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第五中學1965年初中畢業生共200餘人，除了個別不願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高中、中專及技工學校，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真讓人費解。
我們班上學業最好的學生是張鐵民，他的學習成績在初中三年六個學期中始終獨佔鰲頭。他的父親是內蒙古醫學院的教授，曾任偽滿洲國上校軍醫，更不幸的是從業期間在「新京」購置了大量良田、僱人耕種。
同學陳長言，她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黃炎培先生。陳長言的大舅、黃炎培的長子黃萬里，留美水利專家、右派分子；她的二舅黃競武1949年因阻止國民黨黃金運台被暗殺，如果能活到1957年，也難逃噩運。她的爸爸陳鏘，內蒙古醫學院院長、極右分子；她的媽媽，內蒙古醫學院講師，摘帽右派。
同學張作寒，成績一直非常優秀。但他的祖父也是地主分子，早在湖南農民運動期間，他的祖父就受過毛澤東麾下的流氓無產者的衝擊，被當做土豪劣紳戴高帽子游過街，後被鄉間暴民杖斃。她姑姑的牙床也被農會的泥腿子在上面滾過。
同學苗森，祖父是呼和浩特姑子板的大地主，他的父親是國民黨員、國民黨國大代表。
同學景柏岩，祖父早年在天津經商，屬於資本家無疑。
同學軒春生，因為祖上有人入宮當過太監，曾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我的曾祖父畢業於山西紡織學校，後來勤勞致富後在涼城縣置業，靠出租土地為生。但日本人攻陷涼城後，家裏被焚毀殆盡。按說劃成分要看解放前三年，再說我家的成分從未有人給划過，但在讀初三時班主任告訴我：以後不准填城市貧民，要填地主。組織上已經調查過了，你照填就是。從此我的人身定位淪為賤民。在這種情況下，我已經隱約感覺到有些意想不到的事要發生，不過並未料到中考會落榜。
那時，我們都在懵懂之中。實際上，我們這類學生的命運早就由學校按當時的上級文件精神安排好了：在我們檔案中的升學材料里，學校意見一欄中都赫然寫着「該生不宜錄取！」幾個字，而且還加蓋上了學校的大印。
事隔多年，同學們相聚時，一位老師道出了真情：「你們中考的成績雖然好，但檔案中的『該生不宜錄取』字樣，已決定了你們的命運。」
高中生高考受到成分的株連不難理解，但我們這些十六歲的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被剝奪了上高中的機會就令人費解了，而且這樣做並非一年。文革初期呼市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66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證實了直到1966年「不宜錄取」的政策仍在執行，只是因為「文革」突起導致高考中斷，才悄然止息。經查檔案，呼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大約是7%。自1958年至1966年，8年裏全國遭遇「不宜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老天才能知道。
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疑問只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後，左的錯誤一次次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才慢慢解開。原來，我們上初中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
1、可錄取高中；
2、可錄取保密的中等專業學校；
3、可錄取一般的中等專業學校；
4、可錄取一般的技工學校；
5、不宜錄取。
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係尤其是港澳台關係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者。當時中考招生時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我的同學中因此失學的不在少數。
但也有例外，有一個同學，老家是安徽農村的。他其實出身很好，只因「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鄉下的爺爺奶奶都被餓死了。他多次和同學說起，被要求進步的同學報告了老師，後來也被劃入「不宜錄取」的行列。我猜測，組織上一定會這樣想：念念不忘家裏餓死的人，說明內心裏在仇恨黨！
1977年4月第一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文中毛有一段指示：「至於某些經過考察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農村裏頭，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擔任文化教員之類的工作？有些地方別的知識分子很少，有這麼一種需要，讓他們在黨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擔任文化教員的工作。現在小學教員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歲，高小畢業或者初中畢業，硬是文化教員都不能當，我看也不必，我們可以用他們來掃盲，教農民識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加以研究。至於擔任會計這樣的事情就比較危險了。」
在這個結論的籠罩下，「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還能上高中、上大學嗎？當然不能！否則，他們如果上了高中則很可能還要上大學。上了大學、學了相關專業，畢業後他們有可能去當中學乃至大學教員以及到政府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當會計、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者勝任更重要的職務。按照毛澤東的結論與邏輯，那豈不是更加危險的事情了嗎？由此可見，「不予錄取」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
「不宜錄取」的政策，明顯烙有那個年代左的印記，由於它摧殘人才於未成之際，受害者受的是「內傷」，具有隱蔽性。故而時至今日，右派公開改正了、國門打開了、歷史上種種冤假錯案平反了，而關於當年「不宜錄取」對一大批潛在人才的摧殘，卻塵封於歷史的死角，極少被公開提起。
人類歷史上的出身歧視，多發生在極權國家，是針對「剝削階級」及其子女的歧視。這種歧視以後發展成為階級滅絕。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在《我的祖父孫中山》的後記中記述，她也是「該生不宜錄取」的對象，因為孫先生的家庭出身也有問題。
「1955年，孫穗芳從上海第八女中高中畢業，儘管她成績名列前茅，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九十分以上，然而，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夢想着進入高等學府深造的孫穗芳，成為那個時代的犧牲品。當時有關部門明確通知她，她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國父孫女兩拒中共》《明報》）
劇作家吳祖光因為右派問題，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裏……
集作家、畫家、藝術家於一身的馮驥才，當初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
遇羅克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歷。遇羅克因為資本家出身，1957年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參加高考時落榜，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問題」。
獲得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的作品《胡楊淚》，記述的主人公錢宗仁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1984年《胡楊淚》一文發表後，錢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改行到《人民日報》當了記者。正當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被診斷出已是肝癌晚期，於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僅41歲。
1998年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獲獎的美籍華人崔琦1939年生於河南寶豐。因為崔琦有三個姐姐在香港，他後來赴香港讀中學。如果當年崔琦不去香港讀書，而是留在河南，他也很難逃脫「不宜錄取」的命運。
1965年秋天，我的部分同學背着行李，唱着當時的流行歌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離開父母，奔赴農村與牧區。他們想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里求得新生，指望依靠汗水來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階級烙印，卻不料走上了另一條更辛酸的人生路。
摯友張作寒因此罹患疾病，1992年死於肝癌。我敢說，他如果不是這樣年少就去牧區插隊落戶，不至於英年早逝。
後來才知道，當時「不宜錄取」的政策遍及全國。聽說在這之前的高考，中央就有針對家庭出身的歧視性規定。出身歧視曾經傷害過很多青少年，直到七十年代，林彪事件後才出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據說是為了便於改造、減少反抗。其實「不宜錄取」最終傷害的是國家利益。
數十年來，有多少優秀的青年因為人為的政治包袱，在無望的求學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人生的終點。本來他們也應該有輝煌的人生，就因為出身於賤民而終身顛沛流離，不能善終。我們對此不應該保持沉默。
2011-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