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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仲維光:寫在反叛五十周年

——重談認識論、啟蒙與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問題研究

無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還是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如前所述,它們都是建立在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上的思想。任何人都能夠看到,它們實際上根本就是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討論、反省過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赤裸裸的翻版。而這個西方中心論的認識論基礎也可以說和馬克思及他的共產黨信徒所宣揚的一元論史觀的基礎類似,是另外一種教條的一元論。

 

四.對於一九八九年後的各種政治思潮的思索

1.到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從認識論哲學問題開始探討共產黨及納粹發生、發展的各種現象的極權主義問題,可謂經歷了三起三落。首先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二一年意大利法西斯攫取政權後,這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並且從不同方面探究了這個問題的歷史現象的特點及思想根源。最終逐漸在政治學上集中在“極權主義”這個新的概念。這個新概念在二十年代初期產生,其後儘管受到具有共產黨傾向的學者在不同方向上討論的干擾,然而到三十年代,關於極權主義概念及討論還是經歷了第一次迅速發展及傳播。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希特拉進攻蘇聯導致的蘇聯參戰,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及質疑受到了比此前還要更大的阻礙,因此四十年代初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關注及討論經歷了第一次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是正義力量戰勝了法西斯、納粹的極權主義,然而伴隨二次大戰在四五年的結束,極權主義問題卻沒有因為戰爭的勝利,如戰時那樣被繼續推向後台,而是相反,敏感的知識分子,在四六年就立即重新提出極權主義問題(見本文第二部分)。一年以後,四七年,由於冷戰逐漸加劇,它也就再次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及其社會影響,在五十年代初期走向第二次深化及傳播,而對它的抵制與對抗也一如既往地從沒有停止過。這個抵制與對抗,由於斯大林的去世,蘇聯出現的所謂解凍,藉助於人們對蘇聯共產黨可能會演化的幻想,使得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及關注,在五十年代末期後再次式微,甚至處於被攻擊的被動地位。七十年代初期的緩和綏靖政策,更加促使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認識及探索走向第二次的歷史性的低谷。這個下滑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中期後,由於蘇聯、東歐不斷揭露出來的殘酷迫害事實,如古拉格群島,也由於共產黨集團對內的鎮壓及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使得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關切及研究,在七十年代末期後再次走出低潮,重新引起知識界的關注。

由於在戰後崛起的年輕一代的自由主義學者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持續研究及討論,如德國的布拉赫、達倫道夫,以及經歷過六八年學運後的部分人士的反省及轉變,使得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及研究在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後,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重新有了進一步的實質性的深化及發展。把二十世紀稱為“意識形態世紀”,“極權主義世紀”都是在這期間提出來的。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和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讓人們始料不及,同樣讓人們始料不及是,極權主義理論的影響及研究也一下子走向了第三次高潮——百年來對這個問題研究的頂峰。這個理論一下子被作為天經地義的理論被廣泛地接受。然而,與此同時,也讓人們更想像不到的是,一方面極權主義理論被普遍地接受,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後三十年的歷史發展——再次發生的恐怖主義問題、難民問題,以及一系列充滿對抗性的撲朔迷離的現象,同時讓人們看到,這個本來人們以為已經解決了的“西方”社會的問題,現在卻變得更為複雜及深化了。

對於這些問題,在我看來,事實上,這三十年的歷史現象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新的、過去未曾發生過的,可以說它比一九一七俄國革命、一九二一法西斯、一九三三納粹攫取政權、一九四九冷戰開始更為典型、更為深刻地說明了極權主義問題的根源。

2.本來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是一個西方全面反省總結自己歷史的最有利的時機。因為西方不僅暫時沒有了直接的威脅,而且有很多基金會,如德國的大眾汽車基金會此時已經肯出錢資助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而且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使得很多冷戰時期無法看到的東歐各國的資料可以查閱,因此可以放手探討很多問題,可以更為全面、有效地對於百年來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論及政治思想文化問題的西方根源,做進一步的探究。但是極為令人遺憾的是,人們並沒有完全關注到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利用這個歷史時機做出的呼籲及努力,八九年後的思想潮流反而朝向了另外一個方向,甚至促發來了那些過去導致極權主義及二十世紀災難的意識形態問題、族群對立問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再次發生,毫無阻攔地傳播。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代表的正是這種反向運動。

對於這種由於柏林牆倒塌而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認識,它居然造成了二百年來的各種對抗啟蒙思想的思想認識的泛濫,乃至政治勢力的再次發展。實際上所有這些觀點從認識論的角度不僅容易辨別,而且前人也早就有過深刻、廣泛的討論,明確的分析。

細點柏林牆倒塌後,最近三十年世界發生的事件、問題及思潮如下:

①伴隨柏林牆的倒塌,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立即受到廣泛的接受及流傳。這個觀點讓國際社會不再感受到過去二百年來曾經存在過的問題,它的直接結果就是對於過去百年來的極權主義問題的麻痹。為此,它不僅讓殘存的中國等幾個共產黨國家安全存在下去,並且得到發展,而且讓東歐共產黨留下的各種政治、文化及思想因素,乃至半個世紀前存在的各種極端右翼傾向得以復活,從而再次激發了包括伊斯蘭國家存在的世界上各類的動蕩因素。

②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及恐怖主義問題。

柏林牆的倒塌助長了一直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最近二三百年以來,這種文化上的霸權思想,阿隆等自由主義學者不僅早已經認識到、對抗它,而且不斷地公開警告西方社會:它不僅造成了人類文化的巨大毀滅,而且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族群之間、文化之間的敵對及災難。由此我們看到,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毫無新意,不過是一百年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翻版,它立即再次激發了東西方,尤其是源於亞伯拉罕的三大宗教之間的文化衝突。而這個公開宣稱的文化對立的政治化導致各種國際社會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說,是西方的原教旨主義者激發了更為極端的其它團體的恐怖主義是不為過的。而這種對立衝突和歷史上的在歐洲發生的宗教衝突不同,近代社會的世俗化及物質化使得他們更多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化衝突。

