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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忌憚:民間武裝起義此起彼伏

中共當年土匪起家,欺騙農民跟它鬧革命,結果卻一直欺壓百姓,1958-1962年的大饑荒中,人們更是舉起反共旗幟,現地方志的大事記中,1958-1962年間有大量的關於組黨、進行武裝起義的記載,其中尤以四川、貴州、甘肅等省為多,許多縣誌中均有提及。

中共偽稱的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大饑荒,其悲慘超出人們的想像,餓死幾千萬人。期間爆發的農民反共救國武裝起義一直被中共掩蓋。事實上,據檔案編纂的地方志和當時的新華社內參中,對大饑荒中農民的武裝起義和反抗有一些記錄。

據大陸歷史學者、專欄作家洪振快在2014年第8期《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大饑荒中農民的反應》顯示,當年農民面對死亡威脅,曾抄起槍支反抗中共政權。

農民武裝起義要推翻中共統治

中共當年土匪起家,欺騙農民跟它鬧革命,結果卻一直欺壓百姓,1958-1962年的大饑荒中,人們更是舉起反共旗幟,現地方志的大事記中,1958-1962年間有大量的關於組黨、進行武裝起義的記載,其中尤以四川、貴州、甘肅等省為多,許多縣誌中均有提及。

據洪振快《大饑荒中農民的反應》一文反映:

1959年11月,習水縣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區前豐生產隊轉業軍人李澤江、李銀江兄弟等為首組織“中國工農黨、反產起義軍”,並早在10月就公開與中共對抗。中共布置徵購任務,他們反抗道:“不解決口糧,還要運糧入倉”“要糧只有組織起來到官渡去背”“哪有人出工,糧食都沒得吃,出什麼工。”

1960年8月15日,織金、普定縣和六枝市交界地區,以代天榮、何昌雄為首組織“忠勇人民起義軍”,聚眾武裝起義,搶劫商店、糧庫。(注1)

據洪振快文章描述,1960年5月,貴州省政法黨組向省委提交《關於防止反革命暴亂事件意見的報告》,歸納說:“今年四個月來,全省共發生反革命預謀暴亂事件達22起”,另外還有兩起,一起是4月14日晚發生在望謨縣(位於貴州省南部)樂園公社,共有69人參與反抗,打死管理區幹部三人,殺傷一人,並打死民兵一人,搶劫了三個管理區供銷社的物資和部分糧食;另一起是4月21日發生在正安縣舊城公社槐坪管理區,共有11人,其中為首的兩人,奪取步槍六支、子彈兩百發,砍死了支部書記和民兵隊長各一人,砍傷了商店幹部一人。(注2)

四川,涪陵專區石柱縣的記載則明確指明農民“武裝起義的目標是“搶劫中共糧食物資”:1960年12月25日,“以陳樹清為首攜百餘人,在黃水農場六大隊進行武裝反抗,破壞電訊,吊打幹部,搶劫中共糧食物。”(注3)

雅安專區蘆山縣,《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說:1960年7月5日,雅安地委向四川省委作出《關於平息蘆山縣寶盛公社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總結報告》,《報告》稱:6月3日,蘆山縣寶盛公社中壩大隊一小撮反壞分子突然進行武裝反抗,他們搶走槍支,殺害公社黨委副書記、縣商業局長,殺傷縣公安局副局長、治安股長、地委農業檢查團的幹部等5人,並竄入森林,妄圖長期對抗。(注4)

福建,龍岩專區武平縣,是福建省饑荒最嚴重的縣,縣誌記載:1962年7月,“縣公安局在城南破獲‘反暴政行動委員會’反革命集團案,首犯被處決”。(注5)

廣東,據1959年3月18日新華社內參,當月10日,韶關市郊馬壩公社發生了有100多人參加的反抗事件,“綁架林樹清(馬壩公社幹部)之後,又搶走民兵步槍20多支,在黃屋村又搶去糧食17000多斤”。為首巫拌瑜是原沙溪小學教師。

甘肅此類記載不少,最詳細的是涇川、鎮原縣發生的上肖武裝起義”

《涇川縣誌》記載:1960年12月20日,“鎮原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一師’反革命叛亂,波及縣內荔堡、玉都公社。叛亂首要分子吳崇教(今紅河鄉吳家村人)率50餘人自鎮原進入荔堡街市,裹脅部分群眾示威遊行,砸壞公社電話總機,切斷電話線,搶去步槍2枝、單車7輛、電話機1部、人民幣300餘元,打傷幹部2人。翌日竄回鎮原。”(注6)該記載過於簡略,無法了解具體情況。在《鎮原縣誌》裏面,該事件被稱為“上肖叛亂”,對其描述較為詳細,從中可以看出其實是搶糧。《鎮原縣誌》記:

