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父親生前用過的書櫥，發現了兩本書。一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蘇聯報刊反華言論》匯編，一是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即通常所說的「九評」）。這兩本書，詳細記錄了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論戰的內容。整整四十年過去了，經歷了十年「文革」和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已大大地修正了自己的思想路線、治國方略；蘇共則已由朝到野，改弦更張，至於蘇聯，更是分崩離析，面目全非。
時過境遷，有了足夠的歷史空間，再去品味那場論戰中雙方的觀點，竟有一種成年人重新翻閱過往少年時代日記的感受。當年論戰雙方都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引經據典說明、申辯自己的正統，批評對方如何離經叛道。開始時雙方都很克制，也注意用語的禮貌，確似「大家庭」內部的切磋，彼此致信都以「親愛的同志們」相稱。文中提到對方的觀點，也是「中國同志」如何如何說，「蘇聯同志」認為怎樣怎樣。而且中蘇雙方彼此都完整地公開發表對方的文論，頗有謙謙君子之風。如我手頭上的這本《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就全文轉載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只是隨着論戰的不斷升級，「火藥味」才漸漸濃烈起來，先是往對方頭上扣各種醜化的「帽子」，遣詞用語也變得越來越尖刻，直至發展為水火不相容。
這裏，我們不妨把當年中蘇相互指責對方的要點概述一下。中方指責蘇方：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否定斯大林」，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主張社會主義「和平過渡」，「認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
蘇方指責中方：「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大躍進是經濟狂熱病」、「狹隘的民族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
有一點雙方則是共同的，即都認為論戰由對方挑起，而且是對方破壞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製造分裂。
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公開論戰，發生在1963年至1964年。而探究中蘇論戰緣何而開，則要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說起。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地震
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報告中，赫魯曉夫揭露了一直被稱為「偉大統帥」和國際共運領袖的斯大林在主政期間的種種專制暴行，指責他「有病態的疑心」，是「迫害狂」。緊接着，蘇聯幾乎釋放了全部在押的政治犯，為1935年至1955年死於集中營和監獄的絕大多數人恢復了名譽。蘇共二十大還提出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主張社會主義「和平過渡」。赫魯曉夫此舉，顯然有擺脫斯大林影子、樹立自己領導威信的意圖。但也是蘇共勇於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進行部分改革的先聲。
1956年，蘇聯對個人迷信及大規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對按蘇聯模式建立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精神大地震。一時間反對極權及其個人崇拜，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潮流。隨後，匈牙利和波蘭因為對斯大林及其在東歐的追隨者的清算，曾一度造成重大的社會動亂。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反對個人崇拜的大背景下，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也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這不可避免地對毛澤東形成一定的壓力。在八大通過的新黨章中甚至刪掉了「毛澤東思想」，八大還增設了黨的名譽主席職位，這個職位到底留給誰？也是不言而喻的。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共開展的批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和給黨提意見的「大鳴大放」，明顯也是受了蘇共二十大的影響。
應該看到，赫魯曉夫與蘇共二十大、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國知識分子與「大鳴大放」這三者之間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不同程度上衝擊了極權專制的斯大林模式。然而，在怎樣看待「地震」和「動亂」上，蘇聯和中國的領導人卻都存在一些片面性。
赫魯曉夫及其蘇共把「斯大林現象」歸咎於斯大林個人出了問題，而不是從體制上找原因，對波匈動亂，則採取了斯大林慣用的「鎮壓」模式。正像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在評價赫魯曉夫的改革時所說的，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的同時，卻完整無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體系。儘管他從民族的心靈上消除了這個惡魔，但他從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義」。
