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的一天，距離德累斯頓市不遠的德伯爾恩鎮（Döbeln），東德人 警察察（Volkspolizei）總部大廈內，電話鈴想起。電話的另一頭是一位不知名的男子。
「早上好。我有情報提供給您，請記錄！」「我正聽着。」「瑪麗安妮·施耐德女士將於9月14日周三動身前往西柏林旅行。她不打算回來了。」「您是哪一位？」沉默。「您樂意保持匿名嗎？」「是的。」「您的情報有什麼依據？」「她對她最親密的幾個朋友是這麼說的。」
然後，這位神秘的致電者掛掉了電話。瑪麗安妮·施耐德（這個名字由編輯改換——原注）就有了麻煩。除了盤問她的鄰居和朋友，官員們迅即取消了她的旅遊許可，並開始監控她的電話和郵件。
直到最近，這類間諜與告密者的故事多半被研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學者忽視了，因為這類間諜和告密者並不與令人聞風喪膽的東德國家安全部有瓜葛，該安全機構以史塔西（Stasi）之名廣為人知。恰恰相反，他們是徹頭徹尾的東德普通公民，只是背叛了他人：他們是匯報鄰居一舉一動的左鄰右里，是告發自己同學的學童，是傳遞有關其他學生信息的大學學生，是暗中監視僱員的經理，是檢舉黨員的黨的書記。
迄今為止，由史塔西設立的所謂「非正式情報員」（unofficial informants）構成廣泛網絡主導了有關東德國家安全機構對其國民進行監控的流行觀點。對史塔西的受害者、政治家、歷史學者和新聞記者來講，不論他們是尋求更多從中了解有關他們自己的過去，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間諜活動，這種滿是非正式情報員所撰報告的檔案已成為不可或缺的資源。
相較而言，東德人 警察察機構擁有的錄音磁帶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來自幾乎東德各個社會領域的書寫證物也是如此。政府機構、政黨、社團、企業、大學、文化機構：在每個地方，人們都記錄下了能證明其周圍人士有罪的信息。
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Greifswald）教授海德薇格·里克特（Hedwig Richter）談及一部「令人震驚的記錄機器」。她表示，廣闊的社會生活是這部機器的組成部分。「在史塔西之外，存在制度化的體系，形成日常報告和每周一次的報告。」里克特表示，不論是在市政廳、鋼鐵廠還是地方的集體農場，「任何有一官半職的人均有某種程度的職責」向國家提交報告。（格賴夫斯瓦爾德位於德國東北部，屬原東德地區。——譯註）
自1989年共產黨政權垮台以來，數千份這樣的文件一直在東德一些州的檔案館中，在前東德一些政黨的前總部中，在大學和一些機構的地下室中蒙塵。眼下，儘管歷史學家們正在對這批文件進行系統分析，迄今為止所得到的結果也已揭示出，持續的監控是如何構成了東德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偷聽並檢舉鄰居和同事，對很多人來講完全是家常便飯——甚至在沒有來自史塔西及其臭名昭著的頭目埃里希·梅爾克（Erich Mielke）的壓力的情形下也是如此。（埃里希·梅爾克生於1907年，於1957年至1989年間擔任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德國統一後遭到多項指控，後因高齡以及健康原因被免予追訴，但在1993年因涉嫌於1931年在柏林殺害兩名警察而獲判6年徒刑，1995年獲得釋放，2000年病逝。——譯註）
諜影重重
對他人進行檢舉揭發的重要一部分內容涉及逃離東德的計劃，特別涉及那些擁有前往西方旅行的許可，並且不打算回來的人士。但走私硬通貨和過量消費酒精一樣逃不脫民主德國公民的敏銳觀察。此外，收取來自西方的包裹也會遭遇滿腹疑問的審視——相較於其他人，分配有公寓或汽車的人士會更快成為他們妒火中燒的鄰居報復的目標。甚至婚外情也會被告發。
「你好。我有事情要報告」，一段電話錄音中，一個聲音這樣說。「是關於某某先生……不斷有人到他的公寓中拜訪，常常是不同的女性，可能還有一些是來自西方的。」
自德國統一以來的25年間，這樣的日常揭發幾乎完全被忽視了。事實上，自柏林圍牆傾覆以來，那些有過揭發舉動的人士都能消身匿跡了事。史塔西的非正式情報員均被小心記錄在案，並且在德國統一之後由東德的政府機構、學校和大學展開的核查中往往丟掉了工作；然而，這些非正式間諜幾乎再也不必面對他們過去的事業，並接觸那些他們幫助填寫的檔案。
再者，告密不完全是東德人專長的事情。西德居民也會打電話給民主德國官員，告發東德公民——比如，當他們正在計劃逃跑之時。
例如，一位西柏林的致電者告發說，他在東柏林有一位好朋友，並且，「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不想談到她」。但隨後，他繼續表示，她「與逃跑組織有聯絡」，並想逃往西德，與他會面。他表示，他「真的很喜歡她」。但顯而易見，他喜歡的是她最好待在柏林圍牆後面。他表示，在這件事上他將樂於接受幫助，隨後結束了通話。
一位更遠一些的西德告密者向東德打了四次電話，她的事情同樣與跨境戀情有關。她舉報說，她的前丈夫想要他的東德情人與他在西德匯合——這個計劃似乎被她的數通電話扼殺在了萌芽狀態。
