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一年來會經常參加一些聚會，各方朋友，輪流做東，推杯換盞，高談闊論，謂之思想聚會，大致恰當。以前開的是流水席，人一走，茶就涼，席間許多高屋建瓴的洞見，鞭辟入裏的分析，富有啟迪的預示，因沒有及時記錄和事後反思，均成了一縱即逝的思想閃光，消失在茫茫時間之流中，真是資源的莫大浪費。這次聚會，起先也沒有刻意準備，既無錄音，也沒筆記，全憑事後回憶，對與會者言論的理解和解讀一定存在着錯漏之處，這個責任當然由我承擔。我期待以後會有類似的聚會，或隨意漫談，或認真思辨，在酒後真言中挖掘出思想精粹。是為之一。
"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這是澳洲華人學者雪珥先生最近講的話，我想誰聽到這個話都會感到好奇，想急於知道答案。就在這兩年裏，社會普遍瀰漫着一種焦慮甚至危機情緒，有一種"出事"或巨變的預感，說中國可能要"跌倒"，人們大概都有思想準備，但會跌倒在哪裏，跌倒的原因是什麼，誰能說得清？我提出了"中國十問"，在短時間裏即傳播甚遠，但這些問題能否解決？按何種方式解決？不解決會出現何種後果？說實話，我並完全不清楚。這個時候，有人能揭破這些謎底，我是願意傾聽的。幸運的是，你想要什麼，還真是有人送給你什麼。8月21日，翁永曦給我短訊，邀請我第二天參加一個小型聚會，與"澳籍中國近代史研究著名學者雪珥先生座談，主講'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地點：順峰酒家。"翁永曦，"改革四君子"之一，見過多少高人，這兩天因病住院，竟然還有這麼大的熱情鼎力推薦，我豈能錯過這樣的機會。我當即回信老翁，推掉其他安排，一定參加，並提前做了一些功課，從網上搜索到有關雪珥先生的一些相關信息，對他的主要觀點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聚會來了幾個高人，有著名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金觀濤劉青峰夫婦，他們在學術界的聲望不必細說了，這一年來他們長住大陸，就近以睿智觀察中國，應有新的洞見。同來的還有著名投資基金管理人、思想文化傳播的網絡推手王瑛（@王瑛006）和她的丈夫周為民，王瑛是中國體改所的老人了，後來下海，辦過"世紀中國"網站和《東方》雜誌；周為民也不可小覷，八十年代初期當過北京之春的主編，以後去蛇口擔任過袁庚的重要助手。中央黨校教授、黨建專家蔡霞，為這次聚會特意從南京趕回來，她思想解放，看問題敏銳，是我黨不可多得的理論人才。隨我一起來的是著名出版人，漢唐文化老總尚紅科，他是我在人大讀書時期的老弟，這些年出了不少好書，最近剛出版了蕭功秦的《超越左右激進主義》，在學界又引起一波新的爭議。本來老翁還邀請了共識網老總周志興先生和著名文化學者陳越光先生，遺憾的是，這兩位身在外地，實在無法與會。老翁召集的這些高人，這一年來還是經常有機會見面，談論的話題非常廣泛，每次都獲益匪淺。這次再聚，我想都是衝着"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這個話題而來的，大家都想知道，一個來自海外的中國學者，是如何觀察中國的。
雪珥原名蔣文勝，今年40幾歲，畢業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我的人大同學遠志明曾是這所學院的老師，教過他的課。雪珥大學畢業後去過政府部門工作，後來下海，再後來移民澳洲，現在顯然已是成功人士，是"澳大利亞太平紳士"，中國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中國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員。說實話，這些身份對我們這些人來說，並不讓人在意，我所感興趣的是，他以"非職業歷史拾荒者"和"中國改革史窺探者"的身份自我定位。在網上我了解到，雪珥在最近幾年裏出版了好幾本有關中國近代史方面的專著，比如：《大東亞的沉沒》（2008）、《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2010)、《國運1909：清帝國的改革突圍》（2010）、《絕版恭親王》(2011)、《辛亥計劃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與民聲》（2011）。這幾本書我都還沒看過，但我相信影響一定很大，據老翁介紹，有相關高層領導也在推薦閱讀雪珥的書，可見，雪珥的書一定有他獨到之見。
雪珥首先介紹了他在海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切入點，或者說是他的一個比較優勢。他大量閱讀了晚清時期的紐約時報等英文報刊，從當時海外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和評論中，探尋到晚清社會政治變化的軌跡。他掌握到的海外中國史料，顯然給了他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新的證據，從而使他得以形成一些有別於中國史學界傳統看法的新認識。比如，對於康有為在戊戌維新失敗之後所寫的一系列有關"變法"的文章，雪珥予以充分的質疑，認為從康有為筆下流傳出來的很多"歷史"，包括那個著名的"衣帶詔"，都是偽造，是對歷史真相的篡改。在雪珥看來，戊戌維新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康有為的左傾冒進主義錯誤所致，想通過大量罷免那些反對變法官僚的激進手段，包括策劃軍事政變等方式，畢其功於一役，結果欲速而不達。而對於慈禧太后，雪珥則抱有同情的理解，認為這個帝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並非外人想像的那樣專斷無情，她後來對維新派所採取的反擊措施，包括菜市口殺"六君子"，均是無奈和被迫之舉，是以最小代價迅速穩定政局，為其後的新政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政治條件。
