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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再論糧食戰爭 軍事共產主義和大饑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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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縣各公社普遍發生停伙,停伙時間最長的已經達到兩個多月,農民已餓死成千上萬,有的暴屍在路上,沒人掩埋。……

群眾沒得糧食吃,吃樹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親生兒女身上的肉割下來吃。當時浮腫病已發生到十多萬人,死去了四萬多人。

當時中央、省委發覺商城災情後,撥來1900萬斤糧食,安排好群眾生活。而王漢卿、張念仲仍不死心,雖然停止了反瞞產,但又採取反瞞產的手段安排生活。……同時張念仲還規定四不准吃:即五類分子不准吃,富裕農民不准吃,瞞產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這個時期,全縣又死去三萬多人。[44]

最後,我們一定要指出毛澤東在推行他的軍事共產主義的體制時那種不計代價、漠視生命的戰爭思維。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說過:過去「打了那麼多年仗,死了那麼多人……現在搞建設,也是一場惡戰,拼幾年命,幾年後還要拼,這總比打仗死人少。」「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干呢?」[45]又如,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會議中,當李先念匯報講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產和建設有兩種方法」時,毛澤東插話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46]1959年春季,大饑荒已經初露端倪,雖然毛澤東的插話主要是針對工業生產,但他這種搞建設不計代價、甚至不怕餓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戰爭思維卻躍然紙上。而悲劇性的結果竟是:大躍進-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戰爭年代!

簡短的結論

大躍進的發動和源起固然來自複雜的原因和眾多的合力,但它和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對當時國際形勢、尤其是出於對「世界大戰」的不正確判斷,而急迫地準備世界性的「革命戰爭」息息相關。在這一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的指導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在全中國農村積極鼓吹和實踐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其結果是,在和平時期錯誤地賦予各級幹部戰爭時期的絕對權力,成為大饑荒時期的「五風」的主要禍源之一。

其次,毛澤東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一大中國特色——在「供給制」的分配體系下的全國性的農村公共食堂制度,和由虛假的「高產衛星」引起的高徵購一起,是造成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的兩個直接原因。

最後,在強行推行軍事共產主義的過程中,中共及其領袖們的思路和實踐也完全是戰爭化的。無論是高爭購糧食時的「先下手為強」的做法,還是在「反瞞產」運動中——剝奪農民家中維持生命的僅有的餘糧——的「大兵團作戰」和「武裝征糧」的戰術,抑或在人民公社時期乾脆把全國農村都變成軍事化的兵營,以致把農民的任何口糧乃至鍋碗瓢盆都沒收到「公共食堂」去嚴加控制的戰俘營式的管制,都無可辯駁地凸顯出在實行這一糧食政策過程中的殘酷的、「不計代價」的戰爭化的特點。

【注釋】

[1]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第2期,第68-84頁。本文可以看作是它的一個續篇。

[2]參見拉吉•帕特爾,《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上海:東方出版社,2008年)。

[3]甘肅省委辦公廳印「在青島會議中主席的講話和中央負責同志的插話整理」(絕密文件,1957年7月27日)。

[4]毛澤東:「目前的問題是和平還是戰爭」(1955年4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68-9頁。

[5]「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

[6]「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6日。

[7]「毛澤東在軍委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6月21日。

[8]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紀》,2013年第2期,第69-71頁。

[9]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廣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33頁。

[10]林毅夫、楊濤:「食物供應量、食物攝取權與中國1959-61年的饑荒」,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464-65頁。

[11]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頁。

[12]「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8月21日。

[13]《人民日報》1958年9月16日。

[14]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頁。

[15]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廣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16]楊繼繩,《墓碑(下篇)》,(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年),第697頁。

[1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廣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18]「中共山東省委批轉省監委『關於某些基層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和制止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意見的報告』」,1958年12月28日。

[19]「吳芝圃的補充檢討」1962年8月26日。

[20]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195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No.6(1990):228-52

[21]高華:「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香港:《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第57-8頁。

[22]張春元,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生,調干生,入學前為武漢軍區首長司機;1960年9月被捕,1965年判處無期徒刑,1970年被處決。

[23]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1960年1月),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08-210頁,此為電子版。

[24]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劉之爭的一個解讀」,《炎黃春秋》(北京:2012年第12期。)

[25]「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8月30日上午。

[26]這一類的中英文論著很多,如楊大利的「大躍進與當代中國」,載《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李若建的「權力和人性:大躍進時期公共食堂研究」,載《開放時代》2004年第1期;Chang,G. H. and Wen,G. J.「Communal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46),1-34

[27]文貫中:「論公共食堂在大饑荒中的謀殺性角色」,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429-435頁。

[28]「毛澤東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志時的談話」,1958年12月23日。

[29]馮克:《毛澤東的大饑荒》(中文本),(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4-5頁。

[30]「中共甘肅省委轉發『汪鋒同志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1961年5月16日。

[31]列寧「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192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頁。

[32]齊同泰:「試論蘇俄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戰略轉換」,《河南師範大學學報》(新鄉市),1988年第2期,第60-63頁。

[33]四川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四川省志•糧食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5頁。

[34]同上。

[35]《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

[36]王東渝:「李井泉和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346-347頁。

[37]毛澤東:「對湖南省委關於開展共產主義教育運動意見的批語」,1958年10月30日。

[38]「中共定西地委轉發通渭縣委《關於五八年拔白旗插紅旗的複查情況報告》」,1959年10月19日。

[39]「毛澤東在上海會議講話記錄整理」(絕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40]「譚震林在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6月20日。

[41]趙廣玉:「對『貴州事件』真相的揭發」,1967年2月22日。

[42]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編:「關於張天珩同志的一些材料——批判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的文件之一」,1959年9月19日。

[43]石富強「關於河南固始縣委整風擴干會議情況的報告」(1960年10月1日)

[44]「河南商城縣縣委『商城縣整風運動初步總結(草稿)』」,1962年10月。

[45]「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8月19日和8月21日。

[46]「毛澤東在上海會議講話記錄整理」(絕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4年第1期)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二十一世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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