選擇並非唯一
但嫉妒並非西德告密者的唯一動機。比如，是道義原則令一位來自多特蒙德的女性供出了一些計劃逃往西德的民主德國公民的姓名和住址。她表示，她不理解這樣的事實：「外國人，並且還是東德人，想搶走我們的工作崗位」。
一位西德商人自己在萊比錫（前東德第二大城市——譯註）的一個會議召開期間充當了告密者。「我很樂意向你們提供有關色情書籍走私到民主德國的信息。請記錄如下內容：某某是前民主德國居民，之後遷居西德。該走私者目前在萊比錫。」
「請問您是哪一位？」「當然，我寧願不說。這是一個小的報復，因為他曾令我嚴重不快，並且非常鄙視地談論您的國家。這就是個小報復！」
說到傳遞敏感信息，來自西德和東德的告密者均有多種選擇，史塔西只是其中之一。東德的電話簿上一般都有該機構的若干個電話。地方黨組織的書記以及工會書記也都是很適當的聯絡人。
可能的告密者名單很長。在民主德國，幾乎每一棟建築都設有一種管理員（被稱為Hausbuchbeauftragter），負責記錄來訪者到來的時間和受訪者。這一群體總計大約有210萬人，其中很多人樂於分享他們知道的信息。東德的人 警察察機構也擁有大約17.3萬人的「志願助手」。另外，學校負責人、隸屬於「自由德國青年聯盟」（FDJ）的青年組織頭目、選舉助手和工廠廠長也是潛在告密者大軍的組成部分。(自由德國青年聯盟是前東德及執政的德國統一社會黨認可的官方青年組織，其宗旨是影響年輕人的生活，倡導馬列主義，其成員為14至25歲的青少年。前東德一度有75%的年輕人口是其成員。——譯註)
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的歷史學者里克特專注於研究薩克森州的勒鮑自治市（Löbau），試圖弄清楚東德官員掌握民眾的基本信息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她發現，市政委員會編撰的每周報告中包含這樣的信息：哪一位牧師提出了忠誠的或是批評性的意見，他們的公寓裏都有些什麼書，他們的會眾內部又出了什麼緊張情況。有一份報告甚至記載了來自地方黨的領導層一位官員的便條：「多位在校女生這些天收到來自西德的包裹郵件」。
但不只是執政的德國統一社會黨（SED）黨員才會提供情報。來自基督教民主聯盟——東德官員容忍該組織存在——的公職人員也加入到猖獗的檢舉揭發行列中。並且，不是必須求助於史塔西，很多人士認為該機構居心不良而尋求迴避。與地方政治領導人或者工廠經理之間的簡單談話安排起來足夠容易——並且，那種不是非常正式的氛圍更適合於分享有關同事或者鄰居的敏感信息。（德國統一社會黨是前東德唯一的執政黨，1946年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合併而成。德國統一後，該黨宣佈放棄馬列主義，之後屢屢更名；2007年，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翼合併，成立了現今的德國左派黨。前東德地區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立於1945年，至德國統一之前一直接受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譯註）
從幼稚園到晚年
不論相關信息來自哪裏，國家總會將其派上用場。東德監控系統對該國公民言行的記錄始於幼兒園階段，覆蓋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甚至通過負責照料老年人的人民團結組織（Volkssolidarität）對退休者也記錄在案。那是發展「社會主義人格」的一部分內容。一些人在兒童時代就開始揭發他人，這是作為少先隊員的一部分工作；到了青年時代，揭發他人則成了「自由德國青年聯盟」成員工作的一部分內容。對學童甚至都設有檔案加以記錄，如「穿着西方式的衣服」、「表達出對朋克音樂的喜好」、「展示出和平主義的姿態」。
相互評價、判斷、批評與自我批評隨處可見。這個國家上上下下的人們對離經叛道的看法保持着高度警惕，相關看法隨即被貼上了對國家有危險的標籤。而這通常有利於個人。
這個系統中的失敗者通常並不知道，他們的生活何以突然發生變故。柏林圍牆傾覆後，他們中的很多人士開始在他們各自的史塔西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譬如，他們想了解為什麼他們未能獲得大學裏的一個職務，何以他們的專職事業突然遭遇障礙，或者為什麼他們的旅行許可在最後時刻被取消了。也有很多人驚訝於他們在今天負責繼續管理東德時代史塔西檔案的聯邦專署機構（BStU）那裏也一無所獲。
然而，可以從保存在政黨、工廠和大學檔案中的文件那裏找到解釋。從這些文件中，人們可以了解到，漏掉一堂俄語課、在學生會中發表了不妥當的意見，或者持續展示出欠缺「無產階級觀點」，都會導致他們的學籍被註銷——這對他們的一生會有重大影響。
自由德國青年聯盟下設組織負責編撰有關中學學生的報告，待到在大學中分配工作和職位時，這些報告就會派上用場。這樣的報告是自上而下強加給全體人民的結構性鎮壓的一部分。這一系統還存在於東德的所謂「國有企業」（Volkseigene Betriebe）當中。
