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一則帶圖片的推文，圖片是地上躺着兩排死豬，身上有紅色的瘀斑，還有土灰，非常噁心。圖片的推文解釋是，"前一天被挖坑掩埋的患瘟疫的病豬，當天夜裏就被當地人挖出，裝車拉到異地欲販賣。這是高速路上被截獲的患瘟疫的病豬"。我的第一反應是，人性怎麼能泯滅到這個地步，不由得想起網上的一句話"中國需要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重返人類"。
今天，異地互害、易糞而食的消息已經遠不如以前那麼令人震驚。蒜農不吃自己種的大蒜、種木耳的不吃自己種的木耳、種稻子的不吃自己種的大米，像這樣的報道不時出現在媒體上（也許還可以添上假疫苗這樣的事情），大多數人的震驚和憤怒已經被絕望和麻木所代替。
人們關心這樣的事情大多是出於擔憂自身的安危。他們看到這些問題中的制度因素，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有人憤激地說，取消特供，食品安全的問題就解決了。但問題哪裏是這麼簡單。制度的原因是明擺着的，而改變制度的可能即便有，也是非常遙遠。因此，除了自求多福，哪裏還有別的安身立命之道？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是不是什麼都做不了了呢？我想不是的。對人性的啟蒙也許就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在把社會問題歸咎於制度的同時，對人性的晦暗——如貪婪、妒嫉、自利、勢利、虛偽、自欺、輕信——似乎應該有更多的認識。
這些人性的特徵是所有人類都有的，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裏會表現得如此惡劣和不堪？如此沉淪，真不知伊於胡底。
這看上去是道德的墮落，其實是人性的崩塌，因為許多事情已經超越了"是人就不能去做"的底線。因此，重返人類需要在人性和人性認識上重返人類，這是人認識自己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蘇格蘭啟蒙哲人休謨在《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里，把對人性的認識稱為"人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an）。他指出，人的科學是所有其他科學唯一可靠的基礎。人需要先認識自己，然後才能認識自然哲學、宗教、社會或政治制度。
在人的科學裏，人性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可以從善，也可以從惡。這就認可了人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性。即使在不一定得到神恩的情況下，人也能在人世間進入更佳道德境界。然而，這也意味着，需要謹慎防備人性中某些因素可能帶來的破壞（自私、野心、貪婪、虛榮），並設計合理的制度來加以約束。
對人性保持一種現實主義的懷疑，但不放棄對人類能力和未來的希望，這在美國建國之父麥迪遜那裏有非常典型的表現。1793年法國革命期間，他寫道，"人類最強烈的激情和最危險的弱點，野心、貪婪、對名聲的正當或不正當熱愛，全都調動起來，破壞對和平的期待和責任"。即使對慈善機構他也保持着警惕，1820年他寫道，"要監督慈善機構的管理不善，走向它自己原來目標的反面，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困難的了"。1823年大選前，麥迪遜對選民發表了這樣的看法，"大眾最關心的不過是收成的好壞和作物價格的貴賤"。
"人性"（human nature）與"人的本質"（the essence of man）是不同的。像麥迪遜這樣的思想家並不以抽象或一般化地分析人的本質為己任，他們關注的是可以通過經驗觀察來了解的人的行為及動機，這是他們所說的人性。例如，人有野心、有私利心、貪婪心，人也有同情心、惻隱之情、羞恥感和榮譽感等等。
相比之下，對人的本質的確定則經常是哲學或意識形態的抽象或提煉，如人是政治動物、社會動物、理性動物、階級動物等等。務實的人性思考者是從經驗觀察來談人性的，當他們說人性包含野心時，他們並不是說野心是人的本質特徵。他們認為，貪婪是可以遏制和自我遏制的。這樣看待的人性所呈現的是偶然(accidental)而非本質（essential）特徵。也就是說，貪婪是人性的特徵，但並非是人必貪婪。再多的人貪婪，那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因為貪婪並不是人的本質特性。
偶然與本質的區分對我們認識人性與制度的關係有重要的意義。好的制度可以幫助抑制人性中一些不良或有害的特徵，自私、貪婪、虛榮、名利心、野心等等，而壞的制度則會助長這些特徵，導致個人行為或公共行為的腐敗。制度對人性，而不是人類本質有引導、調適和塑造的作用，原因也正在與此。
改變人性的某些特徵，前提是承認它們的合理性，目的是儘量防止它們對社會共善形成危害。在人性上重返人類不是要早就超人類的聖徒，而是像其他人類一樣，至少給自己的行為劃上一條"是人就不能去做"的紅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