1960年12月20日,在鎮原縣屯字公社上肖大隊(今上肖鄉)、涇川縣荔堡、玉都公社一帶,發生了“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一師”武裝起義。

1960年9、10月間,以孫和忠(富農)、白浪亭(原國民黨巡官)、曹世虎(原國民黨鄉隊副,保外就醫犯)、邢天星等為首,說:“今年三月,天上出現五個星星,代表五個頭子領導起義,共產黨壓制的是五類人(當時指地主、富農、反抗中共暴政、壞和右派),現在五類要抬頭”;“為了吃飽肚子,起來進行鬥爭,天時已經到了”。要“推翻中共”。12月14日,糾集28人,搶劫上肖大隊新莊生產隊倉庫糧食900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隊白草灣密會,封官委職。孫和忠為師長,白浪亭、王廷瑞為副師長,設師參謀、軍械、軍醫、秘書主任和外交通訊等,下屬六個團,團下編營、連等。並草擬抗爭口號和傳單,商定“起義”時間、地點。20日下午4時許,孫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百餘人,擁進公社,砸壞電話機,砍斷電線杆,打傷公社幹部,搶去步槍四枝、單車七輛、電話機一部,隨即到該鎮郵電所,打傷工作人員,毀壞電話總機,搶去300餘元;打傷縣工作組幹部,搶去縣、社三名幹部所帶之駁殼槍、步槍、小口徑步槍。(注7)

無法生存搶糧事件令全國各地政權應接不暇

除反共運動之外,大饑荒中的農民為了解決口糧不得不哄搶糧食。據洪振快《大饑荒中農民的反應》描述:

山東,1959年4月11日,省長譚啟龍給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及省委書記處寫信,並請轉報黨中央、毛主席,信中說:“由於措施失當,生活沒有安排好,搶糧、鬧事此伏彼起,鄆城鬧的最凶,搶糧達130多起,有萬餘人參加,搶去糧食19萬多斤,有的結夥持槍到外縣搶糧,並打傷了人。3月22日,金鄉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兩旁劫車搶糧。”

5月12日,新華社內參報道山東省菏澤縣馬嶺崗公社搶糧事件,認為是“一個較大規模的搶糧事件”,“前後涉及五個管理區的6,000多人,搶走糧食42,500斤”。“現在這一事件雖已暫時平息,大多數的村莊群眾已開始進行生產,但尚未從根本上解決,群眾變天思想還很突出,謠言很多,謝集、趙莊、三教堂、白楊張等村群眾,仍是不參加生產,風勢不正,有一觸即發的危險。”

5月31日,譚啟龍給濟寧地委並西部地區各縣委寫信,說馬嶺崗公社“過年前後,社員交到食堂的糧食已經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眾情緒不安,有的準備外流,有的醞釀搶糧”,“過年以後局勢更加緊張,到處鬧糧緊,80%的戶數要中共供應糧食,大批勞力外流,近千頭牲口死亡,水腫病發展到1,800多人,扒樹皮、吃青苗現象很普遍,社會秩序混亂,搶糧鬧事此起彼伏。”(注8)

貴州,省糧食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記中多次寫到搶糧和恐慌:12月12日,“浮腫病一天天在發展,大街上搶糧、搶飯、盜竊時有發生。”12月18日,“這幾天各地告急電話、電報雪片般飛來,病人、死人、搶糧、盜竊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12月27日,“據生活辦公室收到的報告,各地發生有十幾人、幾十人、幾百人搶劫糧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連貴陽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時不敢拿着東西吃,會突然被人搶走。大家最擔心會發生更大的搶劫糧食倉庫的事件。”1961年1月7日的日記中再次寫到:“接汪行遠秘書長電話,傳達周林書記在京開會的意見。他對當前貴州發生農民搶糧的情況十分憂慮,要省委的同志謹慎對待,萬不可慌亂。”(注9)周林當時是貴州省委書記。