雪珥從他發現的新史料出發，是試圖為人們揭示出晚清帝國最後崩潰的真實原因，也就是試圖揭示出晚清政府最後是在哪裏跌倒的。在他的敘事框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維新派激進冒險的做法之外，他還談到了其他幾個主要因素：
1、晚清政府在其執政後期已經喪失了財政汲取能力，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中央政府能夠掌握到的份額不過10%左右，大量資源分佈於地方和民間。後來地方之所以能採取自保或獨立的方式和中央相抗衡，是因為地方在財政上已經獨立，無求於中央，加之地方士紳實際掌控地方事務，中央已無力干預。
2、導致辛亥革命、清政權崩潰的主導力量，並非主張暴力革命、武裝起義的革命黨，而是所謂的"立憲派"和在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興既得利益集團。新興利益集團處在兩面作戰位置，一方面是和舊貴族為主的老的利益集團作戰，以持續稀釋和解構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與權利；另一方面，是對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階層，不惜過度地、破壞性地、不擇手段地利用公權力，以圖固化利益格局。這種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可以成為權力的執行者，又可以成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瞞下，在兩邊都佔盡信息不對稱的絕對優勢，成為"改革"異化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劑。
3、晚清改革逐步形成社會上下的"大躍進"心態，使得社會變革被納入到一個激進軌道，車速越來越快，最後是剎不住車而翻車。洋務運動搞了30餘年，效果顯著，但甲午戰敗之後開始的維新變法，卻完全扭轉了這個"技術"層面上的改革進程，朝野上下都在共同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清政府先是派六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又制定預備立憲的時間表，態度不可不謂積極，然而已擋不住民間更為激進的改革要求，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之後，地方普遍要求提前召開國會，儘快確立憲政國體。按雪珥說法，"在政治領域，清政權的崩潰絕非主流史家所說的政改太慢而導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導致失控出軌。"
4、晚清改革出現"泛意識形態化"傾向，主義先行，理論導向，各派都在爭奪合法性資源和話語主導權，忽略了洋務運動中一貫的關注民生的、所謂"器物"層面和技術層面的改革深化。泛意識形態化，造成了偽君子橫行，整天呼喚道德，卻忽視更為基本的規則建設，整個國家和民族呈現嚴重的精神分裂。本來內涵豐富的"政改"變成單一的、打倒和肢解執政者的運動，異化成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爭工具。高喊所謂"政改"的，未必是為了民主民生；而反對所謂"政改"的，也未必是顢旰愚昧保守。在雪珥看來，"政改"的核心，就是對權力的監控，對權力的分立和制衡，這主要是一門"技術"，而不是意識形態。
對於雪珥提供的新史料，如何甄別其價值和意義，是需要專業學者的判斷，我不敢置喙。從我的知識判斷，在雪珥的"晚清敘事"中，史料僅僅是為他提供了新敘事的支點，史觀則是決定他敘事的方向，而對現實的關照則是他敘事的目的。從去年以來，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許多歷史學者都重新轉向晚清這段歷史，重新解讀，重新詮釋，試圖重新構造一部新的晚清史。這一方面，的確是因為有許多新的史料被重新發現，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有新的證據當然要說新的話；另一方面，是因為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革命史觀首先遭到質疑，由此而來的必定是對辛亥革命的重新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晚清憲政改革的重新認識和評價。在這股"反思"潮流中，原來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已經腐朽不堪的晚清統治階層，又被重新予以"同情的理解"；而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則被視為開闢了中國激進主義變革的先河，後來所發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均被打入由辛亥革命所開創的革命譜系中遭到一起清算。
雪珥的"晚清敘事"顯然也是在上述新的歷史敘事格局中形成的，他總的基調是為晚清改良主義改革路線的正當性提供辯護。這條路線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經慈禧太后撲滅維新變法，再重新啟動新政改革，廢除科舉制，設立地方咨議局，最後是轉向君主立憲制，以英國或日本為榜樣，完成中國的政治改革。和這條改良主義路線相對立的，是一條激進主義的改革路線，這條路線肇始於康有為的戊戌維新變法，在變法失敗之後則進一步轉向更激進的行動，由孫中山的革命黨掀起了徹底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這兩條不同的社會變革路線，實際支配着晚清的歷史進程，所謂"改革和革命賽跑"，最後是革命首先達到終點，改革在中途跌倒。現在，雪珥和其他一些歷史學者要說的是，晚清的憲政改革本來是有可能有機會獲得成功，成功後或將使中國走上另一條發展之路，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則使中國開闢出一條漫長的革命之路，至今依舊無法擺脫革命可能再次來臨的宿命。
