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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麗明: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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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遭批鬥的人士會被戴上高帽,胸前掛着牌子、剃陰陽頭,進行侮辱。(網絡圖片)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並無任何文化。那時候街面上熱鬧非凡,到處人頭攢動、震耳欲聾。人們最喜歡看的遊街示眾,比北京地壇的廟會還要熱鬧十分。被遊街的人戴着紙糊的高帽,胸前掛着牌子,敲着小鑼、打着小鼓,沒有小鑼小鼓的就用舊臉盆、爛簸箕來代替,但是必須要敲得很響。

「牛鬼蛇神」們一路浩浩蕩蕩地過來了,人們歡天喜地圍觀,跟着遊街的隊伍走,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遊街的隊伍返回來。

人們都拍手笑着、跳着,呼朋喚友地像看西洋景;十分高興地指點着、議論著:這是誰誰誰,那是誰誰誰。可以說,包頭有史以來,人們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還有看熱鬧的孩子調皮地泥巴打擊「反革命」,一旦頭臉被擊中,會引起人們一陣陣快意的鬨笑。

那些被游者的胸前都掛着大牌子,大牌子上寫着他們的名字,名字上用紅筆打着大大的叉。被游者,面孔看上去都差不多,蒼白沒有血色,目光呆滯無神,如一群羊被驅來趕去。1966年的8月的包頭市青山區,我也曾在這樣的隊伍里行進過,至今想起來,心中仍在滴血。

最壯觀的那次是在8月20日,那天,我們都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邱萊走在遊街隊伍的最前邊,他穿着黑色繡花的壽衣,汗如雨下。胸前的牌子上用黑墨醒目地寫着:「走資派邱萊」,名字上打着一個血紅的叉。

我在最後面,我胸前牌子的名字上也有紅叉。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被打上紅叉,被驚嚇哭了,因為聽人說過,凡是打上紅叉的人,都是要被槍斃的。我嗚嗚地哭着,臉色慘白,腿也軟的邁不開,後來就被兩個紅衛兵推搡着往前走。

「三反分子」趙華輝和「現行反革命」張亭柱因為悄悄說了一句話,被紅衛兵抽出皮帶,在他們身上沒頭沒腦地打了幾下,就再也不響了。

趙華輝是因為兩句話就被打成三反分子的。他那時是食堂的管理員,一天早晨,大家都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老趙突然想起來,食堂沒有姜了,於是就喊採購員小王:「今天食堂也無姜了!」就因為無姜,給趙老漢帶來了厄運。

還有一次,他在向行政科匯報伙食帳時說:「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說:『又虧了』,下邊我公佈伙食帳!」行政科長嚴厲質問他:「你胡說什麼,毛主席什麼時候做過這樣的指示?」趙胸有成竹地說:「這句話我找了兩三天呢!請大家打開毛選第一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小資產階級……發財理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他們每逢年底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不是毛主席說的嗎?」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此事後來也成了他歪曲最高指示的罪證。

張亭柱是土建工地實驗室的一位試驗工,他喜歡文學,因為企圖寫一本關於北平和平起義的長篇小說而罹難。在小說的初稿里,有人物對話把蔣介石稱之為「蔣總統」,他因此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公司唯一的女「牛鬼蛇神」,子弟小學的喬老師,胸前也掛着牌子,上面寫着「吉普女郎」。她低垂着頭,我看不到她的臉,她那美麗的微微帶卷的頭髮已被剪得禿禿的,亂糟糟的匍伏在後腦勺上。我特別想看她那圓潤的笑臉,看她那充滿智慧的眼睛,但怎麼也看不到,只有剪得短短的,沾着泥土的頭髮在我眼前晃動。

遊街常常花樣翻新,記得有一次我們還用手牽着一條染成黑色的粗麻繩(寓意「黑幫」)。一路上「打倒×××!」「打倒×××!」的口號聲不絕於耳。我一個少年,是平生第一次獲得「被打倒」的「殊榮」。

有一陣,公司文革小組天天安排我們這些「牛鬼蛇神」遊街。一天,一大早我們就慌忙準備帽子、牌子及手中敲擊的響器,主動來到文革小組辦公室報到,等待他們派人押解我們遊街。後來這些人也煩了,說:「我們沒球功夫管你們,你們自己去游吧!」於是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們就自己打着鑼鼓,自己喊着口號去遊街。這是什麼事啊?所以到了後來,遊街幾乎成了遊戲了,不過這是一個世界上最無聊、最荒唐的遊戲。

記得第一次遊街用的高帽子是文革小組讓焊接隊給統一製作的,骨架用的是6毫米粗的鋼筋。帽子很重,壓在頭上,沒多久就血脈不通,汗如雨下,瀕臨絕境。再後來,揪出來的牛鬼蛇神越來越多,文革小組讓我們自備道具,於是我們有的用細鐵絲,有的用竹篾來綁紮高帽子。我也趁機找來竹篾重新綁紮,細心地用白紙糊好,並寫上「三反分子韓麗明」的字樣。遊街之前,我還在牛棚里對着鏡子反覆試戴,惟恐出錯。有人路過,見此情景不禁啞然失笑。