1961年1月11日新華社內參報道貴州不斷發生搶劫偷盜糧食事件:“最近,貴州許多地區不斷發生開倉分糧、結夥偷盜搶劫糧倉、糧車、糧馱的事件。據不完全統計,自1960年11月以來,全省發生開倉分糧和偷盜糧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搶劫偷盜的糧食80多萬斤。另外搶單家獨戶的糧食事件也發現23起。”遵義地委1961年1月向貴州省委報告說:“偷糧、搶糧、偷殺耕牛的現象不斷發生,(1960年)12月份,全區共發生搶劫案25起,不完全統計,偷耕牛3,000起左右,殺牛1,500隻左右。至於個人、幾個人偷菜、搶吃東西的現象就更為普遍。”

遼寧,前述王民三在1961年1月28日的日記中寫到:“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講到遼寧省的情況,全省發生群眾性的搶糧事件3萬多起。瀋陽學生吃不飽飯舉行罷課,有的絕食鬥爭。農村吃糧標準只有二兩。”(注10)

吉林,1961年2月11日,吉林省委向中央、東北局報告:“農村偷盜糧食的現象相當普通,個別地區還發生搶國家糧食的事件。”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總結說:“經濟困難時期……哄搶事件尤其是哄搶糧食、食物的現象多有發生。蕪湖專區12個縣,僅在1960年12月,就發生了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搶走糧食達3.6萬餘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發生哄搶糧食65起,搶走糧食、山芋等6.2萬斤……直至1962年春,哄搶糧食事件仍有發生。”“哄搶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較大的地區。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22起鬨搶事件調查,參與哄搶者5,495人。多數是由於群眾生活安排不夠落實。”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廳、糧食廳聯合向安徽省委報告,要求各地公安、糧食部門做好工作,開展護糧,制止哄搶,辦法之一是“對為首,秘密監視,不讓哄搶事件發生”。(注11)

甘肅,張掖地區,由於徵購過多,在1959年上半年,“全區糧食供應已經出現嚴重缺口”,“哄搶糧食的事件時有發生”。(注12)武威市,1960年1月20日,“全縣萬人以上的饑民擁上火車站,哄搶鐵路運輸物資,其後還發生過搶糧、搶物事件”。(注13)1960年12月甘肅省公安廳和蘭州鐵路局聯合給甘肅省委的報告中指出,今年以來,鐵路運糧的車被搶、被竊十分嚴重。據統計1-11月共發生案件782起,其中搶奪、偷糧436起,損失成包糧食13.3萬斤……在這些事件中屬於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屬於數十人成群上車搶奪的187起。在隴西、高台、武威等地,經常有數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迴車站附近,伺機搶竊。(注14)山丹縣,1960年11月,縣內發生多起鬨搶事件。東樂、位奇、陳戶3所糧站,城區屠宰場、食品廠被搶。(注15)

中國大陸民間武裝起義此起彼伏的武裝起義也印證了《九評共產黨》里所說:“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強售其奸,靠了其無比邪惡的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把一個外來邪靈強加給了中國人民。”阿波羅網曾首發:【 馬克思對《共產黨宣言》的評價   做夢你都想不到

阿波羅網孫瑞後報道

阿波羅網保留洪振快《大饑荒中農民的反應》一文所有來源索引如下:

注1《貴州省志·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頁。

注2《正安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誌》記載略有不同:1960年4月21日,“舊城公社永成管理區高家溝生產隊嚴碧明為首策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翌日,遵義軍分區副司令員王巨勝率部前來,配合縣人武部、公安幹警及當地民兵約1500人圍剿,歷時24日,暴亂平息。”(《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頁)

注3《石柱縣誌》,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頁。

注4《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98)》,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頁。

注5《武平縣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頁。

注6《涇川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頁。

注7《鎮原縣誌》,內部資料,1987年印,第266-267頁。

注8本文所用檔案來自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14(第二版)。該數據庫中檔案來自各省檔案館,據研究者獲得的檔案複印件錄入;新華社內參(即新華通訊社《內部參考》),現藏美國圖書館,據原件錄入。下文未註明出處者,均來自該數據庫。

注9《三年困難時期的糧食工作——王民三日記摘錄(1959-1961年)》,貴州省糧食局、省糧食經濟學會編,2010年3月印,以下簡稱《王民三日記》,第122、123、125、129頁。

注10同上,《王民三日記》第134頁。

注11《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冊,第237、238頁。

注12《張掖地區志》,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

注13《武威市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注14《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武文軍主編,蘭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編,2002年印,第114頁。

注15《山丹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阿波羅網孫瑞後報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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