改革或革命？一個持久彌新的話題，不僅是這個聚會關注的主題，其實也是近20年來學者們一直試圖回答的問題。金觀濤劉青峰夫婦的《觀念史研究》，用他們開創的"以包含關鍵詞例句為中心的數據庫方法"，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和思想變遷，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突破。他們在該書導論中指出："回顧20世紀的中國，自鄒容吹響革命號角拉開歷史帷幕，革命意識形態足足統治中國達80年之久。中國經歷了'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革命意識形態終於解體。"隨之而來的是對革命意識形態的反思，李澤厚劉再復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告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中國思想界對革命史觀的新的認識：革命並非是社會變革的最好方式，革命以暴力的方式並未終結而是繼續延續了專制主義歷史。或許正是基於對革命史觀的批判性視野，金觀濤在這此聚會上，對辛亥革命的意義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辛亥革命的"革命"意義是國民黨後來附加上去的，是國民黨為了取得革命的法統地位而刻意打造出來的，和國民黨同處革命黨陣營的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高度評價也是遵循革命史觀的邏輯。在金觀濤的視野里，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被大大高估了。
在討論中對我深有啟發的，並非是金觀濤關於辛亥革命的結論，而是他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能夠發生的原因時所提到的幾個看法。第一個看法是，他認為，1903年是晚清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以鄒容寫的《革命軍》為代表，使得革命話語的正當性在中國的士人階層獲得廣泛認可，在社會上掀起了革命話語的第一個高潮。他和劉青峰在《觀念史研究》中做過統計，1902年，報刊上出現的"革命"一詞是459次，而到了1903年，則達到了1398次；隨後在1906年達到了第二個高峰，是2875次。這說明了什麼呢？金觀濤的解釋是，這對應着中國知識分子對革命或改革的兩極化態度及大辯論，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改革日趨失效，革命在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中日趨取得正當性。而"推翻舊王朝的革命一旦獲得正當性，排滿革命說、共和革命說也即隨之興起。"
金觀濤的第二個看法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意義重大，士人以學問博取功名的傳統方式解體之後，二百餘萬的文化人何去何從就成了一個大問題。他的觀察是，地方咨議局這些機構的成立，使得鄉間底層的士紳階層有一個不斷向上流動的趨勢，從縣鄉流向省市，從省市流向中央，流動的結果是鄉間底層的士紳出現了真空。原來皇權不下縣，鄉村由鄉紳自治的局面不復存在，土豪劣紳由此崛起，伴隨而來的必定是"痞子"運動。在金觀濤看來，國民黨只是抓住了向上流動的那部分精英，而把社會底層特別是鄉村留給了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依靠少數精英，充分動員底層，最終戰勝國民黨。這個看法可謂精闢。
關於晚清從改革走向革命的原因，金觀濤闡述了他的第三個看法：1905年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而告終，對中國朝野上下震動之大，要遠遠超過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日本戰勝俄國，被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是君主立憲優於皇帝專制的明證，憲政制度的優勢由此得以體現。1906年，革命話語高潮再次興起，大大超過1903年，和日本取得對俄戰爭勝利有着直接關係。晚清政府在這種形勢下，感受到了民間和地方要求憲政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加快立憲步伐；但民間和地方在革命話語的推動下，對清廷主導的憲政改革已越來越沒有信心和耐心，革命的訴求不僅指向憲政，而且提出了排滿的主張，打出了種族革命的旗幟，徹底否定了滿清統治集團的合法性。
金觀濤作為資深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對於辛亥革命原因的分析，顯然比雪珥有着更大的理論視野和更深刻的分析能力，結合閱讀他和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我們對於晚清的社會進程和思想進程的雙向互動關係會有一個更全面的把握，尤其是從觀念史角度出發，可以更加深入細緻地進入到支配社會發展的觀念結構中，從那些看起來並不起眼的關鍵詞上，找到社會變遷的深層原因。但是，我並不能同意他對辛亥革命過於"消極"的看法。在那天聚會上，我是這麼理解辛亥革命的：這個革命畢竟徹底終結了帝制，建立起了憲政共和的基本框架，以後的任務是在這個框架內不斷地把它充實。辛亥革命後有兩次帝制復辟，均不得成功，說明共和潮流已經形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意義不是講過了，而是還沒有講夠。近些年來，學者們痛感於革命史觀對中國社會進程的破壞性影響，由此清算革命譜系，上溯法國革命，下及辛亥革命，凡革命者皆無正當性，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與此相應的是，慈禧的作用被重新認識，晚清的憲政改革被重新拉回改革譜系，清帝的退位詔書被重新解讀；而原來的那些革命者，其動機、人品、手段和目標，均被質疑。歷史的價值尺度變了，對歷史的認識和評價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歷史真的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
