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們到延安之後的出路，大體上是嫁給高幹，成為政治鬥爭中的附庸，命運隨婚姻而沉浮。一旦高幹落馬，夫人容易被牽連入獄，王光美、嚴慰冰、葉群、薛明等人皆不能例外，其中又以江青兼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為最突出。賀龍被打倒後，毛澤東曾貶損他說「我最反對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辦公室的主任」，一方面為與薛明不和的江青出氣，同時也敲打林彪和葉群。但聯繫到江青自己，毛的話實極具反諷意味。夫人之間的公案，實際是黨內鬥爭主旋律的伴奏。
江青(左)與王光美拼圖
作為兩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在秦城上演了「換房」橋段。
王光美出身大家，畢業於輔仁大學，父親曾任民國總長，抗戰勝利後從北平軍調處轉赴延安，是劉少奇在中共勝利入城之際續娶的第四任妻子。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對待夫人態度上風格不同。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江青尚處於政治舞台邊緣，只是擔當毛主席秘書一類角色。由於毛澤東除建政初訪問蘇聯外從不出國，江青也無機會對外展示其第一夫人風采。王光美卻時常隨劉少奇出國訪問，尤其以1963年出訪東南亞四國最為風光，從而招致江青嫉恨。
文革之前的「四清」運動中，劉少奇更是放手讓王光美在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抓蹲點，推廣「桃園經驗」。凡此種種皆為犯忌之舉。王光美回憶，「四清」運動期間，一次在中南海春耦齋舞會上碰到江青，江青對王說：「我現在身體不好，下不去了。你身體好……」妒意溢於言表。文革初期劉少奇被打成「內奸、工賊、叛徒」並含冤身亡後，王光美被株連，罪加一等關入秦城，備受折磨。一種傳言是王光美曾被判死刑，毛澤東「刀下留人」。原周恩來傳記組長高文謙考證，事實是專案組曾建議對王「永遠開除黨籍並懲處」，沒有說明懲處是生刑還是處決，專案組牽頭人江青批示「擬同意」，留下了處決可能性。周恩來批示「應判刑」，或有針對之意。毛提出「保存活證據，對將來有利」並批示「暫不宜判刑」。同時高文謙披露，江青曾私下對毛要求處王光美死刑。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獲釋，而一年零八個月以前，江青已經進入秦城受審。
參與審判江青案件的法官王文正，記錄了這一起「換房」戲劇的落幕：1980年的一天，法官們正在秦城監獄預審室里觀看預審江青的錄像，一輛轎車開進秦城大門，車上走下一位女同志，在有關人員引導下，向預審室走來。進屋之後，她靜靜地坐在一旁同法官們一起看預審江青的錄像，看得很認真。
錄像結束之後大家看清，原來這是王光美。出獄兩年後，她故地重遊，特地來觀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錄像。王熱情地同法官們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錯，但剛才看錄像的激動似乎還未平息，眼眶裏含有淚光。王光美環顧一下這間昔日她也曾受審的房屋，對法官們感慨道：「一場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卻在這裏被關了12年，比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時間還長啊!」
落幕之後，尚有尾聲。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時，北京正義路一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第一次開庭。審判庭樓上會議室設有閉路電視，供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此觀看實況。審判台下有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賀龍夫人薛明和羅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間的旁聽席上，觀看了江青被兩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王、郝二人，都是秦城的前「房客」。薛明也曾因與江青的過節，在賀龍過世後受到拘禁。
江青和王光美的秦城戲劇有一個前奏，即牽涉林伯渠夫人朱明的「匿名信事件」。