李總帶的超高的高帽也是他自己做的,他說自己的個頭小,帽子做的高高才能讓大家看到自己。脖子上掛的牌子「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李毅民」的毛筆字也是他自己寫的,他說他的毛筆字很有功底藉機會顯示顯示。

那些很重的鐵帽子聽說都是焊接隊的劉光明焊制的,劉光明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後生,他出身好,對「地富反壞右」深惡痛絕。但是時隔不久,他也被揪出來了,罪名是「侮辱貧下中農」。緣由是,一次大家議論起農村里劃成分的事,他說,他們村里就有過地主變成貧農的事情,有個地主子弟因為抽大煙和賭博,到解放前三年已經一文不名,在劃成分時竟然成了貧農。在分地主的浮財時,他挑的幾件東西,都是當年他賭博輸出去的,包括八仙桌、太師椅以及煙槍等,正經貧下中農對此不屑一顧,他們看重的都是農具。

劉光明來到牛棚以後,我把替換下來的最重的帽子交給他了。我交給他,讓他試戴時,突然想到了一個詞:「請君入甕」。

邱書記是山西人,和我是老鄉。在我用竹篾重新做高帽子時,也趁機給他做了一頂,他為此對我感激萬分。他說,他老伴已經給他準備好了一雙布鞋,下次再讓他遊街示眾的話,就穿上布鞋,這樣腳底不至於磨出水泡來。可惜,我沒有布鞋,只有工地發的勞保鞋,又硬又硌腳,腳上磨起的水泡始終好不了,後來竟然化膿,走起路來一跛一拐的。

劉光明後來死於自殺,據說由於驚恐而精神分裂。緣由是,包頭市要槍斃一批反革命,劉光明被拉去陪綁。那天,他的背上也插着令箭似的亡命牌,活似古裝劇中斬立決的牌子。綁得也很有特色,沒用手銬,都是用麻繩,從脖子那邊套過去,雙手反剪,綁的像個粽子。解放軍戰士背着衝鋒鎗,兩人負責一個犯人,其中一個摁着他的腦袋,讓其做出低頭認罪的姿勢。

他那天被放回來時,臉色灰白,已經肝膽俱裂,沒幾天就上吊自殺了。

那時,我們每個人上衣口袋處都縫有「××分子」的布條,儘管人不人鬼不鬼,好在都是在工地之內,也就認了。可文革小組有令,出了工地,甚至上大街也得戴着布條走,以便「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我有時候出去只有一個目的,買點兒吃的,補充補充熱量,準備接受明天的再一次遊街。戴布條走,無異於獨自遊街示眾;不戴吧,又怕躲不過英雄們的「火眼金睛」。思來想去,總算找到一條「萬全之策」,我一出406工地就把布條揪下來,回來時再用別針別上去。辦法倒是有了,但每次出去都提心弔膽,生怕出事。

忽然有一天,公司文革小組的張幹事給我們做成四面牌子,牌子上貼着白紙,上面分別寫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大字。然後命令我們這些「黑幫」們,每天去食堂吃飯時,排成縱隊,打頭的舉着牌子,一路上嘴裏還得有節奏地高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惹得人們都跑來圍觀。

後來聽舅舅說,山西的遊街鬧得更厲害。聽說大同縣某公社有個寡婦,是公社書記的姘婦。文革中書記被打成「走資派」,她也被揪出來批鬥。因為每次批鬥人們都要追根溯源,讓她交代與書記的房室之事,具體細節都要求講述清楚。她不堪忍受,於是上吊自殺。這個寡婦以前曾經是地主的小老婆,人們覺得就這樣安葬會便宜了她,不知是誰,想出了裸屍遊街的辦法。

凝聚着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智慧與心血的道具終於光榮誕生了!由木匠定做的堅實穩固的木頭架子,固定在一輛牛車上,劉二寡婦赤身裸體地被綁在架子上,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大活人站立在車上。她的頭上戴着高帽,高帽上寫着:「大破鞋劉二寡婦」,可胸前卻一反常態沒有掛牌子,大概設計者是為了突出她胸前那兩個乾癟的乳房以吸引人們的眼球。

遊街在中國,只是一道舊風景。歷史雖說悠久,但真正形成規模和氣候的,還應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幼時在老家縣城,我曾目睹將罪犯押赴刑場處決的場面,刑車上站滿荷槍實彈的士兵,殺氣騰騰,頗有推出午門問斬的味道。刑車是怎樣的已記不清了,只記得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綁,背後插有白色的標子,臉色灰白地站在刑車的最前端。

不過,要是同文革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如果說文革把人性之惡發掘至極致的話,那麼,遊街就是不乏幽默、頗具匠心的表演,而裸屍遊街更是這種表演中的上乘之作。

唉,難以忘懷的、空前絕後的大革文化命呀,每次想起來就會讓我的心上滴血。(有刪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聽老綏遠韓氏講過去的事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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