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名義上在實行一國兩制，但在修訂《逃犯條例》之戰，北京已經不避嫌地直接下令香港精英歸隊支持修例。修例後北京法例在香港生效，要捉甚麼人便捉甚麼人。特區自治正式死亡。北京視香港為殖民地，用比英殖時代更嚴厲的手法鎮壓，已經很難掩飾。
早在香港主權移交前，中國與香港將進入殖民關係，已有學者論及。例如1993年，美國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周蕾（Rey Chow）出版了《書寫離散》（Writing Diaspora）一書，探討香港作為一個離散身份的矛盾與前景。她認為香港身處西方和中國的雙重殖民之下，在兩個殖民者的夾縫間，發展出一個異質多元的自由文化。她表示，香港要追尋的，是一個世界城市和自由社會的尊嚴和自主，拒絕中國的和西方的中心主義，也負起尋找更公義更可持續社會的責任。
周認為，香港人的身份，絕對不能建立在對中國的鄉愁之上，因為這種鄉愁只能為我們帶來永恆的缺陷和自我否定。香港對中國的追尋，只會是徒勞的：香港越努力去嘗試，就越顯出本身「中國特性」的缺乏。這段歷史緊隨著香港，像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令香港無法擺脫「自卑感」。
周近年的學術研究，已經轉了軌道，她對當年觀點，可能也有調整。但她當年將中國與西方並置，看成同是殖民者，並主張建立香港主體身份，在今天看來，可說是厲害的先見之明。
但當年周的先見之明，雖然有愛護香港文化者如也斯的支持，但香港知識圈還有很多染有中國民族主義毒癮者，對於建立中國身份以外香港主體的主張，充滿敵意。當時剛大學畢業的我，便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一員。
1995年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化研究計劃，讀了大批假裝進步，但內里暗含陳映真式炎黃種族主義的台灣後現代左統著作。當時香港商人紛紛北進，自以為可以帶領中國走全面資本主義之路，表現出一種很庸俗噁心的大香港主義傲慢。在這樣的理論背景與社會氛圍下，我寫了<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一文（陳清僑篇《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1997年，牛津）,將周肯定和保衛香港多元文化的主張，與大香港主義混為一談，批判香港夾縫論乃是香港資本家北進殖民主義的共犯。
當時我判斷這兩種論述是共犯，是因為只看到香港資本主義一時的囂張，而無視中國民族主義的長期狂妄。中國民族主義，就是一種重建中原帝國，馴服邊地鄰國為奴的欲望。夾縫論就是對這種欲望的抵抗。在冷戰剛結束的中共急於將中國嵌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以保政權，要英治香港的經濟體制與企業家幫助。中共放下身段求助於香港商家，香港的精英層，才產生北進殖民中國的幻想。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中國的黨國資本，羽翼已豐，已有足夠實力對港資過橋抽板、清洗打壓。隨後而來的，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與大中原民族主義合體共振，形成充滿帝國氣焰的天朝體制。
到那個時候，我才發現夾縫論的先見之明，也對周教授充滿歉意。可恨是到了香港被帝國鐵蹄任意蹂躪的今天，不少自稱進步知識分子，仍被困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監獄裏，對建構香港主體的努力充滿敵意。這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孔誥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