1954年，隨毛澤東在浙江的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從上海發出，由浙江省交際處轉江青，使用華東文委信箋，內容是寫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風流史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警告江青不要為所欲為。江青接信非常惱火，曾對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哭訴。因寫信人深知江青1930年代的歷史及黨內上層情況，江青推斷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當時浙江省公安部門由王芳主持立案偵查，稱為「18號案」，多人受到懷疑，但未破案。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主要是希望對林伯渠遺體不要火化，容許土葬，並強調林伯渠既是共產黨員也是同盟會員，可以區別對待。此信被用於與匿名信查對，兩封信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服安眠藥自殺。雖然朱明自殺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明仍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朱明的自殺當時震動甚大，內幕不明，直到近年王芳回憶錄出版才披露真相。
朱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原名王鈞璧，生於1919年。出身大家，多才多藝，抗戰之初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延安整風中，身在中央黨校三部的朱明以一篇《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反省教材被樹為改造典型。在這篇文章中，朱明大膽袒露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與黨相左，譬如對共產黨、毛澤東曾有懷疑、對共產黨宣傳「國民黨假抗戰」的反感、認為蔣介石才是中國領袖等，以此將自己樹為王明「右傾」路線的反面典型，揭示自己世界觀和靈魂的知識分子劣根性。她經過「搶救」成為「新人」的轉變歷程，成為整風成效活生生的例子。學者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引用了朱明的反省作為分析樣本，認為朱明反省的最大特點是坦率性、深刻性與廣泛性，堪稱標準的反革命百科全書，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論斷提供了充足論據，因而成為樣本，應該是在誘導啟發之下寫成的。
1945年，朱明嫁給了年屆60歲的林伯渠。同為捨棄家庭奔赴延安且嫁給高幹的「娜拉」，她何至對江青有如此惡感，以致寫匿名信，令人回味，也足見江青在延安結怨甚深。一個旁證是，賀龍的妻子薛明也因為貶斥江青，在賀龍身故後仍受到批判關「牛棚」。薛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做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延安整風的反省標本和1950年代的匿名信，是朱明在歷史上留下的兩次痕跡，即使是官方出版的林伯渠傳記中，在介紹林伯渠的婚姻內容中，朱明也僅在1946年出現過一次，近似史鐵生在《務虛筆記》中所說革命歷史中被摳掉的「人形空白」。
另外一起與秦城有關的「匿名信事件」則發生在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和林彪夫人葉群之間。
嚴慰冰入獄是由於檢舉葉群的「匿名信事件」。嚴與葉群早年並無利害衝突，同樣出身於大家，嚴慰冰父親早年加入中共，她考取中央大學後隨母奔赴延安，在抗大畢業;葉群則為國軍少將庶出之女，在一•二九運動中接近中共，以後到達延安。二人同為延安名媛，各自嫁給高幹，嚴慰冰相比下更為根正苗紅。1949年之後二人工作亦無交集，卻由於出身和做派不同，令嚴對葉群產生了難以抑制的惡感。
嚴慰冰妹妹嚴昭稱，1942年延安開展整風，在清查歷史檔案時，發現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等問題。嚴慰冰得知消息，曾向葉群所在單位馬列學院黨組織反映。後來葉群和林彪結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葉群在中央醫院生了第一個孩子，正好嚴慰冰也在住院。葉群經常要吃雞湯，曾要警衛員頭頂雞湯泅水過延河，更引起嚴慰冰反感。
葉群在延安時期的生活做派，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錄中亦有提及，稱她在整風期間情緒受到打擊，生活上弄得亂七八糟，在洗臉盆里大小便，甚至尿在曾志的臉盆里。林彪寄給她的新白布，她撕碎了打草鞋，曾志對林彪找了這麼個人感到奇怪。
1949年後進城，葉群作風未變，要權要官，一次次提級，成了林彪辦公室主任，在軍隊頤指氣使。嚴慰冰則一直任教員，早年對葉群的意見更形深化。
根據林彪部下邱會作回憶，嚴慰冰對葉群的惡感，還來自於延安時期陸定一曾追求過葉群。在嚴慰冰的揭發信里，還說葉群在延安時期男女關係混亂，曾是在「搶救運動」中被處決的王實味的情婦，引得林彪出面作證葉群是處女，也沒有跟王實味等戀愛過。
