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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給江青信暗含玄機 預言林彪結局及自己身後事

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一封信」,但這封信不是1972年發表的《給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後者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了給江青的信作為「宿主」,一是因為他們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問題上,他們都受到同樣沉重的打擊。二是毛澤東早期也確曾流露過對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響?最便利的辦法,就是夫妻串謀,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許多文革史研究者認為,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是解釋文化大革命,解釋毛澤東與林彪關係的基本依據。在這封僅僅1700餘字的信中,毛澤東兩處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說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計划進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為了利用他打倒劉少奇,才採取了欲擒故縱的手法。不僅如此,他還安排好這個“機關”,事後讓“右派”出來收拾“左派”。

那麼,事實是否真如毛澤東自己所說呢?許多“過來人”都不相信,但對於如何“破解”毛澤東的這個“謊言”又無從下手。1957年,毛澤東就干過“引蛇出洞”的勾當。假作真時真亦假,一個“城府森嚴”的人,其內心有誰知道呢?不過,筆者以為,只要解決了這封信的“真實性”問題,答案便自然揭曉了。

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自稱是寫於1966年,卻發表於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為“批林整風”彙報會議文件印發。以後,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份內容先後在《人民日報》發表。1988年12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曾經摘要引用過這封信。筆者於1996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對該信的寫作時間提出了置疑(投稿《東方》、《讀書》、《二十一世紀》未獲刊登)。1998年1月,該信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全部收錄,在其信末,鮮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據修改件刊印”。

——筆者當年的質疑未獲刊登,可以理解,因為那時的許多文件尚未解密,筆者的論述肯定是不充份的。但根據正式刊出的這一註解,我們可以肯定,這封信所述的內容,至少不是“歷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實”到底屬於什麼性質:是事後根據需要的“全盤偽造”,還是依據1966年確實存在的“藍本”,在發表時作了修改?是主要內容基本真實,只是發表時裝入了後來的思想,還是連思想也是真實的,只是當時沒有那麼透徹的表述?在此,我們需要的僅僅是胡適的那句老話:請拿出“證據”來!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江在1966年4月曾有過一次見面,地點是在上海。信中所說的杭州會議是4月16日,北京會議是5月4日至26日。林彪講話,時間在5月18日;印發林彪講話的時間在此信之後的9月22日。毛澤東6月15日離開“武林”(即杭州)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幾天,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即武漢),“已有十天了”(正好是7月8日)——它們都發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見面之後。另外,信中的“本月”的“兩次外賓接見”,一次是在7月12日,一次是在7月17日,在時間上也沒有破綻,也是很隨便就可以找到人證、物證的。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根據以上細節的真實而放棄甄別,我們很可能就上了一個“精心炮製的騙局”的當了。中國有句古話:“遠觀其勢,近觀其質”。當我們在近處看不清一個事物時,我們可以站在稍遠一點的地方看。而正是這種“遠觀”告知我們,上述察訪的“無破綻”,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東西:

其一,作為一封“隨意性”很強的信件,它似乎“過於嚴密”了!彷彿是為了有意留供後人考證似的,他把那些公開的、可以通過別人獲取的信息,尤其是幾乎把黨內高層大事數了個“滴水不漏”!這有違“家信”的常規。

其二,作為一封私人信件,它過於“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個人的交流和建議,僅僅是作為“主題”的鋪墊和裝飾而存在。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包裝某種政治意圖的“外殼”。

其三,信中表現的主人公心態是分裂的。他一會兒感嘆自己被人“逼上梁山”,成為藉助“打鬼”的“鍾馗”,表現出無奈和窩囊;一會兒又表現出能洞穿歷史的“英明”,不僅能作時間上的掐算,而且能預言一個“相剋”的循環,甚至於預言“鹿死誰手”。他一方面表現出一種“我死了以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氣概,另一方面又充滿錙珠必較的自我“辯白”。如果我們相信這封信是同一歷史時刻所著,那我們必會認為,此時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極度“躁鬱症”,便是有着相當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們把它看作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思緒嫁接起來作品,我們就能夠對當事人給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遠觀”的結論告訴我們,那種在短時間內、人性上表現出來的極度“反差”,顯然不是上述“時間細節”上的“拋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於這種“不和諧”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測,那些所謂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脫,是否只是為了掩蓋他真正想推銷的一個“主題”而“虛晃一槍”?

然而,最可置疑之處還在於,這封隱藏着“黨國最重大機密”的信,居然是寫給到處“亂講話”的江青的。一個最合理的解釋便是,在毛澤東寫給江青這封信的當時,這個“外殼”里並沒有包裹多少“機密”;而當他裝進這些“機密”時,他正巴不得利用江青這張嘴!

