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表示自己對毛這一思想學到了手，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觀看京劇《三打白骨精》後，郭就劇情寫了一首詩呈毛，前幾句是：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仁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
在郭看來，唐僧應該千刀萬剮，罪名是敵友不分，立場不穩。毛閱後，回贈詩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由此看來，郭沫若比毛澤東更「左得可愛」了。當然，毛對郭這種忠誠和「疾惡成仇」是深為讚許的。而這正是郭要達到的效果。
1957年毛髮動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可說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文字獄。為了給自己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行為辯護，毛使出流氓無賴伎倆，將自己的陰謀說成是「陽謀」，還將在運動開始時白紙黑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承諾，以「右派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這樣的「理由」耍賴。
郭沫若立即響應，為主子補充，說什麼「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圖、為主子揚威、護短，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領，郭都學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夠經常接觸毛的人之一，還是不時與毛詩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對自己的這一角色十分自覺，也非常謹慎小心。毛每有詩詞，郭必和之，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都寫得很蹩腳。起初有人以為是郭詩人江郎才盡使然，但仔細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於是才知道此乃郭詩人有意為突出偉大領袖而故意「藏拙」所致。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貶損自己，這種苦心和忠心難能可貴，不過如此一來，郭詩人就與下三濫詩人為伍了。
由於可以經常接近毛，當然可以從毛的言談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態，好惡，郭作為史學、文學侍臣，在與毛的交談中不免提到一些歷史話題，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臧否。比如毛讚賞曹操，郭便不顧自己過去曾經著文罵過曹操，也不顧及近一千多年來曹操在中國人心目中婦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揮筆寫下為曹操翻案的文章，旋又寫下讚美曹氏的「歷史劇」《蔡文姬》。在得知毛對女皇武則天情有獨鍾之後，郭便馬不停蹄炮製了多幕歷史劇《則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對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有「揚李抑杜」的不同的評價，郭於是趕忙炮製了一本名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郭拋開從作品藝術性、思想性去評價作者的傳統做法，卻搬來了毛的「階級分析法」，考證起詩人的「階級成分」。結果「發現」杜甫是「地主」出身，證據是杜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證之曰：當時窮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兩層，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麼？
不知郭詩人是否想過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爺府，算什麼「階級」？
在對近現代人物的評論中，郭更是充分表現了他那少有的「牆頭草」角色，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過於對魯迅的態度了，其言語之肉麻、無恥，堪稱前無古人。文藝界和愛好文學者都知道郭氏與魯迅原屬兩個勢不兩立的營壘，互相謾罵攻訐了好些年，而且雙方都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郭罵魯迅是「封建餘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魯迅則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當年投靠以「四條漢子」（周楊、夏衍、田漢、邵荃麟）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營壘之下，滿以為肯定能得到共產黨的歡心和鼎力相助，誰知，後來掌控中共的毛澤東看到魯迅的影響力更大，決意捧魯迅以籠絡廣大文學青年，又因為魯迅己於1936年死去。於是毛決定「高舉」魯迅的旗幟，對魯迅進行了一連串至高無上、不着邊際、肉麻無恥的吹捧，連延安的文藝學院也以「魯藝」命名。這樣，郭氏在這一場政治投機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決心挽回這一「失誤」，辦法很簡單，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魯迅，反正魯迅不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與他爭辯了。主意打定之後，郭對魯迅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變。郭語出驚人，文革中在紀念魯迅的會上他竟然裝作痛心疾首、厚顏無恥地說：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接下去竟然當眾以魯迅的「徒孫」自稱。又把魯迅描繪成「紅衛兵」，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所沒有走過的路……」其肉麻無恥的水平，堪稱空前絕後了。
當然，誰都知道，他對死人魯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給活人毛澤東看的，都是為了向毛獻媚、取寵、以固其位，真可謂用心良苦的「曲線救己」了。
郭的厚顏無恥也許只有毛澤東能與之伯仲，區別只在於毛在這類無恥的表演中不脫流氓帝王的霸氣、痞氣。而郭體現其中的則是更多的奴氣和媚骨，這就是基於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帶來的差別。
就是憑着這種對毛無限忠誠和奴顏婢膝精神，郭穩穩坐了二十幾年文化班頭的交椅。歷次運動，郭都有驚無險，都被毛高抬貴手，保護過關了。
但正如俗語所云：天有不測風雲，人算不如天算。終於有一天，郭感到禍亊臨頭了。而這個「天」正是毛澤東。鑑於此事由來較長，不得不多說幾句。