③恐怖主義問題、各類其它團體的“極端政治化”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後,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衝突和動蕩。從九十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蘇聯的車臣,到阿富汗、東南亞,再到烏克蘭、中東,各種極端的宗教團體、族群問題造成了百年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問題。而難民問題又在中西歐以及東歐等國家激發出來百年以來的又一次“民粹主義”高潮。它們把十九世紀中期後產生的世俗的族群對立問題也再次推向高峰。

④共產黨國家及其思想的再次復興:由於對中國共產黨政府八九大屠殺的制裁及八九年東歐集團的崩潰,迫使中國共產黨政府等殘存的共產黨國家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後採取更加實用主義的韜光養晦。對於共產黨的本質及威脅,西方國家早就有過深刻的研究及認識,但是匪夷所思的是,西方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僅爭先恐後地向中國投資,以此利用這些專制國家可以逃避普世價值及環境關心來盤剝中國的人力和資源,而且他們居然把過去在對共產黨問題上已經有了的一些定論推翻,讓很多謬論重新出爐,如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變了,不再是歷史意義上的共產黨,人權不是中國人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文化的需要及產物。在這方面,以德國的前總理施密特和施羅德為代表。而這種綏靖讓中國共產黨在九十年代後期起死回生,並且再次重複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中期後,七十年代初期時,蘇聯等東歐共產黨集團經濟發展的所謂繁榮。這個現象的結果就是時下人們看到的,三十年前冷戰時期的世界現象重現,中共和西方的對抗逐漸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⑤近年來,東歐以西歐的一些民粹主義者在歐洲推起的對抗一個統一的歐洲,提出文化、種族、國家級地區的封閉主義及排他傾向,如匈牙利、波蘭、捷克的傾向,英國的脫歐,以及西班牙等國出現的要求地區分裂的現象。對於這種現象,一些歐洲自由主義學者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東歐國家級社會出現的傾向直接對抗的是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及價值。

⑥一九九二年,中國社會在經歷了四十多年的共產黨統治,或者說在八十多年的毋庸置疑的全盤西化的潮流席捲後,出現了要求全面恢復到中國傳統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法輪功及其修煉群體。這個群體在九九年遭到公開鎮壓,在二〇〇四年推出全面否定共產黨統治,特別是是從根本上否定其出現的歷史現象的《九評共產黨》。與此同時,他們一方面推出退黨運動,另一方面明確地提出清除黨文化,並且創立了“神韻”藝術。這個歷史性的努力還在持續發展中。它是否能被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多元文化的意義,認識到它不是西化的產物,是開放的真善忍,開放的“修煉”而不是封閉的被翻譯成中文“宗教”的西文的“religion”,以復歸中國文化的開放性來揚棄最近二百年人類社會西化所帶來的無法克服的封閉性,這也就是說未來發展會走向何方,能否對以後的國際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現在應該說還是未知的。

3.再從認識論基礎上談福山和杭亭頓

如果人們認真研究及思索最近三十年來的上述種種現象及思潮,人們就會發現,所有這一切基本上都是最近二百年來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問題,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的重新回潮。歷史不僅沒有因為柏林牆的倒塌而改變了人們所面對的問題的歷史性質、思想性質,而且由於人們的麻痹及綏靖,使得二百年來面臨的問題更為加劇甚至泛濫。

首先是對於八九年東歐集團崩潰而來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觀點。

這個觀點從“認識論”、“方法論”上看,是典型的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國家論,甚至可說是馬克思的一元論歷史觀的不同表述。而這種思想,歸根結蒂它和黑格爾及馬克思的思想一樣,不過是基督教的天國論、千年盛世論的世俗表述。

對於把宗教理想移植到知識分子世俗的觀念、意識形態,並且作為“規律”和“目的”來論述語言歷史,也就是在十九世紀出現,上個世紀初期泛濫的歷史目的論,歷史決定論,波普等思想家早就有過詳盡的分析和批判。

其次,無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還是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如前所述,它們都是建立在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上的思想。任何人都能夠看到,它們實際上根本就是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討論、反省過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赤裸裸的翻版。而這個西方中心論的認識論基礎也可以說和馬克思及他的共產黨信徒所宣揚的一元論史觀的基礎類似,是另外一種教條的一元論。而這就是卡爾•波普明確地批評過的“封閉的社會”的思想及實踐。福山的歷史終結於西方後基督教社會的國家政體,杭亭頓以西方文化為中心和其它文化對立起來的思想,說到底就是封閉的社會的公開再版。

這樣一種強烈的、極端的排他性的思想信仰傾向,種族和地域傾向及文化傾向,極為典型、清楚地反映在歐洲民粹主義對於難民問題的態度中。他們所公開宣揚推動的無非是以下兩點:

第一,排斥其它信仰及文化的難民,要求自己的國家重新回到封閉社會,成為排他的種族國家、單一文化國家,或者地域國家。

第二,從一個統一的開放的歐洲重新退回到各國分立,甚至新的排他的地域和種族國家。

無獨有偶,無論中東的伊斯蘭國家,還是東歐國家,乃至亞洲或其它地區的問題,在這類族群問題上顯現的同樣是這兩個特點。所以八九年後的問題,讓人們痛切地感到,它不過是西方曾經存在過的問題的翻版,啟蒙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波普、阿隆當年討論的認識論問題、啟蒙問題,開放社會問題依然重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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