自毛澤東逝世以來,為粉碎與清算“四人幫”的罪行,外界曾流傳不少關於毛江感情交惡的傳言。通過與一些毛、江身邊工作人員的接觸,我們可以肯定,二者的關係,並不見得像傳說的那樣糟糕。但這並不意味着,毛澤東會把這樣一份涉及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託於江青。特別是信中所述許多毛澤東的感慨、心態,甚至少年抱負,如果放在一對感情融洽、無話不談、交流頻繁的夫妻那裡,這應該是日常相處之間就已經交流完畢的內容,毛澤東為什麼要在一封信里講那麼多?這隻有兩種可能:

要麼,是毛江關係疏遠,他們平時缺少交流,所以為日後在某個時段的集中“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毛澤東就不會把一份黨國要件交由江青去保存;

要麼,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澤東會把一切託付於她。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他們就不必“牛郎織女”般地“千里傳天機”(這途中不是沒有泄密的可能);甚至於寫不出如此“高度凝練”、以至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信件。這是一個夫妻相處的常識。

除此之外,這封信還存在重大的“破綻”,以下僅舉三例:

第一例,毛澤東在信中有兩句一直被視為“神奇”的預言:(1)“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2)“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

——他是怎麼悟到“七八年”這個循環數字的?

毛澤東此話並非無據可征,在1966年——也就是毛給江信之前,從1959年廬山會議到1966年文革,正好“七年”。但這樣的例子——七八年——只有一次。按照思維的邏輯,只出現過一次的現象,在歷史上只能被視為“偶然”,只有重複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會被當作一種“規律”。如果我們假設,毛澤東此信,或者此信中的這兩句話,是後來所寫(或添加進去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眾位讀者可能會說,從1966年文革到1971年,只有5年呀。但按毛澤東說,劉少奇的問題是從“四清”運動已經暴露出來的,那麼,這裡就出來了“6年”,還有一年呢?我們不要忘記,毛澤東的這封信,是1972年5月面世的。如果按照出版時編輯者的註解——作者在發表前作了修改,那麼毛澤東在1972年想到這個“循環數字”,恰好符合邏輯!所以,如果相信邏輯的力量的話,我們可以猜測,毛澤東這封信(或信中的類似語句),是1972年的“出品”。

當然,上述毛澤東第一句話還有一個破綻——“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當時——也就是1966年7月,其實是文革“大亂”剛剛開始的時候,“紅八月”還在後面,毛澤東也自稱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達到天下大治”,在當時根本還無法預期。所以,這句話無論如何都給人以“沒有來由”之感。但如果說它出品在“913事件”——毛澤東自稱“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之後,這句話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澤東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視為“神奇”的咒語:

“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

這裡便發生一個問題,毛澤東是何時開始想到“死”的?1966年是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據說也是毛澤東一生最雄健、自負的時刻,那時,他甚至還“暢遊長江”,何況他在同一封信中,還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1966年考量,只會讓人覺得毛澤東“陰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們設想,它是“林彪事件”後那場大病的產物,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在這裡,毛澤東熟練地運用了“測不準”原理——彷彿他不能預見是否能在生前看到林彪的結局,但這種“正反反之”的手法,無非是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預見”提供墊背幫襯而已。

第三例,毛澤東在信中有兩句一直被視為“矛盾”的敘述:(1)“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2)“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1966年7月,右派還沒打倒,怎麼又跑出個“右派政變”呢?如果說,他這是指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但這句話中的那個“也”字是幹什麼用的呢?似乎是在他預言中的“右派政變”之前,已經有“左派政變”失敗的例子在前。而真正“右派政變”的危險,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後嗎?顯然要“七八年”以後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話)極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後的出品。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基本可以得出一條結論,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一封信”,但這封信不是1972年發表的《給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後者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了給江青的信作為“宿主”,一是因為他們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問題上,他們都受到同樣沉重的打擊。二是毛澤東早期也確曾流露過對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響?最便利的辦法,就是夫妻串謀,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麼,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計划進行,也就值得懷疑了。如果這些質疑可以成立,那麼,這出所謂“石碣收妖”的神話,不過是他欲挽救自己的名聲而導演的一出現代“秀”罷了。

不過,雖然林彪把毛澤東“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澤東按照《水滸》“造反有理”的“道統”設計文革,卻是千真萬確的。在這場“革命現代樣板戲”中,不論是林彪還是江青,都是他選中的演員而已。當然,這齣戲得以成功上演,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限於版面,這裡就不作展開。

附:1972年發表的《給江青的一封信》

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註:指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裡(註:指上海)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註: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爾王國王太子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觀察員),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林(註: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註: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稱“西方”)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註:指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引者註: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註:指《毛澤東選集》),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追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註:“5月會議”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註:此處指共產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以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也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7月8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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