嚴慰冰的匿名信中痛罵葉群，當然也涉及林彪。公安部門多方查對筆跡未獲，以後卻由於嚴慰冰與葉群在友誼商店購物時相撞，受到葉群叱罵而氣憤難平，向總政寫信反映，信到了林彪手裏被看出筆跡，嚴慰冰因而被隔離審查。
關於筆跡被發現的經過，尚有另外的說法，稱當時林彪在外地，不可能辨認嚴慰冰筆跡。秦城監獄管理員何殿奎稱陸定一對他口述，一次嚴慰冰的匿名信放在陸定一辦公桌上，被秘書看見，認出是嚴慰冰筆跡，因此事發。為查清陸定一與匿名信的關係，公安部以考查的名義，安排陸定一到南方旅遊，在此期間匿名信照舊出現，因此說明陸定一與此事無干。但此後陸定一仍舊受到牽連，在康生和林彪力主下打入監獄。此前，嚴慰冰已經被投入秦城受審。嚴慰冰的三個妹妹也被關押在秦城同一監區。
陸定一在出獄後曾說過：「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許多人不相信，因為她除了與我吵架和寫匿名信外，處理其他事情還是正常的。我曾請教過北京一家醫院的神經科主任，了解到確實有這樣一種精神病，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很正常，對某些特殊事件，表現很不正常。嚴慰冰得的正是這種病。」
嚴慰冰發病的由來，據說始於「三反」。1952年開展「三反」、「五反」，領導運動的人企圖把嚴慰冰和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兒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們兩人的材料，開中宣部全體工作人員的大會，要她們交代問題，又不讓她們申辯。後來經過調查，她們都沒有問題，但受過這樣的刺激，嚴慰冰就得了精神病。
「匿名信事件」尚有一段插曲。由於嚴慰冰寫信使用「王光」「黃玫」的化名，又聲稱「咱倆是同學，誰也知道誰」(王光美早年曾與葉群在北京女師大附中同班同學)，從而牽扯了王光美，一度成為筆跡重點排查對象。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和兒子劉源曾接受訪談專門談此事，稱嚴有挑撥之嫌。此事亦在吳法憲的回憶錄中提及。
葉群、嚴慰冰、王光美同為拋棄顯宦家庭出身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五四時期，魯迅曾針對婦女解放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認為她們或者墮落，或者回來。到了延安時期，娜拉問題以投入革命陣營、嫁給老幹部「修成革命果」而得以解決。但她們隨之也成為依附組織與丈夫的「革命人」，陷入黨內鬥爭的漩渦。
匿名信事件可稱是奔赴延安的「娜拉」們修成正果之後的一段「夫人公案」。在秦城中，王光美與嚴慰冰同在201監區二層中段女監，王光美曾從零星聽到的聲音，猜測鄰居可能是嚴慰冰。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張潔清、羅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麗莎）、潘漢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遺孀楊之華以及饒漱石前妻陸璀等人。與嚴慰冰的牽連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獄不同，這幾位都是受到丈夫牽連，出於審查和「保密」需求。
李莎(俄文名麗莎)是舊俄一位農場主之女，父親在蘇俄革命後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車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毒藥。李莎早年在遠東邊區出版社做校對看到政治小冊子《反對李立三主義的鬥爭》，第一次接觸到這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後來在莫斯科上工農速成班期間與李明(李立三)相識。此時李立三已經歷四次婚姻，生有兩男三女。1935年二人結婚，此後李立三因為與王明的矛盾未能及時回國，1938年被關進內務部監獄，這裏也是索贊尼辛牢獄生涯的頭一站。在「老大哥」的監獄裏，李立三曾遭受橡皮棍打頭和關「小號」的懲罰。李莎前往各所監獄排隊探尋，後來終於在塔崗卡監獄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錢物。當時李莎自己被開除團籍，哥哥也被判刑勞改修運河。1939年葉若夫被處死，肅反落潮，貝利亞着手糾偏，李立三在年底被釋放。二人艱辛熬過了衛國戰爭，生下女兒英男。1945年延安「七大」上，毛澤東親自提名將已被共產國際開除黨籍的李立三選進中央委員會，隨後回國，李莎也輾轉前往中國。在東北，李莎和孫維世有交往，並曾當葉群的俄文老師。此後，李莎在北京俄文專科學校任教。中蘇關係破裂後，李莎受到內部審查，查無實據，於1964年加入了中國國籍。