不管對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如何評價，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晚清統治者沒有能夠主導它最後幾年的歷史，它不是"跌倒"而是被打倒了，其原因，雪珥有他的解釋，金觀濤也有他的解釋，其他學者還有他們的解釋，綜合這些解釋，人們能夠繪製出晚清從改革演變為革命的真實圖景，找到其中的邏輯線索。但是，歷史學家重新解讀歷史的興趣恐怕還不僅僅是為了還原歷史，雪珥說"中國曾經跌倒在哪裏？"大概是為了進一步回答"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這個問題。許多人都在這麼看，目前中國的局面和晚清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處，晚清統治者犯下的那些導致他們最後崩潰的錯誤，在現在的條件下還會在執政黨身上再次重演嗎？我們期待雪珥在講完晚清的故事之後，對這個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提出他的獨到之見。金觀濤就連續三次向雪珥問道：中國現在會跌倒在哪裏？遺憾的是，雪珥並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這或許是因為在金觀濤這樣的歷史學家面前，他必須出言謹慎，或許是因為他的確還沒有形成對這個問題的確切答案。一個好的歷史學家能夠洞穿歷史，但未見得一定能夠看清現實。
針對如何認識現實，尤其是中國近三十年來迅猛發展的事實，金觀濤坦言，他一直沒有找到其中的內在邏輯。他說，對於歷史，包括中國近代史，他已瞭然於胸，對於雪珥所講的這些史實，他能迅速作出判斷，知道其輕重之所在；但是，對於中國在近三十年裏發展的真正原因，他還不明就裏，還沒有發現支配這種獨特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前，他也曾對我說過，他們離開中國時間太長了，回來後找不到感覺，肯定更找不到社會發展的邏輯。他的意思是，只有正確地把握住中國這三十年發展的邏輯，才可能進一步推導出中國未來變化的可能路徑。對金觀濤的這個說法，我深以為然，我從他的著作中體會到：中國特有的發展路徑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結構的產物，中國的超穩定性和周期性震盪是中國制度的典型特徵，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一定有一個貫徹其始終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支配着從晚清帝制向北洋共和的演變，以及從國民政府向共產黨統治的演變。而最近的三十年，中國的崛起帶來了中國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些變化還能按照以前的邏輯加以解釋嗎？
雪珥的問題變成了金觀濤的問題：如何認識中國現實？我的看法是，即使從直覺上判斷，更不用說在理論上更深的思索，中國目前的現狀和晚清時期的統治秩序絕非同日而語。從上層來看，現在執政黨掌握到的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暴力資源和話語資源豈是晚清統治集團能夠相比？它可以說已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統治機器，權力集團和利益集團已經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從中層來看，晚清時期的地方和民間勢力已經壯大，地方財力已佔全國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經形成，民間社會已有很大空間；而現在的中國，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無地方自治，也無公民社會，言論空間受到嚴重限制，地方和民間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從下層來看，目前底層社會的無組織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於晚清時期，鄉村的宗族約束和鄉紳治理已經被完全摧毀，市場經濟造成的人員流動和遷徙沒有形成良性穩定的底層結構，以何種方式重新整合底層資源尚缺乏有效途徑。從合法性上看，滿清統治集團作為異族政權，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敗無能而徹底喪失了合法性，革命黨人以種族革命為旗幟能夠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現在的執政黨重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大旗，依靠龐大國力轉向民生經濟，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國現有制度及其執政集團未必會重蹈清廷的覆轍，從清廷"曾經跌倒"的地方來預言中國"還將跌倒"在那裏，一定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
這次聚會的做東者翁永曦，即興談到了幾點，我認為倒是點出了中國有可能跌倒在哪裏的要點。這個中國早期改革的參與者，後來的旁觀者、傾聽者和特殊渠道的建言者，以他自嘲的"五百半"身份，看似游離於思想主流圈子之外，其實是一直在冷靜旁觀中國思想界的動靜，對各種異端邪說抱有充分的敏感。他的政治直覺有時能讓他迅速切中主題，抓住問題的要害。在開飯前，他轉述了一個"大"問題（所謂大，一定是有來頭的）：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老翁厲害，從他嘴裏吐露出來的這個問題，一下子打中七寸，讓全屋子的人一時無語。還有什麼問題比這個問題更尖銳呢？