毛澤東則將上述現象歸結為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妄圖「復辟」。經過短暫的沉默、觀察、判斷，做出了決定他後半生命運的選擇——全面「向左轉」。概括起來就是：「捍衛斯大林」，「反擊右派」，「強調階級鬥爭」。接下來「向左轉」更延伸到經濟領域，這就是後來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這一「轉」，基本上是一去不復返，直到1976年他去世。
正是中國的「向左轉」，使後來的中蘇分歧和論戰成為必然。
「向左轉」與維護領袖的個人權威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召開的。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八大決議指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反對黨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也成為大會的共識。應該說中共八大制定的基本路線同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主流思想是相一致的。可到了1957年，毛澤東就改變了這種看法。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它們之間的鬥爭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到一年的時間，毛澤東就背離了中共八大的結論。
1957年的中共，更準確地說是毛澤東，為何幾乎是突然「向左轉」？以往史界往往將其主要歸結為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反對蘇聯控制，或者是毛澤東的革命理念與赫魯曉夫路線之間的根本衝突。這種種分析判斷，或許都有它的道理。但論者往往忽略了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和中國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年不斷「向左轉」，有着密切關係。蘇共二十大及其引發的波匈事件和日趨惡化的中蘇關係，「右派進攻」，實際上不過是中國社會發展轉向的催化劑。關鍵是，只有「向左轉」，才有利於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有利於維護和強化既定的政治體制。
如果我們將1957年「反右」和後來的「文革」進行一下比較，便不難發現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的一些共性的東西。第一，發動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通常是在他個人的領導地位或權威遇到挑戰時；第二，運動前給運動對象營造一個寬鬆的環境；甚至不惜「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然後大講階級鬥爭及其當前形勢的緊迫性、危險性；第三，運動以突然的形式啟動，其突然程度讓運動中被整肅的對象毫無準備；第四，首先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針對知識分子展開，最後，運動以進一步「向左轉」結束。而個人權威受到挑戰是運動的前提，也是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因此，個人權威遇到挑戰的程度、威脅個人權威力量的大小、改變的難易，又決定了政治運動的規模、持續時間和「向左轉」的程度。如果把1957年至1976年作為一個大的周期，這期間還有幾個相對次級的政治運動，如1959年針對彭德懷的「反右傾」、1971年的批林彪（毛澤東親自明確林彪是「極右」）、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向左轉」和維護、強化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在現實政治中成為互為因果的統一體。一方面，沒有極權體制的領袖權威，「向左轉」就轉不動；轉了，也難以持久。另一方面，只有不斷「向左轉」，才能為維護和強化極權下的領袖權威提供土壤和環境。正是這種因果互動，決定了1957年至1976年中國社會的政治走勢。
毛澤東在對待「個人權威」問題上，從1949年以後，比較明顯的有兩次曾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謙虛」。
一是如上所述的八大前後。事實上即便在中蘇兩黨的「蜜月」時期，蘇聯領導人也不贊成中國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列的提法。批判斯大林以後，蘇方更明顯地表現出對此的反感，而毛澤東心裏也是清楚的。在中蘇論戰期間，有件事極能反映毛澤東此時的心態，很值得「玩味」。毛澤東對「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一文，親自做過一處重要的修改。原來的文稿中寫道：「早在三十年代以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並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終於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毛澤東在這句話里加進了劉少奇的名字。毛澤東修改後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把劉少奇同毛澤東並列為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代表，在中共正式文件中這是唯一的一次。顯然有為弱化「個人崇拜」矛盾焦點，而「不得不」的意味。這種提法，之後便絕無。
二是1971年「林彪事件」前後。毛澤東一度表示反對林彪的「四個偉大」、「一句頂一萬句」等吹捧之詞。其本意則是在抑制林彪的野心膨脹，置林彪於尷尬。
可見，毛澤東的這兩次「謙虛」是非常態的，都另有緣由。眾所周知，劉、林二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都曾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而劉、林的政治生命，又都是因這種特殊地位多少讓毛澤東感到「個人權威」受到挑戰，戛然而止。用「打倒走資派」、「路線鬥爭」做說詞，實在有些「冠冕堂皇」。
