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24日）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成為變相公投，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遭到徹底慘敗，將半年多的香港危機推向一個令習近平更難堪，也更無法收場的困局。這個結果意味着無論習選擇對香港民意做實質性讓步，還是選擇施加更大的恐嚇壓力，都要付出無法承受的政治代價——因為接受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出的條件，讓香港實行真普選，不僅意味着北京當局顏面盡失，更意味着「台獨」和「港獨」乃至「藏獨」、「疆獨」都會倍受鼓舞，以至大陸的「分離主義」勢力也會抬頭。而選擇加大恐嚇壓力，則北京不僅在香港無法實施有效治理，在全球的形象和話語權也將蒙受超過六四所付出的代價。習近平成為世界第一惡人、中國成為全球第一流氓的國際形象將由此定格。
那麼，由港人借區議會選舉表達民意所帶來的這個結果，會不會像選前陶傑先生所希望的那樣，令香港「轉危為機」呢？陶傑沒用「轉危為安」的成語，而是巧妙地改為「轉危為機」，給所有人提供了想像和討論的空間。轉危為安顯然不現實，因為北京應對香港危機的失敗已經令香港社會遭受巨創，不少港人，尤其是富人和菁英都做了「出走」的選擇，香港即使不至於速「死」，也絕不會有任何意義上的「安定」和「安寧」。如此說來，「轉危為機」是否就成為無稽之談了呢？
激進的「分離主義」者顯然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既然港人的民意表達說明北京不可能對香港實施有效治理，就必然意味着香港的分離主義者有機會實現一種與北京或與北京的代理人分庭抗禮的政治格局。我以為這種想像過於脫離實際。北京沒有能力有效治理香港，但現在依然有能力阻止香港獨善其身，這從整個香港危機發展與今年的大爆發中應看得很清楚。港人不僅有足夠的社會和文化資源實現充分自治，也有足夠堅定的集體意志抵制北京的奴役統治，但畢竟北京擁有絕對的暴力優勢，更重要的是，大陸的社會與政治生態，令中共專制下的多數民眾，很難理解港人的自治訴求。大陸人與港人在政治觀念和政治文化上的巨大鴻溝，是北京當局不讓港人自治最雄厚的社會基礎。因此，在我看來，理解香港能否「轉危為機」，很重要的一個分析角度，就是看香港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能否從根本上動搖和改變這個社會基礎。
以王庚武為代表的一些海內外史學者一直持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支持港人自治訴求的文化和歷史資源，其實不僅來自被英國殖民的經驗，還有整個南方中國的海洋文化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共近三十年經濟上獲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調動了這部分資源，尤其是在港台和海外華人身上體現的這種資源。也就是說，以中共改革開放為契機，善於應變的南方中國海洋文化與北方中國強暴的大陸文化結盟，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習近平窮盡心力化解不了香港危機，反而導致港人幾乎整體反叛。這一重大事變意味着中國南北文化結盟終因北方強勢的政治文化僵硬而破裂。1124選舉的結果告訴世界，香港危機不是中國善變的南方文化危機的結果，而完全是僵化的北方皇權文化危機的產物。這固然給香港也給世界帶來動盪的風險，但也意味着南方文化再造中國、也再造香港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