李立三在1949年後任勞動部長和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卻在1951年因為主張工會獨立於行政、保護工人利益的「工團主義」被批判為「社會民主黨」，1954年被免去勞動部長，變為李雪峰手下的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的「八大」上，李立三就自己的歷史問題再次做了檢討。此後不久，毛開始將李立三與饒漱石、王明、張國燾等人相提並論。中蘇交惡後，李莎問題也成了李立三的嫌疑。面對周恩來和康生的談話壓力，這位「左傾」代表人物顯出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寫信給周恩來為李莎申辯，以早年在蘇聯坐監獄時李莎的忠貞為由，堅持「我們是患難夫妻，不能離婚」。
文革來臨後，李立三被打成彭真死黨，又在1967年開始的「揪叛徒、特務」風潮中受到揪鬥，被打成「裏通外國」分子。1967年4月20日，李立三和李莎在批鬥會後被分別帶走，李立三握着李莎的手說了一句「保重」，二人就此永別。兩天之後，拘押中的李立三在午飯時間服用安眠藥自殺身亡，留下遺書給毛澤東稱：「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去辯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裏通外國的罪行。」李的遺體以「自殺者李明」名義火化，骨灰以「無人招領」為名和一些所謂盲流的骨灰深埋於北京東郊。一位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的人生如此謝幕。
李立三的女兒李英男對筆者稱，父親雖然留下了遺書，但死亡並非沒有疑點。李立三處於警察和紅衛兵的嚴密監控之下，致死的上百片安眠藥不可能自己覓得。從家中被帶走時，李莎給他的安眠藥只剩下幾片。遺書字跡顫抖，顯示出是在極大的心理壓力下寫成。服藥後過了大半天，李立三才被送到醫院。這一切都像是要刻意導向李立三表面上的自殺。在以後打擊「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中，周恩來曾在華北局提出要調查李立三死因，此後不了了之。平反過程中，李英男和母親一起向中組部反映了對李立三自殺的懷疑。李英男分析，父親的不得不死，可能和康生有關。在生前不久，李立三在一封寫給毛澤東回顧自己在蘇聯經歷的信中，提到1935年在蘇聯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有人想推選王明為中共領袖，李立三不贊成此事並向康生匯報過。李立三在給毛的信中說，此事康生知情。康生最忌諱別人提起他在蘇聯緊跟王明的歷史，這封信發出後不久，李立三就服藥身亡。李英男得知中央文革有人說「李立三是活的檔案袋」。
類似的情節發生在馮仲雲身上。馮仲雲被打成蘇修和朝修特務，在批鬥中身死，馮憶羅認為死因之一是「六三指示信」的內情。1936年初，由於國際形勢導致共產國際的政策變化，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兩人名義向東北抗聯下達了「六三」指示信，要求他們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停止反對地主，並在「滿洲國」內尋求利用灰色工會等形式合法活動，避免決戰「等待更大事變」。這封指示信當時引起了抗聯領導人之一、也是馮仲雲戰友趙尚志的反對，雙方互相以「左傾」「右傾」相指責，趙尚志以後被開除黨籍，成為抗聯歷史上聚訟不已的公案。
一直到1985年，仍需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胡喬木、楊尚昆、薄一波批示同意，由中央黨史辦馮文彬、韓光主持召開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問題座談會，召集在世的東北抗聯「老人」統一思想認識，會議重點是把王明、康生個人的「右傾」與「六三指示信」的統一戰線策略分開。馮憶羅說，1949年後馮仲雲曾經問過康生「六三指示信」的問題，康生當時說跟他沒關係，是王明拿給他例行簽字的。馮憶羅認為，父親的這一次詢問，觸及了康生的忌諱，有可能最終導致了他的喪命。
如同江青上海時期歷史的知情人難於倖免，康生在蘇聯時期緊跟王明歷史的見證人亦難逃清洗，李立三、馮仲雲、師哲等人即是例證。
李立三自殺後，李莎被當作李立三與蘇聯之間「裏通外國」的「特務上級」押入秦城，被單獨監禁八年，獄號77(註：李莎記憶如此，或許前面尚有兩位年份編號)。她不知道李立三的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兩個女兒和多位好友也被在「李立三特務集團」的名義下送進秦城。和嚴慰冰一樣，李莎受到了夜間車輪提審、連續訓話，希望通過口供將早年在工運中有過交遊的「李立三特務集團」與「劉少奇司令部」歸併起來。因未得下文，李莎被專案組多年掛起來。1975年，李莎被放出秦城獄門，遣送到山西運城，1978年底才回到北京。1979年李立三獲得平反，李莎回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學直到退休。在一封晚年給胡耀邦的信中，她自稱將「結草銜環」報答「立三同志的祖國」。
在秦城中，李莎與王光美囚室比鄰，出獄平反後王光美曾看望李莎，感謝李立三沒有亂供所謂劉少奇充當斯大林間諜的問題。
