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釀成今天這種無法收拾的局面，始作俑者是林鄭政權推出的送中條例。送中條例之所以會激起全港市民的強烈反彈，重要原因自是對中國司法的觀感。觀感往往不是經由深入了解、仔細分析產生，而是一些直接進入感官的印象。對中國司法的感官印象是什麼？就是中國近年不斷推出的電視機司法了。
電視機司法的意思是，有關案件不是透過法庭審訊去向民眾宣示被告的有罪或無罪，而是由被中國執法機關拘留的人士上電視去認罪，去陳述官方未經法庭審訊的結論，而電視台也是官方傳媒或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傳媒。這方面的例子多不勝數，有香港居民李波、桂民海，有外國人，也有眾多被拘留的維權人士。
電視機司法不僅無法彰顯案件的公正，反而使觀眾增加對中國司法的負面觀感。因為最笨的人都知道，在強力部門掌握中的人士，在電視上說的話絕不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意向。電視機司法是造成香港市民對送中條例恐慌的主要原因。
國際電視媒體對一些人物的訪問，通常會提出與被訪者對立的意見，對被訪者含糊回答一定會緊咬不放地跟進。不是有意與被訪者為難，而是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約一個月前，陳方安生接受BBC HARDtalk的訪問，就是很精采的窮追猛打和意見攻防戰，這個訪談至今已超過一百萬點擊。
極權國家的官員在本國接受訪問，問題都事先擬定，絕不會提出讓被訪者為難的問題。六四後，於1991年無線新聞部派出記者袁志偉訪問李鵬，訪問導致無線在該段時間的收視暴跌17點，原因就是觀眾都看出問題和回答都事先設定，把觀眾當儍瓜。後來，香港電台的單慧珠邀我演出一部電視劇《風風雨雨》，是以電視台訪問專制國家的獨裁者為題材，以是否讓記者獨立採訪並容許提出跟進問題，來反映媒體的自我審查和新聞自由的困局。這部27年前的作品，至今似乎仍具現實性。
媒體的行政人員與前線記者是不同的角色。行政人員通常要考慮老闆、廣告商、與政府關係等因素，有非新聞的政治關係要顧慮。而記者就要以專業精神對被訪者窮究到底。因此，負責任的媒體，不會由電視台新聞總監或報紙總編等行政人員自己去做訪問，以示公正。
專業記者必須有尋根究底的精神。比如被訪者講到事主有「思覺失調」問題，就會跟進問有沒有經過精神科醫生診斷；講到肯定事主是「自殺」，記者就應該問事前有沒有跡象？為什麼沒有遺書？一個泳術了得的人何以會選擇跳海這種自殺方式？何以全裸？為什麼肯定是自殺？等等跟進問題。記者也應該就被訪者多番強調自己的身份似乎怕人不相信而提出質疑。如果這些專業記者應有的懷疑和窮究精神都沒有，以及訪問根本並非由專業在職記者去做，那麼就有理由懷疑這個訪問類同專制國家的電視機司法，不是新聞而是宣傳，甚至是欺騙了。
電視機司法無助案件的澄清，反而增加對案件的懷疑以及對掩蓋真相的反感。電視機司法不考慮觀眾是否相信，因為其實只是當權者的自慰。電視機司法不是司法制度的破損，而是自我證明司法制度根本不存在。向電視機司法看齊，意味着向專權制度看齊，新聞媒體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倘如此，就毋須送中條例，香港已經是「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