對領袖個人權威的極力維護，既累了毛澤東，也累了中國。
論戰緣何「步步升級」
1960年4月22日，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發表《在列寧的革命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文章經過毛澤東本人參加討論修改，系統闡述了中共對時代、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觀點。以批判南斯拉夫為名，尖銳批評了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指導思想。
選擇列寧誕辰的時候，批評列寧所締造的蘇聯共產黨，此舉極具震撼力。特別是這三篇文章編成小冊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開發行，在國際上也引起很大的反響。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蘇論戰以在國際上公開的方式展開，是由中共主動發動的。這一招，使蘇共惱羞成怒。這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蘇共發動突然襲擊，對中國共產黨公開指責，同這三篇文章不無關係。就在這年7月，蘇聯決定撤回所有援華專家。
中蘇公開論戰的標誌，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近四萬字的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評」）。探究「中蘇論戰緣何開」的直接原因，就不能不關注在論戰前後，中蘇兩國各發生了一些什麼誘發和導致論戰的因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是1962年春天，「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所導致的饑荒，誘發了中國新疆幾萬人越境逃蘇事件。經調查，蘇聯駐烏魯木齊領事館參與並縱容了事件的發生發展。為此中國政府極為不滿。
二是1962年10月，爆發了中印邊界戰爭，蘇聯採取偏袒印度的做法，進一步激怒了中國。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道德價值衡量，這無異於「吃裏爬外」、認敵為友。
三是1962年10月，蘇聯在加勒比海古巴「導彈危機」中，和美國一度劍拔弩張。在這前後，中國對蘇聯的對美政策公開提出批評。在這場危機過後，蘇聯很快就遷怒於中國。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中的原則立場。
四是1963年7月25日，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當時，中國正在抓緊進行核裝置的研製工作。在中國看來這無疑是美蘇企圖進行核壟斷、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自然遭到中國的反對。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條約在莫斯科出籠時，中蘇兩黨正在莫斯科進行會談。
這四個事件，都是直接涉及中蘇兩國現實國家利益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理論，倒沒有多少關係。這種屢屢針對對方國家利益的相互侵害和指責，顯然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圍，必然導致根本利益衝突，公開論戰也就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
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停止相互指責，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為召開新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做準備。蘇共所以主動向中共示好，試圖緩和越繃越緊的蘇中關係，與蘇聯當時奉行的國際政策有直接關係。在蘇聯看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中蘇矛盾的加劇，不利於蘇聯在和美國爭霸的較量中，討價還價。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蘇共中央2月21日來信的覆信，贊成舉行兩黨會談。就在中蘇兩黨會談的準備工作加緊進行當中，3月30日，蘇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詳細地提出了蘇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並且建議以他們來信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闡述的一系列觀點作為蘇中兩黨會談的基礎。4月2日，這封信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當面交給了周恩來和鄧小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復了一封長達兩萬多字的信，覆信的題目正式定名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覆信）。此信列出二十五條，詳細闡述了中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立場觀點。在這封信中，中共對總路線做了如下闡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