歷史學家認為，這一精密編織的監控網絡可以解釋東德出人意料的穩定——但僅僅依靠史塔西，這種穩定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海德薇格·里克特表示，「檢舉揭發機會的無所不在」，「助長着一種最重要的懲戒機制：自我審查」。她補充說，由此，一個重要環節是這樣的事實：東德人在未被要求和沒有任何法律義務的情形下還是會揭發他人。里克特表示，「通過分享這種信息，東德人希望避免未來可能有的麻煩和誤會」。而且，那是一種表達忠心的方式：「通過展示個人的這種積極主動，人們將政府的監控需要合法化了。經由他們主動的順從，這些人幫助完成了他們的全面觀察報告，並參與到國家監控其國民的行列中。」
更多告密者
這一系統令國家易於判定誰必須加以懲罰而誰又理當獲得獎賞。譬如，在每一次選舉之後，由投票站助手提交的報告中會提到不投票者的名字。
歷史學家尚未能確切得知，有多少東德公民充當過告密者。大多數人婉拒擔任情報員。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東德存在的最後一些年間，有比史塔西所維持的18萬非正式情報員更大規模的情報隊伍在效力。
最近由歷史學家克里斯蒂安·伯斯（Christian Booß）和赫爾穆特·穆勒-恩伯格（Helmut Müller-Enbergs）完成的研究還顯示，東德的國內監控遠遠不限於史塔西的非正式情報員構成的網絡。兩位學者共事於BStU，不久之前，他們碰巧接觸到史塔西的情報員組織，在他們之前，幾乎沒有任何研究深入到這樣的群體當中。他們發現，在其中的人們會提供有關他人信息的那些機構被歸類為POZW——這代表「政治與秘密行動協作機構」（Partner in Political-Operative Cooperation）。相較於向史塔西提供信息的非正式情報員，這些人簽署強制他們傳遞信息的文件並非被迫，但他們依然向史塔西傳遞信息。數量龐大POZW報告目前依舊存在，這些報告源自從比如銀行到圖書館、醫院、註冊處和司法機關這樣的機構。
大量所謂「情報提供者」（Auskunftspersonen）為史塔西所用。比如，在圖林根州的薩爾費爾德鎮（Saalfeld）地區，伯斯和穆勒-恩伯格清點出745位非正式情報員和3335名情報提供者。並且，情報提供者名單中的人士包括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事實上，歷史學者估算出，羅斯托克市（Rostock）人口中足有18%的人士偶爾充任情報提供者。
但這兩位研究者避免將所有那些向史塔西提供信息的人士視作傳統意義上的非正式情報員。恐懼、敲詐和保護自身的渴望通常也在起作用。他們反而談到了一種「告密情結」。
「優秀人士」與「合用人士」
當歷史學者深入研究今天被稱為開姆尼茨（Chemnitz）的卡爾馬克思城（Karl Marx Stadt）的史塔西卷宗時，他們甚至仍然萬分驚訝。他們在那些卷宗中發現了從不曾被研究過的文件，其中包含所謂GM和BM這樣的註解。他們對這些縮略語一無所知，但很快發現，GM代表Gute Menschen，即「優秀人士」，而BM代表「Brauchbare Menschen」，即「合用人士」。
那些「優秀人士」包括從普通的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一直到市長在內的東德人，他們「對國家安全部立場堅定」。「合用人士」對國家安全部的立場顯然不是非常堅定，但也一直樂意提供信息。
比如，一位職業學校的教師被列為「合用人士」，因其分享了大量有關其同事的信息，並積極監視他們。而普勞恩市（Plauen）的一位教師被列為「優秀人士」，因其提供了有關他的哪一位學生可能適合當兵的建議。另一位「優秀人士」供職於一家國有縫紉機修理店。有關誰可能是一系列發給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批評信件的作者，他向當局講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他的同事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位會用兩個n拼寫這位黨的總書記名字的人士。（埃里希·昂納克生於1912年，卒於1994年；1971年5月至1989年10月擔任前東德執政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期間於1976年開始同時擔任前東德總理。——譯註）
國家偶爾向「優秀人士」提供酬勞，有時候是給他們最多100馬克，有時候是送上精美禮物。但他們沒有被分配姓名代碼，也沒有上級管理者。總之，他們不算是史塔西的間諜。他們只是非經選拔的情報員——這種人士在東德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作者彼得·文斯爾斯基（Peter Wensierski）系德國《明鏡》周刊記者。本文原刊於2015年第28期《明鏡》周刊，2015年7月10日以英文發佈於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原題：「Web of Surveillance: East German Snitching Went Far Beyond the Stasi」。聽橋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