李莎的案件牽連了好友葛拉尼婭，她和李莎一樣來自蘇聯，是中共早期高幹、原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的夫人。
葛拉尼婭出生於蘇聯的白樺林村莊中，衛國戰爭期間來到莫斯科當紡織女工，正像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的原型，但她此後的命運迥然不同。葛拉尼婭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公寓當臨時女傭，遇到了來莫斯科養病的陳昌浩。陳昌浩自西路軍失敗之後嚴重受挫，被送往蘇聯治病。葛拉尼婭接受了比自己大20歲的陳昌浩的求婚，二人生有一子。1949年之後，葛拉尼婭隨陳昌浩歸國，結識了李莎，成為密友。陳昌浩原在中央編譯局工作，1957年反右中被貼了大字報，以後在青島療養院一住數年，不問家小。看不慣此事的李立三曾寫信規勸陳昌浩。
中蘇關係交惡後，發生了一件蹊蹺事。崇文門附近有一家代客加工毛衣的個體編制戶，款式花色多樣，手藝不凡。李莎和葛拉尼婭慕名前往，在此偶遇亦來加工毛衣的蘇聯大使館夫人。葛拉尼婭將此事告訴陳昌浩，不料陳昌浩將此寫成材料，誣告李莎和蘇聯大使夫人在毛衣店秘密接頭。並稱李莎是「修正主義分子，常給蘇聯大使館送情報」，並「帶壞了葛拉尼婭」。葛拉尼婭因此和陳昌浩大吵一架。此後不久，陳昌浩提出離婚，理由是葛拉尼婭是修正主義分子，「竭力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官司打到了法院，判決離婚並均分財產。
文革爆發後，陳昌浩成了本單位的「造反派」，但不久後被人挖出歷史問題，打成「牛鬼蛇神」，1967年11月被迫害致死。葛拉尼婭在李莎入獄後不久被逮捕，送入秦城監獄。被捕之時，葛拉尼婭出於驚慌，蓬頭垢面在大街上振臂高喊：「斯大林萬歲!」在秦城度過八年後，葛拉尼婭被釋放，精神已經失常，陷入幻聽幻視，認不出前往探監的兒子。晚年葛拉尼婭思念家鄉的黑土和白樺林，帶着兒子回到莫斯科，沒想受到戒備驅逐，不許其兒子兒媳居留，葛拉尼婭只得舉家返回中國。這次經歷對她打擊很大。幾年後，葛拉尼婭全家遷往澳大利亞，去了一個和自己毫無關係的「第三國」，度過了殘年。
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則將性命留在了秦城荒郊。
瞿秋白早期主持了在大城市發動武裝起義的「八七會議」，是左傾路線代表。以後在上海與魯迅合作寫文章期間，又曾被批評為「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但由於身負文名，為人正直，被王明排擠取代，在蘇區後期屬於靠邊站對象，擔任教育部長的閒職，與同樣賦閒的毛澤東關係不錯，時常詩詞唱和。當時楊之華在上海，瞿情緒低沉之時毛常開玩笑說：「是不是想楊之華了?」多年後毛還曾對楊尚昆說：「瞿秋白懷才不遇。」瞿楊生別情形與賀昌作別黃慕蘭相似，不過楊之華沒有奉命與瞿秋白分手另嫁他人。長征出發之時瞿被棄在蘇區，被昔日學生宋希濂俘虜，蔣介石下令槍斃，死前留下一篇《多餘的話》。
由於這篇《多餘的話》發表帶來的影響，加上他生前的「政治錯誤」，瞿秋白的問題曾經成為一個懸案。在1945年「七大」《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瞿秋白被認定為「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英勇犧牲」，與李立三、博古、王明等有所區別。據瞿秋白養女瞿獨伊講述，楊之華從蘇聯回國到達延安，毛澤東特邀楊之華、瞿獨伊母女到家中做客，鄭重地通知她們，瞿秋白的問題解決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楊之華致函毛澤東，請其為文集題詞。根據相關記載，毛欣然命筆，稱「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毛肯定了瞿秋白臨難不屈，並且說：「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題詞日期是1950年12月31日。
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毛將題詞裝進信封，寫下「送交楊之華收啟」後，卻並沒有寄出。直到1980年，才從毛的私人檔案中意外發現了這封塵封三十載的信件(據馬長虹《瞿秋白兩度擔任中共領袖》，載《炎黃春秋》2012年4期)。1955年，瞿秋白遺骨被從福建移來，安葬於八寶山，周恩來主持儀式。
從1963年開始，形勢發生變化，毛澤東由於對劉少奇的惡感，開始關注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恰巧後來的文革紅人戚本禹發表了《評李秀成的自述》，批判太平天國專家羅爾綱的「假投降」論，認為李秀成的自白是晚節不終。戚本禹寫這篇文章本來是影射彭德懷的「晚節不終」。因為周恩來不贊成，在中宣部組織社科院近代史所召開的專家會議上受到眾人批判，戚本禹正準備寫檢討時，毛注意到了這篇文章，再一次搭救了這位當初反右運動中的「司馬」。毛把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聯繫，開始製造「叛徒」「反修」輿論。毛對陸定一說：「今後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宣傳方志敏烈士。」於是瞿秋白的亡魂被重新召回，成為文革部署的祭品。據文革後中紀委調查組找尚在秦城牢中的戚本禹所做的談話，戚本人是「瞿秋白的崇拜者」，完全沒有針對瞿的意思。文革初期，周恩來找過戚本禹，讓戚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戚讓手下兩個人草草弄了一個東西塞責，自己不忍心動手。