事情的禍根在於對秦始皇贏政的評價，具體則是起於郭的一本歷史小冊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郭沫若等左冀文人無不在指桑罵槐譴責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謾罵蔣介石「專制獨裁」。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以其專長寫下大量「借古諷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將其於1943年至1945年間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為《十批判書》。其中第十篇叫做《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主要觀點是肯定呂不韋的「人本思想」，認定「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批判秦王政企圖將天下作為－已私產並「傳之萬世」的獨夫哲學。書中還把孔子作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沒有想到，此文與毛當時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一詞對秦始皇的態度相左，但當時毛忙於奪取政權等軍政大亊，估計無暇顧及此書。即使看過，因當時郭與毛還是「友人」、「諍友」關係，毛也對其無可如何。故這件事從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國毛成了毛皇以後，毛不止－次表達了對秦始皇的肯定和鍾愛，（後來則直接公開聲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的講話）。毛明確表達對秦始皇的鐘愛讓郭班頭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和恐慌，他決心「變臉」以求自保。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書《讀〈隨園詩話〉扎記》，共77條，其中第八條為「論秦始皇」，藉機表達了與自己過去完全相反的觀點，在關於秦始皇「焚書」的問題上，郭居然將他原說的「普天之下大燒其書」，改變成秦始皇收書辦公立「圖書館」；把秦為防人民反抗「收天下之兵」，說成是「鑄劍為犁」。總之都意在「偃武修文」，在為人民辦好事。郭出的書自然要送呈毛澤東。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對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過去如有相左之處，萬望勿以為意，放我一馬。毛收到後暫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來了，一些與郭班頭級別接近的馬屁精如翦伯贊、吳晗之流紛紛落馬。郭班頭一看大勢不好，他首先想到的辦法是辭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動向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提出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的請求，他誠懇地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期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這後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跡：我絕對沒有以此發泄不滿、「要挾」領導的意思。但這個呈報沒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當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洗耳恭聽了文化部黨員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在學習發言中（一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都要洗耳恭聽一個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還要學習、發言，可見郭沫若的文化班頭做得確實太窩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燒毀」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驚人之論。郭說：「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接着他作了沉痛的檢討，「文藝界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我不能沒有責任。」表示要誠懇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為師」，還說：「我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過去，毛曾發過話：郭沫若、茅盾、范文瀾、翦伯贊四人要保護。不過，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還沒開始，他自己就先把翦伯贊「打倒」了。對郭，毛既沒有重申「保他」，也沒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聽了康生關於郭在人大會上提出要「燒書」的要求及其所作檢討的匯報之後，立即命令將郭的講話、檢討的原稿先由《光明日報》刊登，然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接着全國的報紙也轉載。這雖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讓他在全國人民面前出醜，掃面子，算是對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處理自己的檢討，郭班頭感到大難臨頭，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賬了。自此提心弔膽，過着誠惶誠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時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動「檢討」、「認罪」、兼「拍馬」，不過現在他不但拍毛的馬屁，而且重點拍毛夫人江青的馬屁，希望以此「曲線救己」。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郭作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然而意猶未盡，又當場向毛夫人江青「獻詩」一首，郭班頭聲情並茂朗頌曰：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如此賣力表演，總的說卻效果卻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紅衛兵」就響應毛的號召，殺向社會，不久，就找上郭的門來了，紅衛兵殺氣騰騰勒令郭交待兩條「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與毛唱和的《滿江紅·領袖頌》詞中有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紅衛兵怒斥：全國人民都在高唱「東方紅」，你為什麼唱「東方白」？居心何其毒也！——這其實是一宗「冤案」，因為首先使用「東方白」一詞的是毛澤東自己，郭不過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栁亞子的《浣溪沙》中，寫下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賀新郎·讀史》一詞的最後一句寫道：「歌未競，東方白。」然而這幫「革命小將」是不講道理的，而郭詩人自然也不敢拿偉大領袖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條罪狀更加離奇，說的是郭為一本當年紅得發紫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封面書名一事，說是包藏禍心，極其惡毒，是一個巨大反革命陰謀。經過他們仔細辨認，發現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澤東」四字組成，整個這五個字中紅衛兵發現了十六處「反革命罪證」。於是限令郭交待其動機、目的，以及反革命綱領、計劃等等，否則「後果自負」！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種事態的嚴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淪為冤死鬼！這種欲加之罪如何能辯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難可能臨頭。好在周恩來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將郭秘密轉移。紅衛兵失去了目標，只好悻悻而去。經此劫難的郭后來專為此事填寫了一闕叫做《水調歌頭·海字》的詞，詞曰：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僉壬，古語卑鄙小人之意）
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
