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共產黨無知，不是勇敢，而是對自我和國家社會不負責。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形成新的八國聯軍，為了國家資安和國安，抵制中國華為資通產品時候，台灣處在遭受中共壓迫的最前線，步調卻是姍姍來遲，剛剛加入西方民主國家的抵制行列，而且還只限公部門，一位投資中國塑化的大老闆還喜孜孜說，「我也用華為」。
1月20日，台北華為旗艦店對MATE20的新手機登場會上，人潮洶湧，標榜好用、便宜、速度快，是華為手機在歐洲和亞洲，可以打敗蘋果和三星的主因，雖然有行銷公司老闆出面說：「找人排隊只是行銷手段，人潮是假造的」，但是華為手機在台灣逆勢成長，卻是數據事實。
去年一月，根據統計：華為在台灣手機市場市佔率，排名第九，去年11月已經闖進到前五名。短短不到一年，趕超速度驚人，市佔率前三名是蘋果、三星、華碩，第四名是OPPO，外國媒體在現場做了報導說：「台灣人對老共的特務手機登台，完全缺乏個人或國家的危機意識」，說好聽就是處變不驚，說難聽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過去日本殖民台灣時，替台灣人留下民族性格的註解：「怕死，貪財，愛面子」，現在又多了一項：「不見棺材不掉淚」。
親共媒體亂中添亂
台灣進入後黨國時代後，中華民國在老共打壓之下，外交敗退、國際地位下滑，國家變得很虛幻，而新台灣國尚未建立，國家正處在青黃不接時候，親共媒體更是在這時候亂中添亂，所以人民既缺乏國家意識，當然也缺乏危機意識，這是必然的結果，尤其是「紅色媒體代理人」掀波助瀾，倒黑為白，倒果為因，新聞反面寫法，顛覆新聞報導常規，所有 中華民國政府政策，只要有損及中國利益和體面，必定會有反面的聲音和文字出現；台灣政策只要親美日，親西方民主國家，就會遭受打壓。
道理其實很簡單，利用語意學上的矛盾，你說黑板是黑的，我就說有白板黑板，但是政府面對這種新進化版網路宣傳術卻應對無方，人民面對兩種完全對立的意見交戰，心理防衛機制轉化成沒有防衛，所以敵國五星旗四處飄揚，法務部可以說成言論自由，政府為防堵中國豬瘟入侵台灣，政府提出實施警報機制，會被紅色代理人說成擾民之舉，而華為資通產品，已經被全世界自由國家認定危及國家安全，還有曾經任職工研院的杜紫宸說「開後門盜取資訊並不嚴重，不損及個人」，藍營代理政客還加碼說「政治和經濟不需要掛勾」，台灣抵制華為，也會使台灣企業被抵制，一堆話語術，全面替老共說項，這些中國紅粉代理人，到底拿了華為多少好處？不得不令人懷疑。
抵制華為，不只是因為手機留着後門監控機制而已，波蘭發生的王偉晶竊密事件，證明了不只是手機有問題，連任職華為公司派駐海外的員工，也擔負特務任務，坐實了華為公司並不單純。雖然老闆任正非在第一時間，走到鎂光燈下說「我熱愛共產黨，但是不會傷害世界」，好話可以兩邊討好，卻無法消除國際上會對華為的猜忌，而且關係未來5G網路世界的使用安全及國家安全，許多民主國家繃緊神經，是必然的結果。
華為是迫害法輪功幫凶
華為在沒有傷害世界之前，先受傷害的是中國法輪功學員，2000年法輪功掀起浪潮，同修學員超過一億人，引發老共緊張，江澤民一聲令下，開始展開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行動，為了監控法輪功的活動，老共開始構造網路「金盾計劃」，華為就是建構金盾系統的主要參與者，早期華為在晶片製造上並不成熟，還必須向台灣威盛電子購買晶片。今天華為可以如斯壯大，政府大力扶持，加上台灣科技業幫助才是重要原因。當然，後來華為在5G科技迎頭趕上的另一個原因，是收編諾基亞手機解體後的工程師。