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蘇兩黨會談在莫斯科舉行。按照事前的約定，會上雙方輪流發言，當一方發言時，另一方不得插話打斷對方。這個約定本身，也反映了當時雙方的分歧和對立已經不是會議協商能解決的了。第一天的會談，主管蘇共意識形態的蘇共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作了長達五個小時的發言。隔了一天，7月8日，輪到鄧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團發言。這次發言，連同翻譯的時間，也有五個小時。整個會談，基本上是中蘇雙方各自陳述自己的立場觀點，根本談不到一塊。就在會談進行時，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在蘇共的黨報《真理報》上發表了近四萬字的致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覆信作了全面的批駁。至此，會談完全破裂。7月21日，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返回北京。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一同前往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機場歡迎，場面之隆重是建國以來所少有的。
為了與蘇聯論戰，早在1962年年底，中共中央便正式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組長是康生，吳冷西任副組長。小組的成員還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和寫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喬冠華、許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最後兩位因病沒有參加這項工作）。他們起草的「反修」文章，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送常委審定。從1962年12月起，一直到1966年5月開始「文化大革命」之前，寫作小組都集中在釣魚台辦公。「文化大革命」暴風雨來臨前夕，這個班子方告解散。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準備，打出了徹底批判蘇共領導「現代修正主義」的第一枚「重磅炸彈」，發表了《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此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共中央又連續發表了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其他八篇文章，將中蘇兩黨的大論戰推向高潮。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陸續發表評蘇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開信的系列文章共九篇，通稱「九評」。這九篇文章除了上述一篇外，還有：「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文章批評矛頭直接指向蘇聯，不再有所掩藏。原來還準備有「十評」，只是由於赫魯曉夫的突然下台而作罷。
中蘇論戰，進而發展到中蘇交惡，實際上主要是中蘇兩黨、兩國領導者為鞏固捍衛自身的領導權威，進而維護國家利益使然。俄國十月革命後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普及到東歐、東亞十幾個國家的「東方社會主義」，其典型的體制特徵就是黨和國家一體化的政治結構。國家、民族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必然成為政黨之間的矛盾。中、蘇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存在利益的差別和矛盾是自然的。雖然戰後東西方冷戰，掩蓋和化解了兩國間的很多矛盾，而一旦外部氣候緩和，或遇到根本性的利益衝突，仍會表現出來。對中共來說，主要就是不願聽從蘇聯「老大哥」的支配，想謀求政黨、國家間的平等，而蘇聯則想維護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從根上說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雙方對「馬列主義」的引經據典和標榜「正統」，不過是用來說事的「大旗」和「虎皮」而已。
但是，存在利益差別和矛盾，未必一定要發展為敵我對抗。中蘇兩黨從內部意見分歧一步步發展為公開論戰，直至發展為兩黨、兩國的對抗，甚至接近戰爭的邊緣。這種發展演變，其實並不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中蘇兩國都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中蘇論戰的不斷升級，還有另一個深層的原因。中蘇兩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均缺乏彈性，缺乏靈活有效的糾錯機制。「反對意見」在中蘇兩國內部都難有存活的空間。事實上，從分歧到公開論戰的七年中，雙方曾有過一些可以相互妥協、退讓的契機，中蘇兩國內部對激化兩國矛盾的政策，也都有過不同的意見。從國家利益的大原則出發，對相互關係做一些調整，使論戰適當降降溫，起碼維持正常的國家關係，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蘇兩黨高度集中的政權體制，使主要領導的意志很難得到修正。即便有主張緩和的人，也不願承受妥協、退讓，更別說承認錯誤可能會帶來的國內政治風險。而恰恰相反的是，起勁地按領袖意志同對方堅決鬥爭，反而會獲取國內政治資本。康生、陳伯達在「文革」初期得到重用，與此不無關係。後來，毛澤東在重新啟用鄧小平時，仍把鄧同蘇修「堅決鬥爭」視為很重要的理由。這種「無路可退」的體制，使論戰的立場、觀點具有了某種「剛」性，這也是促使論戰你追我趕、步步攀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赫魯曉夫下台後，中共曾試圖緩和中蘇關係，但中國「向左轉」的路線以及蘇聯的霸主心態在高度極權的體制下，都已成為「黨和國家的主流意識」。改變難，調和也難，兩個大國的分道揚鑣，已不是換個領導人所能左右的了。赫魯曉夫的下台，使中蘇論戰告一段落。而接下來，中蘇關係便急劇惡化，每況愈下了。
對中蘇論戰的反思