限期交待，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這事件雖然荒唐，但詞中兩句：「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說的卻是事實，非「誣」也。最後一句，活畫出郭一付無恥奴才相，如果周恩來來看了可能後悔送他「入園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於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擊，就更慘了，簡單說就是付出了兩個兒子的代價。筆者以為，這是因為毛考慮再三，覺得直接拿郭本人開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故釆取「曲線報復」的辦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紅衛兵出面將郭的兒子用來「頂罪」。
第一個「頂罪」的是郭民英，是郭與於立群生的第三個兒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樂天賦，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隨身攜帶一部小收音機，為的是聽音樂、學音樂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學檢舉揭發，一些人直接上書給毛澤東說郭民英搞「特殊化」，並有裏通外國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內參》上，可見「頂層」對此非常重視。郭民英受到重大壓力，一氣之下，放棄了音樂，去了部隊，去浙江前線當了一名海軍士兵。據知情者說，民英在部隊表現很好，被當作「接班人」培養，已被接納為預備黨員。但後來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衝擊，郭民英的處境急劇惡化，就在討論他入黨應否轉正之際，郭民英於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殺」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隊料理弟弟後事，問到其弟的死因，部隊的人說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說：「我才不信呢！」但卻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認「自殺」。不過可以推斷，這樣一個有着強烈上進心才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決不會「自殺」的。
其時江青、康生正對郭沫若緊揪不放，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則他們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將與郭有密切關係的周恩來牽扯出來，一併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擊郭沫若計劃的一部分。
接下來第二個犧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時郭世英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農大」中有一夥受到江青操縱的反周恩來的紅衛兵，他們在1968年4月9日將郭世英綁架，情勢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參加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活動，郭世英母親於立群便懇請丈夫將郭世英被綁之事面呈周恩來，請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時參加會議，而且就坐在周恩來身旁。然而這位已經被嚇破了膽的可憐蟲父親，硬是將兒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內心，任憑它在內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來吐露半個字！結果在郭民英被綁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樓身亡，臨死也沒有鬆綁，身上的傷痕觸目驚心。此時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殺」的剛好一年之後。
可以想見於立群對這個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實此時周恩來仍然有一定實權，只要郭向他開口，周決不會置之不理。後來周恩來得知郭世英死訊後，親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弔唁。又兩次派人調查此案，但終因對方的後台「硬」，調查無果而終。
儘管受到如此殘酷打擊，付出了如此代價，毛仍然不肯完全放過郭班頭。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講話中突然舊事從重提，說起郭班頭的《十批判書》中對孔子的讚揚，對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詩一首以戲之：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雖說語近戲謔，然而君無戲言，其中暗含殺機，令人震顫。郭班頭記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名說：吳晗、剪伯贊「他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就這麼輕輕一句話，一個在文革開場時便命喪黃泉，一個在飽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後夫妻雙雙「自絕於人民。」如今毛又如此說自己「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這是性質相似的話語。郭得知後怎能不徹夜難眠？！
亊情還有後續，一個月後的8月5日，另一首由江青記錄的名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毛詩「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龍魄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規，只要是被毛點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陸，就在劫難逃了，輕者打入另冊，重則性命不保。不過，郭旋又看到，毛在開頭還稱他「郭老」，似乎還戀舊情，或許看在他多年為其不遺餘力歌功頌德的份上，能夠對他網開一面，只是將他戲弄－番罷了。
毛暫時沒有後續動作，郭班頭提着的心總算逐漸安定下來。可沒有想到，懲罰還是來了，而出面懲罰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歌頌的江青女士。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批林批孔」萬人動員大會，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須全家到會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着病體到會。果然此次叫他來是充當反面角色，大會上，江青當着萬餘中央幹部及郭的家人的面，兩次點名叫郭站起來，這個年屆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學生一樣報到，站着聽訓。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評他，而是當眾宣讀毛澤東那兩首批郭的詩，外加無情的申引批判。可憐的郭班頭此時無地自容，恨不能如孫行者鑽入地下。事後，郭的病更嚴重了，住進了醫院。
我們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鋒，如整死劉少奇、陶鑄均是如此。正如後來在審判江青時她自己所說的，她只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她咬誰就咬誰。所以，後來那些將對郭沫若的迫害歸咎於江青或「四人幫」的說詞，完全是故意栽贓，為毛開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