相對於外面等待病床的患者，她起碼已經得到了救治，生存上有了一線的希望。
戴着不合格口罩的家屬，在疫情面前一樣陪伴在家人身邊。我看着揪心，也許，在這個時候親情能讓人忘掉病毒帶給人的恐懼。
我在搶救室拍了很久，最終不得不出去透了一口氣，這種環境太讓人窒息了。
相片還是能記錄下一種文字無法描述的氣氛，老爺爺的大手，老派的眼鏡，花白的頭髮，他們在交談什麼，我們雖然聽不到，但那種焦慮瀰漫在空氣里，誰都能感受到。
在醫院裏，語言仿佛失去了作用，醫務人員、家屬大家都在訴說彼此的難處，誰都沒有解決的辦法，醫院沒有多餘的病床，病人依然住不了院。
醫院外面，一位女士咳嗽到不行，又住不進病房。我看到了兩個人的絕望，想要拍出來，卻不知道怎麼去表達，只拍到了兩個人的沉默。
武漢的立交指引着汽車前行的道路，卻不見過馬路的行人和車輛。
空曠的戶部巷天橋下
藍色的線條指向道路遠方
零星的樹葉，空曠的街道
出行只能靠蹬車了
記者張從志在武漢上了4年大學，他告訴我這條路是楚河漢街附近非常有人氣的街道。
老人還是習慣在出太陽的時候出來晾衣服。
拍這張只為左下角那位抱着琴的老人，琴聲帶給整條街一絲生氣。
在清晨的霧氣中，我們朝醫院行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