綜觀「九評」，不外是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系統的闡釋。而這個理論的核心，就是認為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甚至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階級鬥爭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要不斷進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這也正是中國「向左轉」的基本指導思想。塵埃落定，再來比較中蘇雙方的觀點，不難看出，顯然是蘇方的觀點更具合理性。因為當社會演變到今天，居然基本上可用當年中方給蘇方扣的諸多修正主義「帽子」，用來描述中國的現實狀況。而蘇方點出中方的問題，中國隨着改革開放的進行，很多都作為「極左」錯誤，進行了「撥亂反正」。
正是「極左」觀念作祟，「九評」在立場方法上充斥着很多「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甚至「無事生非」的無端指責。最典型的就是對南斯拉夫的攻擊。認為南斯拉夫已經復辟資本主義，這裏我們不妨把「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文章綱目列出，從中也可大致了解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主導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
(1)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2)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農村的泛濫；(3)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4)美帝國主義的附庸；(5)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別動隊；(6)從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7)中共對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8)是鐵托「勾銷了錯誤」，還是赫魯曉夫以鐵托為師呢？(9)簡短的結語。
這裏，已經沒有必要去分析這些指責的對與錯了（中國已經用自己改革開放的實踐做出了回答）。單從戰術層面講，中蘇論戰，把第三方扯進來批判一通，既不能理清中蘇的分歧，還製造了新的分裂。有意思的是，當中蘇關係破裂後，鐵托又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難得毛澤東讚揚的人物。儘管按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衡量，南斯拉夫被認為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修正主義」最嚴重的，甚至已經「資本主義復辟」，卻並沒有妨礙南斯拉夫後來成為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少數幾個東歐國家之一。由此可見，毛澤東並不真的看重意識形態的那些原則。對南斯拉夫和鐵托態度的變化，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幫助我們認識中蘇論戰緣何開。
中蘇論戰二十多年以後，在中蘇兩國恢復正常關係的時候，鄧小平回首往事，曾經對中蘇論戰作過這樣的評說：「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可以說鄧小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給中蘇論戰做了政治結論。同時他還談道：「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要害是「不平等」，卻非要上綱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上去爭是非，這不能不說是中蘇兩黨、兩國治國策略上不成熟的表現。
中國和蘇聯經過各自的社會變革，都已經否定和拋棄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對實踐已證明都是錯誤的路線，再辨析和判定誰對誰錯，已沒有意義。從修好兩國關係的角度出發，而又保護各自的情面，鄧小平各打五十大板的解釋，可能是最好的選擇。1989年春，已經退居二線的鄧小平，之所以要親自與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舉行「最高級」會談，也是想在他的手中親自了結中蘇兩黨的恩怨，開闢未來。然而接踵而至的蘇聯解體，蘇共倒台，使這種解釋似乎又成為了多餘。
如今，「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失去了國際性。「總路線」也已經沒有任何政黨和國家認同。即使再想「論戰」，恐怕連對象也找不到了。「社會主義是否存在對立的階級」、是不是「全民國家」、共產黨是不是「全民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社會主義能否「和平過渡」和帝國主義能「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嗎，當年那種在「同志」名下的爭吵，不管多麼激烈，在今天看來，都已經變成一種帶有童話色彩並連帶某種親切感的歷史回憶。
當我翻看中蘇論戰那些由大量空洞辭藻堆砌起來的文獻時，我一直在想，按照中國當年的邏輯，今天的中國，肯定已經「復辟資本主義」了。因為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定位下，今天的中國，沿着市場經濟模式，已經比當年的「南斯拉夫」走得更遠了。「資本」在現今的中國，不僅已經有了「市場」，而且成了全國上下到處拼命引進的東西，成了社會財富的代名詞。
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中蘇論戰，從功效上看，既沒有達到明辨是非，也沒有實現存異求同。而論戰使雙方對立的加劇，特別是中國走向「極左」的政治路線，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概念化的爭吵和給對方「扣帽子」，無助於解決思想問題，更不可能改變對方的立場。當年主持中方論戰的鄧小平，幾經磨難復出主政後，在國內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問題上，或許是受了過去中蘇論戰的啟發，採取了明智的「不爭論」政策。果真如此，也可算是中蘇論戰的另一種收穫了。
（選自《溫故》（之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