一旦被用於製造「叛徒」輿論，瞿秋白難免再次「遇難」，楊之華也就難於倖免了。根據專家披露，關於瞿秋白的歷史問題，公安部從1954年開始由羅瑞卿直接指導十三局進行了調查，積10年之功形成《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證實瞿沒有變節問題，卻因為不合時宜被封存。
為了打造陳伯達提出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瞿秋白被與陳獨秀、李立三、博古、王明、張國燾進行歸類，《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被推翻。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對周揚、陸定一、周恩來都談到，說李秀成的問題是16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瞿秋白也是如此。毛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實際上就是變節。這是宣判了當年摯友的「死刑」。此舉也得到了看透其心意的周恩來等人的附和。先前曾組織批評戚本禹文章的周恩來說人死了不一定蓋棺論定，瞿秋白雖然死了，但是他晚年還是變節自首。根據當事人披露，周恩來至少六次對紅衛兵如此談到瞿秋白。其他康生、陳伯達、江青、戚本禹都有類似談話。《多餘的話》成為禁書。翻譯家楊憲益在文革中坐進半步橋監獄，出獄時獄方沒收了在抄家時搜得的兩本書，其中一本即是《多餘的話》。
江青在一次講話中暗示地說：「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1967年初，一批紅衛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親的墓，另一支紅衛兵到濟南掘了瞿秋白父親的墓。2月7日，一批紅衛兵到八寶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碑。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隊伍到八寶山掘墓揚灰。
瞿楊感情甚篤。《多餘的話》的結尾在「生命的滑稽劇即將落幕」後說道：「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着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並且說「我許多次對不起這個親人」。婚後瞿秋白刻有「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楊之華原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時的學生，瞿清癯的文人風度讓楊之華一見傾心，後在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家中相識，瞿秋白介紹楊之華入黨。瞿秋白追求楊之華之時，楊之華原有愛人沈劍龍，系沈玄廬之子。經過三人促膝「談判」，同日在《民國日報》刊登三則啟事：楊之華與沈劍龍離婚;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瞿秋白被定案後，楊之華作為遺孀不可避免被牽連。文革初起，《多餘的話》被稱為叛徒自白書。何況她本人又有1936年在蘇聯「大清洗」中被王明授意關押以及1941年回國在迪化(烏魯木齊)被盛世才軟禁五年的經歷。
1967年下半年，楊之華被關押到秦城監獄，誣為「新疆叛徒集團骨幹」。在監獄裏，本已患有骨癌的楊之華遭到連續突擊審訊。瞿秋白、楊之華的女兒瞿獨伊，被視為「同案犯」隔離審查，住了10年「牛棚」。1973年楊之華已經生活不能自理，中央專案組卻由於獄規不讓女兒瞿獨伊前去照顧。瞿獨伊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母親保外就醫。楊之華的妹妹楊之英10月17日趕往北京探視，見姐姐已體瘦如柴，說話聲若遊絲，三天之後凌晨，72歲的楊之華病逝了。楊之華曾對專案組人員說：「不要讓我死在監獄裏，對黨不利」。卻未得到理睬。死前楊之華對楊之英耳語：「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瞿獨伊始終認為母親死因不明。
