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大公報》可是名聞天下，而其第二代總編輯王芸生亦以其開闊的視野、犀利的筆鋒以及捍衛民間報紙「文人議政」的傳統而名噪一時。無黨派的報人俞頌華曾在《富有熱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如此評價道：「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於環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賦予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早年因為家貧，只讀過八年私塾就被迫失學。失學後，做過學徒、洋行職員，但因酷愛讀書，尤其對報紙深感興趣，是故曾在天津洋務華員工會主編工會的周刊。1926年因其宣傳反帝而被通緝，南下上海，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都副秘書長，同時與共產黨人先後主辦《亦是》等周刊與《和平日報》，並加入了中共。「四•一二」國民黨清共之後，他與中共失去了聯繫。
1928年，王芸生被天津《商報》聘任為總編輯，從此正式開始了其新聞生涯。後來他曾在報上刊登啟事，稱「鄙人因感觸時變，早已與一切政團不發生關係，謝絕政治活動，惟從事著述，謀以餬口，恐各方師友不察，有誤會，特此聲明。」
1929年，一場筆仗使王芸生與時任天津《大公報》的總編張季鸞相識，並深受其賞識，於1929年8月22日進入該報工作。自此，他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公報》是英斂之在1902年創辦的，報名取「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之意，在張季鸞等三人接手後，走入了輝煌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由王芸生主編中日關係史料。史料擬從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寫起，直至1931年，因正好60年，所以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最終寫到1919年）。為了掌握詳細材料，王芸生不辭辛苦四處奔波，晚上則伏案整理、編輯。每天寫出一段，即在《大公報》上連載，前後共三年，洋洋灑灑二百萬字。王芸生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奠定了自己在《大公報》的地位。後來的中國史學家劉大年曾評價道：「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於世，為人們所知，書名標舉中國與日本，實際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廣泛的範圍。」
1935年，王芸生成為《大公報》編輯主任，地位僅在張季鸞、胡政之二人之下。1936年，《大公報》創辦上海版，王芸生受命主持報社業務，並開始大量撰寫社評。上海淪陷前，他撤到漢口，參加《大公報》漢口版的言論編輯工作。1938年，《大公報》重慶版創刊，基本由王芸生主筆。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他成為了其繼任者。
王芸生生活簡樸，不喝酒、不吸煙，甚至不喝茶。他始終秉承張季鸞提出的《大公報》的「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四不」方針，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不結交黨派；辦報沒有任何所圖，而只為大眾發聲；不以言論做交易；不隨聲附和。
當有某國民黨要員為在《大公報》登一篇文章而派人送厚禮時，王芸生對將收下禮物的家人大發雷霆，立即寫信要求把禮物拿回。國民黨陳誠、張治中曾邀請他出來做官，都被他拒絕。在他看來，「不做蔣家官，不拿蔣家錢」才能保住自己獨立思考、自主發言的地位。
1943年2月2日，他寫下了《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描寫了戰爭給中原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對當局提出了批評。此文一出，人們爭相傳閱，蔣介石大怒，《大公報》被罰停刊三天。
抗戰剛剛勝利，中共又挑起了內戰的風雲。在此期間，王芸生發表了不少批評中共和國民黨的時評。如1945年10月25日，發表《為交通着急》社評，批評共產黨。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1946年4月16日，則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對此，中共的《新華日報》則發文予以反駁。
而王芸生對國民黨的若干批評報導，給國民黨造成了諸多消極的影響，國民黨遂逮捕了《大公報》的若干記者，並對其進行新聞檢查。對於國民黨政府干涉新聞自由的情況，英國代表自由思想的權威報紙《曼徹斯特導報》於1947年6月8日發表了社論，王芸生遂將其發表在《大公報》的要聞版上，眉題是「外報論中國捕記者」，主題是「抓人封報實難叫人同情」，副題兩行「人民不滿情緒豈可壓抑，實現和平民主才是上策」。
1948年7月8日，持續發表親共報導的南京《新民報》被勒令停刊，王芸生寫下了《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的社評，稱「限制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這與保障民權的精神是不合的」，並與國民黨《中央日報》展開了論戰。
王芸生曾對家人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事實也是如此，他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批評當權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共產黨的批評。
毫無疑問，任何個人的命運也無法與時代脫節。在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各色間諜的幫助下，國民黨開始節節敗退，王芸生所領導的《大公報》也面臨着抉擇。也許是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也許是對共產黨還抱有一絲希望，在毛的邀請下，在《大公報》內共產黨人的「勸說」下，在中共「滬、津、渝、港四館不易名、不換人，照原樣出版」的承諾下，王芸生決意北上北平「投奔」共產黨。
這是一個令後人費解的選擇，因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對毛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年當王芸生等大公報人在重慶與毛澤東見面時，即對毛直言「不要另起爐灶」，而毛則答曰：「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爐灶里不許我們做飯」。不久，在王芸生讀了毛的《沁園春•雪》之後寫信給傅斯年，吐露出「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後他連續四天在《大公報》重慶版和上海版上連載《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長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還是最終投向了這個充滿帝王思想之人，他後來自己的解釋是向「人民陣營來投降」。可毛所締造的王國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嗎？王芸生此後的遭遇證明其當初的選擇是多麼的幼稚。
1949年就在王芸生剛來到「解放區」，天津《大公報》就被改名為《進步日報》，對此違反「承諾」之舉他亦無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剖析舊《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反動」。此後儘管他還擔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社長，也擁有政協常委、人大代表等頭銜，但他的報業生涯從發表這個宣言的那一刻起實際上已徹底結束，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堅持的獨立辦報原則徹底的破滅。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堅持「我有封建思想，但決不出賣朋友」。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寫《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對自己最珍貴自豪的那一段歷史多有「批判」，其中的違心和痛苦後人難於體味。
文革爆發後，王芸生依舊免不了遭「批鬥」和「勞動改造」的命運，直到1972年中日恢復外交關係，因為1934年出版過權威性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毛親點其名讓他「參加對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後就一直被當作裝點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可以說，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樣暢所欲言，撰寫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沒能完成多少有價值的其它事情。對於這樣一個曾經是才華橫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時光，該是怎樣的痛苦啊！
據說王芸生臨終前對其兒子回憶往事，言語中充滿了悔恨之意。也許是「悔」自己天真的選擇葬送了《大公報》？畢竟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雖然有新聞鉗制，但新聞依舊有一定的獨立和自由的空間；而在中共統治下，連這樣的空間也喪失殆盡。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輕諾？「恨」自己頂不住政治壓力違心自貶？其實，這樣的悲劇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中共真是害人不淺。
2011-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