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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中共官場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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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場如今人人自危,官員消極怠工。()

最近幾年中國官場出現了一種新「氣象」,那就是官員們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現是消極怠工,但他們的「二心」與民眾對體制的不滿完全不同。官場與高層的關係已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夥」關係,重回類似於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係,「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

一、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

官員們多半在消極怠工,這是官媒最近不斷發表文章批評的官場時弊。習近平前一段時間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中共在各個方面都面臨着重大風險,如果官員讓危險升級為真正的威脅,他們都將為此負責。這話的潛台詞是,官員們在坐看風險升級,仿佛他們身處這個政權之外,無關痛癢。

中共現在面臨的風險,最大的不是民間廣泛存在的不滿和零星的反抗,而是經濟風險,因為後者是全局性的。中國經濟已進入下行狀態,其原因,我在《2018年:中國經濟下行成定勢》(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2/26/n10932910.htm)中解釋過。在集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手段,要靠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後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就眼前形勢來說,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如果各級官員普遍消極怠工,則當局試圖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的種種設想就可能落空。

事實上,恰恰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干」。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着看笑話,看你們上面怎麼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着少干少錯的宗旨,坐着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干」,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於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於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誌着,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係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

二、江胡時代的官場「蜜月」

要了解官場與高層的關係為何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變成了如今的「上下異心」,首先得明白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中國的官場,在江胡時代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一「龍」一「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

這種局面的形成,並非偶然。在集權體制下,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個人獨裁領導模式無法自然延續到下一代領導者身上;隨後必然出現所謂的「集體領導」模式。一旦這種轉換完成後,在集體領導模式下,「九龍治水」的局面就產生了。在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契爾年科時代(戈爾巴喬夫後來實行了個人集權的總統制),在中國,從鄧時代到江胡時代,都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由於政府不能再用個人崇拜、意識形態等手段有效地動員並控制社會和官場,高層與官場之間就從斯大林和毛時代單純的「命令–服從」關係,變成了一種互利式交換關係,各自向對方提供對方所需要的,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換言之,統治者向官場提供官位的穩定和特權福利,而官員們則順從高層的領導和控制。這樣,在高層與官場之間事實上存在着一種雙方體認的「契約」,只要這個「契約」不被打破,官場的穩定和上下互動就可以維持下去。

這種官場與高層的「蜜月」必然導致腐敗橫行,但前蘇聯與中國江胡時代的腐敗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因為腐敗的規模取決於經濟改革的深入程度。經濟改革引入私有化之前,比如前蘇聯和中國的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一旦國有資產私有化了(中國此舉始於朱鎔基1997年推動的國企改制),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並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江胡時代官場與高層的「蜜月」,就是後一種情況。

一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係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往往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三、習時代的官惰之源:重回「貓鼠關係」

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於官場全面對高層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朱、胡溫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牴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無非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

官員們最大的難處還在於,誰也不能出頭,去公開抵制反腐敗,那等於是不打自招,自求速死;那怕有再多的仇恨和不滿,也只能悶在心裏,於是,「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是,官員們恨習近平,並不等於他們嚮往政治民主;他們並不笨,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係。

事實上,官場與高層的關係現在已經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夥」關係,重回類似於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係,即「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今年3月29日刊登過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上下同心」的關係,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其實心中有數。

滿懷「二心」的官員們離心離德,表面上與蘇共垮台時的官場普遍心態十分相似,但它的政治意涵卻截然不同。2016年我在華盛頓的一個智庫曾介紹過我提出的一個新觀點:私有化和民主化是相容還是對立,取決於兩者的時間順序,若民主化在前,兩者可以相容,例如在俄國,民主化不會妨礙原紅色精英的發財舉動,而紅色精英可以利用民主化帶來的新機會;若私有化在前,比如中國,則私有化造就的共產黨資本家們必然傾全力撲滅任何民主化活動,因為民主化可能是奪命之舉。正因為中國屬於後一種情況,所以,當下及今後中國的官員們雖然有「二心」,卻多半不會有「反心」,在維護現體制這一點上,有「二心」的官員們與高層始終是一致的。因此,在所有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國的轉型之路有可能最為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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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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