瞿秋白與楊之華的命運悲劇牽連進了另兩位女性，其中一位是項英夫人張亮。瞿秋白被捕時，在場者只有身懷有孕的張亮和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周月林。兩人被判刑關押，後來經人保釋出獄。瞿秋白在獄中本來化名一位醫生，卻被人告密。張亮出獄後去找項英，項英因懷疑她出賣瞿秋白不理她。此後張亮下落不明，傳言稱項英當場槍斃了張亮。但根據項英女兒項蘇雲回憶，項英當時只是給了一些錢讓張亮離開，從此二人再未見面。項蘇雲後來了解到，張亮以後帶着項英的幼子去了延安，送去保育院撫養，項蘇雲在保育院見到了三歲的弟弟。但張亮到延安後卻莫名失蹤，以後再無下落。
直到近年，項蘇雲得知公安部一位老幹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延安時期，他在康生手下參加專案組審查。據他回憶，他們抓住了一男兩女，懷疑是托派，用黑布絞頭審訊。這位老幹部負責審查的男的被槍斃了，兩個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聽說其中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她出賣了瞿秋白。這件事情之後，老幹部也險些被康生以某種藉口除掉，他是羅瑞卿的部下，托人找到羅才保住性命。項蘇雲聽到了這個消息、前去探望這位老幹部時，此人已經糊塗得說不出話。
筆者查證，這位老幹部是原公安部勞改局長陳湖(復)生，著有回憶錄《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書中講述，1938年3月間，陝北公學來了三名與眾不同的學員，一男二女。男的叫張醒，是托派，公開身份是閻錫山手下的軍長。一個女的三十來歲，是項英的愛人。另一個女的是胡宗南手下一個憲兵隊長的妻子。保安處偵察部立即逮捕了這三人。在審訊中，張醒由於供述康生曾在被捕後參加「托派」而很快被殺，項英的愛人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被處決，事先徵求了項英意見，「項英來電，同意處決」。
1955年，在瞿秋白骨灰安放儀式上，楊之華提出，要追查當年告密的叛徒，這使與瞿秋白同時被捕的另一位女性周月林受到了自己人逮捕。周月林是早期工人黨員，曾赴蘇聯學習，回國時把一雙兒女留在蘇聯，下落不明。1934年，周月林與毛澤東等17人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是唯一的女性，鄧穎超的上級。因為周曾任紅軍醫院院長，長征時被留下來護送多病的瞿秋白和懷孕的張亮去上海，不料途中被俘。周被捕後判刑10年，抗戰開始後經人保釋出獄，後輾轉到上海，不被黨組織接納，被迫自行謀生，與一名長江上的船工同居。1949年後擔任居委會副主任。瞿秋白問題專案組成立後，周月林被押送北京，關進了功德林監獄，1959年轉押秦城。雖然沒有證據，但作為唯一的活證人又不能輕易釋放。1965年12月，終究以「出賣黨的領導人」的「反革命罪」判處周月林12年徒刑。判決書沒有向周月林宣讀。周隨即離開優待的秦城監獄，到一個京郊農場服刑，1970年被疏散到山西榆次就業。不料沒有多久，楊之華也來到了周離開的秦城女監。
直到文革之後，有人在當年國民黨的一份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出賣者另有其人。1979年，周月林獲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後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縣度過餘生，1997年在新昌縣去世。
瞿秋白與楊之華的「生死場」中最後一位女性是丁玲。丁玲是瞿秋白前妻王劍虹的密友，曾以王為原型寫作《夢珂》。夢珂是瞿秋白給王劍虹起的發文暱稱，即「我的心」。王劍虹病逝時，瞿秋白未出席葬禮，此後不久又追求楊之華，使丁玲認為瞿秋白負心，寫作小說《韋護》影射。1923年施存統勸丁玲入黨，瞿秋白阻止，丁玲晚年稱，「實際是希望我在文學領域裏飛翔馳騁」。1930年代丁玲在上海入黨，瞿秋白參加了她的入黨儀式。此後丁玲生涯歷盡滄桑，在1956年被打成反黨集團，下放北大荒勞改，1970年作為叛徒被押入秦城監獄，1975年出獄管制。1978年中紀委調查瞿秋白問題，丁玲寫作了《我所認識的瞿秋白》，為瞿正名。
陳鐵健訪問丁玲，談到《多餘的話》，丁玲以為瞿秋白嘆息的「歷史的誤會」，不是他自身的錯誤，而是沒有能夠跳出一個時代的悲劇。實際上，在整個《多餘的話》事件中，不管是瞿秋白、楊之華、張亮、周月林，還是丁玲自己，都沒有人能跳出時代的悲劇，只是情節有先後而已。
秦城「夫人族」中的知名者，尚有茅盾的前妻秦德君。
秦德君是彝族人，早期中共黨員，大革命史中的著名女性。早期曾與穆濟波同居，生有兩女，又與劉伯堅有一私生女。1927年後，秦德君與組織失去了聯繫。1928年7月，秦德君住在上海陳望道家中，請他幫助辦理組織手續去蘇聯，恰逢茅盾因《蝕》三部曲遭到左翼文人批判，也來到陳望道家中。初遇之下，秦德君覺得又矮又小蓄着八字鬍須的茅盾「像個算命先生」。陳勸他們到日本去上學。1928年7月初，茅盾與秦德君同乘日本小商輪離上海赴日本。在日本，秦德君把她女友胡蘭畦的故事講給茅盾，茅盾以此創作了小說《虹》。次年，秦德君懷上茅盾第一個孩子，回到上海做完人工流產後於同年9月返回日本。茅盾向秦表示堅決與原配夫人離婚，與其長期廝守。但茅盾母親及原配孔德堅決不同意離婚。值得一提的是，孔德由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介紹，於1925年入中共。
