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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名機關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 背後還有更可怕的

連父母都害怕被兒女揭發,可見斯大林時代告密盛行到何等程度,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索爾仁尼琴寫道: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住宅里,在我們的院子里,在我們的修錶店里,在我們的學校里,在我們的編輯部里,在我們的車間里,在我們的設計室里,甚至在我們的警察局裡,誰是坐探?是很難判斷的,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要注意判斷為好。

1931年11月,15歲的蘇聯少先隊員巴甫里克向政府舉報父親莫羅佐夫出售假證件給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農〞流放者。根據官方報導,在審判莫羅佐夫時,他向兒子吼道:〝我是你父親啊。〞但是巴甫里克告訴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親,但我不再覺得他是我父親。我的行為不是作為一個兒子,而是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結果,巴甫里克的父親被判勞改,後遭槍決。

斯大林的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是告密者(網絡圖片)

檢舉父親之後,巴甫里克更大膽,積極揭發村民私藏穀物或攻擊集體農莊的〝反動言論〞,他9歲的弟弟也成了一名小線人。很快,兄弟倆就被自家親友殺死在樹林里。

死後的巴甫里克被斯大林當局精心塑造成了舉國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頌巴甫里克的故事、傳記、詩歌、戲劇、電影和歌曲蔚為大觀。高爾基呼籲為少年烈士樹碑,因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與你血濃於水,他一樣可能成為你的精神敵人,而這樣的人不應該放過。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氣指數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蘇聯少先隊員,你就得用檢舉親友的無私行為來證明自己。有此大環境,難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醫生回憶:〝我從不對兒子說斯大林的壞話。巴甫里克事件之後,你說什麼都害怕說漏嘴,哪怕當著你的兒子,因為他可能在學校無心提起,校方就會報告,而他們會問孩子,‘你從哪兒聽來的’,孩子會說,‘爸爸這樣說,爸爸總是對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會有大麻煩。〞

連父母都害怕被兒女揭發,可見斯大林時代告密盛行到何等程度,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索爾仁尼琴寫道: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住宅里,在我們的院子里,在我們的修錶店里,在我們的學校里,在我們的編輯部里,在我們的車間里,在我們的設計室里,甚至在我們的警察局裡,誰是坐探?是很難判斷的,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要注意判斷為好。他感嘆道:〝坐探是趕不走,辭不退的。你趕走,他們又會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營里也是告密成風。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有專門一章談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裡告密者被叫作〝斯圖卡奇〞或者〝塞克索特〞。當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麼人打算逃跑,什麼人繼續堅持〝反動立場〞,什麼人心懷不滿在背後罵管理員或者長官,等等。

根據估計,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數百萬蘇聯人在機關、工廠、學校、公寓和公眾場所睜大眼睛豎起耳朵,並向當局揭發或舉報同事、朋友和鄰居。《耳語者》引述一位高級警官所說,每五名蘇聯機關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據聲稱,蘇聯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經常向當局打小報告的卧底佔了5%(但普遍認為這個比例還要高)。再據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戶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不過,以上資料只代表記錄在案的告密者,並不包括數百萬可靠群眾,即工廠和機關工作者、學生積極份子、看更、門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發檢舉,因為人人知道,忠誠的蘇聯公民應該提高警惕。

告密的內容,一種是確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談、私人通信的內容——在那時期誰敢公開反對斯大林、蘇維埃政權啊!第二種是捕風捉影、憑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圖藉此整倒被告密物件,或者邀功請賞。第三種是在當局需要的情況下藉助各種手段炮製出所需的告密內容,以實施鎮壓。

告密行為往往經過意識形態的包裝,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還能得到好處。索爾仁尼琴寫道:〝我國的空氣本身就促使人們去當‘密工’。國家高於個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對被告密者的幫助,如此等等不都是這種因素嗎?

告密者大致可分兩類:自願者與被迫者。前者告密,要麼想撈點實惠(換取錢財、工作、房屋、特別配給乃至免於下獄),要麼出於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來整人害人。至於後者,或被秘密警察脅迫,或想通過告密來幫助被捕親人,也讓自己免於迫害。1937年,高爾基地區一名鄉村醫生拒絕為老友的情婦墮胎(墮胎當時並不合法),這位老友恰好就在該區內務人民委員會任職,為了報復,他指使幾名告密者檢舉醫生是〝反革命〞,還給醫生的妻子扣上一頂大帽,說她在當地醫院殺害一名工人,結果,這對夫婦雙雙入獄。工程師尼古拉的父親是名教士,1937年被當局處決,但是尼古拉覺得自己學有專長,應該不會下獄,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終難逃厄運,被〝情敵〞揭發,成了〝人民敵人〞。

下級官員檢舉上司也屬家常便飯,成千上萬小官員因此爬上高位。亞塞拜然加盟共和國有位老兄名叫伊萬‧米亞欽,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檢舉的亞塞拜然黨和國家領導人不下14位,而伊萬老兄當然春風得意。說到這裡,不妨將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實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為主人被捕騰空,接踵而來的新主人多半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或是其他可靠群眾,如機關工作者和小車司機。毫無疑問,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檢舉舊主人的告密者。伊萬‧馬里京是列寧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師。馬里京很有才幹,在廠內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蓋的。但是,一位同事出於嫉妒把他告發,說馬里京利用這幢木屋跟芬蘭人秘密接頭。不過,幕後策劃者卻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幾位官員,他們強迫馬里京以七千盧布賤賣這所房子(新近估價將近50萬),否則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馬里京最後還是被槍決,他的家人被掃地出門,而房子則落入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之手,這些官員的後人至今住在裏面。

──轉自《大紀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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