翁永曦在他的即興發言中，首先談到，改革已經形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這包括經濟的市場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擋這個歷史進程。在他看來，中國當前的確面臨着極其複雜的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現在：1、中國的生產產能已經大大過剩，在全球化時代，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和市場的急劇萎縮，使得中國產能過剩危機會逐步演化為一系列社會性危機，造成大量失業人口，形成革命溫床。2、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着根本性弊端，以前是苦於錢少，現在是苦於錢多；巨額外匯對內造成巨額占款，引發流動性泛濫；對外造成對美國的嚴重依賴，有錢的是孫子，欠錢的是大爺，主動權始終是在人家手裏。3、國際上這套普世價值、意識形態加上互聯網，殺傷力太大了，不僅中國，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有效地進行傳媒控制；依靠傳統體制和手段，哪擋得住？天天堵，天天刪，還不累死？哪有這麼大的成本可以長期承受？另外，中國每年有八千萬人出國，別人如何生活看的一清二楚，這個影響也不得了。4、在外交上極其被動，以前中央帝國不太干預別國事務，現在全球化，所有國際事務中國都得表態，但我們現在這套價值理念不行，四面樹敵，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朝鮮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裏，個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說了算，一旦國家之間玩真的，一個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毀了，還怎麼打仗？5、台灣和香港的問題，中國搞不搞多黨制？中國一直就有！國共兩黨一直同時存在，現在台灣對共產黨開放，大陸對國民黨開放，就是最現成的兩黨制。而且兩黨都是成熟的、訓練有素的政黨，其他的民主黨派、海外民運都不行。東歐、西亞那些走上民主制度的國家，現在幾乎都是當年的共產黨執政，下台了還可以再上台嘛！再上台了就有合法性了。6、中國目前有兩億五千萬農民工，中國未來亂不會亂在農村，一定亂在城市。現在出現大量群體性事件，每年增加的數量驚人，這些事件的原因，一是由於政府不公，本來完全可以辦好的事情它不作為；二是參加群體性事件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當事人，而是幫腔的、圍觀的人。現在不是饑民造反的事情，人們要求的是"公道"。翁永曦的最後看法是，中國的問題很多，但現在看不出亡國的跡象，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到底往什麼方向？這種趨勢不是一種力量推動的，而是在各種分力的共同推動下形成的，不以個人願望而轉移。
在翁永曦的精彩發言結束之後，一個看起來漫無邊際、主題不斷切換的思想聚會，大致形成了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雪珥的問題是"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金觀濤的問題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是什麼？"而翁永曦的問題（也許是別人的問題）是"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這三個問題是我在這次聚會結束之後幾天裏，經過反覆回憶和思考後整理出來的，它們之間的關聯性何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對我來說，老翁的那個問題其實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現在無法回答"怎麼辦"，是革命還是聽天由命？我無法預測。但是，我是試圖找到他們可能"不改"的原因，他們有五個重大關切，或者說是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在那天的聚會上，我談到了我的相關看法，現披露如下，既是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也是為了留給更多的人去思考。
1、改，有可能動搖國本，動搖現有的執政格局，至少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重大調整。
2、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至少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
3、改，必將意味着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直接關係着原有統治體系的合法性問題。
4、改，必將意味着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如何避免社會分裂、動盪、報復和失序，是對新的憲政體制的嚴峻挑戰。
5、改，必將意味着傳統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將迅速終結，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繼續維護中國統一，是對中國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驗。
——作者2012-09-02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