不得已之下，二人約定暫時分手，茅盾申明以四年稿費作為離婚費，四年後結婚。二人留下六寸分手紀念照片，各持一張以志不忘。此後秦打掉了與茅盾的第二個孩子，因悲痛服200片安眠藥被救活，回到故鄉養病。四年後秦德君寫信請踐前約，茅盾卻無踐約之意，來信說已搬家，卻未告知新地址。秦一怒之下，燒掉了茅盾的所有來信和兩人合影，茅盾則將合影照交胡風保存。1966年，胡風被押解去四川前，將照片交給了秦德君。
抗戰勝利後，秦德君在上海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參與策反國民黨軍起義，1949年5月被逮捕判處死刑，正欲執行逢上海被攻克而倖免於難。49年後不久，秦德君即被當眾宣佈，因有人舉報其被捕後叛變自首，導致很多黨員犧牲而撤銷政協籌委資格，接受審查。以後華東局統戰部對其做出「留有餘地」的結論：「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蔣匪幫逮捕後，雖受刑訊，對於她所知道的中共關係、民革關係及其民主人士的關係，並未向匪特吐露，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結論說，秦德君被捕後有政治叛變行為。」但無形的尾巴依舊拖在秦德君身後，文革開始後，任教育部參事的秦德君被投入秦城監獄八年，在獄中由於被監管拖着兩臂從樓上摔下以及平地摔出去，折斷了腿骨。
1999年2月，秦德君去世。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公墓。死後新華社電稿稱其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
49年後茅盾、秦德君二人在政協籌委會相見，於北京飯店隔樓層相望，茅盾先是含情脈脈，在秦德君被宣佈接受審查之後，又冷若冰霜，連在電梯裏對面也如路人。1951年秦德君申請恢復黨籍，教育部找茅盾核實，茅盾說他不是黨員，不便證明她是黨員，只寫了「秦德君當時的政治思想是進步的」。秦德君隨後給茅盾寄去掛號信，請茅盾證明三年間秦德君積極尋找組織的情形，卻如沉石落灘。茅盾在他的回憶錄里從未提及，著名的《從牯嶺到東京》正是與秦德君廝守期間寫成的，他還激動地將秦德君稱作「命運女神中最莊嚴的一個」。1949年後，兩人曾在北京街頭水果攤上一次不期而遇。茅盾看到秦德君後「驚慌地一溜煙跑了」，連買的蘋果都忘記拿。「只見他慌張地鑽進一輛黑色小汽車裏，把大拇指咬在牙齒中間，歪着腦袋痴望着我。」(秦德君語)此後在公開場合二人還多次相見，形同陌路。
1981年，茅盾去世。治喪委員會給秦德君送來請帖，秦未曾前往。在回憶錄里她說：「我們倆的目光還能相碰嗎?我和他是個什麼關係呢?站在他的靈前算個什麼身份呢?」秦德君的回憶錄在1980年代末就已寫成，據說受到茅盾親友和研究者的阻撓，一直到1999年才出版。
陸璀或許是秦城「夫人族」中的另類。陸璀出生於書香家庭，曾就讀於燕京、東吳和清華多所大學，參加革命始於「一•二九」，是運動中著名的美女，曾在遊行中領頭打開宣武城門被捕，當時的《倫敦每日先驅報》駐華記者斯諾稱她為「聖女貞德」，作家碧野則形容她為「女神」，她站在電車頂上演講的倩影，被刊登在《大眾生活》封面上，感染了無數學生投奔革命。陸璀與饒漱石1930年代中期在歐洲相識結婚。饒漱石被監控之初，發生了「紅機子事件」，饒以為中央領導給他來了電話，因此對監控他的秘書陳麒章抱怨他和高崗沒有關係，挨整是冤枉的，是被陳毅報復。此事被定性為饒漱石翻案，直接導致了饒由保留黨籍到開除的罪案升級，而陸璀當時和陳麒章同樣遞交了饒漱石「翻案」的材料。饒漱石被捕後陸璀亦受牽連被捕，釋放後與饒離婚另組家庭。文革中卻難免再次被捕，與饒同押秦城，互不知情。文革後陸璀獲釋，2001年，陸璀曾給時任中共總書記寫信，要求為饒漱石平反。(參見景玉川著《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版)
到了文革中，秦城夫人公案形成的體制原因，是高幹夫人擔任高幹所在部門的辦公室主任或秘書角色，極易形成裙帶政治，並產生了專門術語「打內堂」。根據時任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的回憶，此語出自空軍的吳法憲、劉亞樓，意即通過首長的夫人、秘書等揣摩首長意圖，以求跟上首長意圖。憑藉此術，空軍被林彪樹為全軍標兵，吳法憲也獲得提拔進入軍委辦事組。從江青、葉群、王光美這三位夫人的角色看，裙帶政治確實意義不一般。
一旦高幹落馬，夫人容易被牽連入獄，王光美、嚴慰冰、葉群、薛明等人皆不能例外，其中又以江青兼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為最突出。賀龍被打倒後，毛澤東曾貶損他說「我最反對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辦公室的主任」，一方面為與薛明不和的江青出氣，同時也敲打林彪和葉群。但聯繫到江青自己，毛的話實極具反諷意味。夫人之間的公案，實際是黨內鬥爭主旋律的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