5G網路具有遠端存取感測功能，瞬間建構大數據，網路基地台已經極小化，如果被有心人士掌握，將是未來世界噩夢。荷里活電影「終極警探」裏面的恐怖份子，還必須經由駭客入侵系統，關掉發電廠或陸上交通號誌或者盜竊聯邦銀行，這種時代已經過時了。掌握資通網路建構者，就可以顛覆一個國家。所以，德國和英國及加拿大，已經簽定華為5G構建的國家，才會如臨大敵紛紛喊卡，因為，當你有一天，想和中國做對，老共就可以輕易經由網路系統，把你的國家搞到天翻地覆，老共有恃無恐，恐嚇加拿大，原因也在此。
如果你是使用華為手機，而且在重要單位工作，那麼擁有鑰匙的華為後台，就可以從你的連結朋友，找到他要入侵的對象，重點是你不會有任何感覺。前幾天，一位朋友使用華為，我和他談到最好不要用華為，他說「我只是普通人，從來不罵老共，共產黨又會對我怎麼樣？」，聽到這句話似曾相識，讓我想到胡思杜，胡思杜是胡適的二兒子，1941年到美國念書，但是課業不好也不認真，被學校開除了，只好回到中國。當時，胡思杜向外交部要求回國旅費，卻被胡適阻擋了，胡適打電話給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杭立武說「公費留美的來回機票，政府早已付清，不需要替他再付一次」，這件事讓胡思杜和父親之間有了芥蒂，回國後山東大學要以副教授資格聘任胡思杜，也被胡適阻擋，胡適說「思杜沒拿到學位，還能當教授嗎？」，最後胡思杜只能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從此父子兩人感情也越走越遠。
1948年北平即將淪陷，老蔣進行了搶救國家英才的行動，派了兩架次飛機飛到北京南苑機場，要北大校長胡適說服當時的國家菁英分子離開北京，輔大校長陳垣堅持不走，連兒子胡思杜也拒絕離開，清華梅貽琦校長接受胡適建議，當時胡思杜就是說了這句話：「我是普通人，共產黨不會對我怎麼樣」，老毛知道胡適要走的消息，派了吳唅出馬，企圖說服胡適留在中國，胡適說「在蘇聯，沒有自由，卻有飯吃，在美國，有飯吃又有自由，老共來了，不但沒飯吃，也沒自由」，果然被胡適說中了。當時，很多自由主義的學者，不想離開中國，固然一方面是故鄉難捨，另一個原因就是：相信老共會做得比國民黨更好。根據統計，兩波的搶救菁英行動中，81位中研院院士，59位選擇留在中國，22位離開中國，其中有10位到台灣，例如吳大猷，12位去了美國。1956年，老毛喊出歸國學人建設新中國口號，當時散落海外華人學者有5000位，2000位響應號召，回到中國加入建設行列。但是，歷經反右、整風、大躍進、文革等等運動，被稱為臭老九的學術界菁英，沒有一個好下場。
胡思杜留了下來，卻也討不到好處，1949年胡思杜被老共壓迫下，寫了一篇給父親的信「我對父親胡適的批判」，信中大罵「父親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
1957年，老共發起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胡思杜中了老毛引蛇出洞的計謀，被打為賣國賊，漢奸，整肅到不成人形，這一年九月，胡思杜上吊自殺，未留遺書。
老蔣對搶救淪陷匪區菁英，行動失敗感到沮喪，說了一句話「中國人相信共產黨的話，若不被下到18層地獄折磨，是不會覺醒的」，果然中國人民拋棄國民黨選擇老共，下場真的只有一句話：悲慘，淒涼。
想起胡思杜，也想到這位用華為手機的朋友，以及排隊購買手機的消費大眾，便宜的東西，永遠最貴，不要不見棺材不掉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