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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我想的中國」:一個維吾爾女子的逃亡

維吾爾女子米娜

我叫米娜。新疆庫爾勒市且末縣,那是我的老家。

2009年3月份,開始申請護照,差不多等到9月才能拿到。我花了4萬多塊錢,給那些警察呀、出入境管理大隊啊,很不容易。我變成了一個很特殊的人,因為我能拿到護照。

2013年我結了婚。這時候我每年都回中國大陸再回埃及,都是正常的。2015年3月15號我在開羅生了三胞胎。5月13號帶了三個孩子回中國大陸,在北京機場被抓到了。

“我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回來?”

在北京機場時海關拿了我的護照,要問我問題,我說好。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房間里,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維吾爾族,有帶圍巾的有不帶的,都是從各個地方回來的維吾爾族。

他們把我的孩子帶走了。把我帶到了另一個房間里,房間都是黑色的,有一個話筒。他們說只要我回答問題,他們就把孩子還給我。我說可以。他們就問我從哪裡回來,在那邊幹什麼,回來幹什麼。我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回來?後來他們問我爸爸媽媽親戚的聯繫方式,在埃及認識的幾個中國人的聯繫電話,我寫完了之後,他們就說把我送到烏魯木齊機場,有兩個人一起會幫我帶孩子。那時候我就感覺不對勁兒,為什麼他們帶我的孩子?一個女的一個男的。到了烏魯木齊機場,出去的時候還沒拿到行李,他們把我帶到另一個房間,說是安全局的。問我同樣的問題,包裡帶了什麼。後來我回答完,我按了手印,證明是我說的。但後來他們還是不給我的孩子。我說可是已經三個小時了,孩子要吃東西啊。那時候我還在餵奶,他們說不要擔心。我還是不知道孩子在哪兒。

兩個男的回來說:“不要說話!”他們把我的嘴貼上膠帶,頭上戴上袋子,把我的手綁在後面。我不知道從哪裡出去的。他們說外面有車,推我說快點走,推我的時候我的鼻子撞到車,鼻子就斷了。我說不出來,只說“嗯嗯嗯”,因為我的嘴巴是粘着的。我知道在流血。袋子矇著看不到,只能看到小小的腳。當時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抓我。很突然,因為我什麼犯法的事情都沒有做。

“孩子從埃及回來的時候好好的。”

後來聽說是黑甲山派出所。帶我到了一個房間,三天三夜就詢問,在國外幹什麼,為哪個單位工作,我的責任是什麼?我聽到這些問題,就說什麼工作?什麼責任?我是正常出去的,我去留學,後來不上學了,因為認識了我老公,有了孩子,我就回來讓父母幫我照顧。我說我是正常人,什麼都沒做。他們說我們會調查會調查,就把我的身份證、手機就都收走了,我什麼人都不認識,什麼都看不到。後來把我放到監獄。我在監獄待了差不多兩個多月,從5月13號到7月25號。那是第一次。

七天我是一個人,一個單獨的房間。房間是黑色的,中間只有一個小燈泡,沒有窗戶,白天還是黑夜我都不知道。牆都是鐵的,只要我發出“嗯”的聲音,我自己可以聽到(迴音)。有時候他們給我送飯過來,那個小門就拉上去,他們把一個盤子推進來。吃的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好像有鹽啊,有米飯,但是我不知道,因為看不到。那個小燈泡我只能看我的手啊腳啊。後來我知道他們有監控,他們都在看着我。

七天以後他們把我調到另外一個房間,和其他的人,都是女人,都是維吾爾族的女的。7月25號的時候他們說有特赦,就先把我放出去,我父母給我擔保,我就出去了。

父母直接帶我到烏魯木齊的兒童醫院,說是孩子生病了。當時兩個孩子在家裡,一個孩子在ICU,家人不能進去,只能在玻璃外面看。我說我孩子有沒有呼吸?我能不能進去?他們說不行。第二天早上候,我爸爸說我們要去醫院。醫生出來,說不好意思,孩子昨天晚上10點鐘的時候呼吸已經停了。我都不敢相信。因為那個時候孩子從埃及回來的時候好好的,我正常餵奶,都是好好的。後來我都看到孩子脖子那邊做了手術,為什麼?爸爸媽媽不知道。醫生說當時做手術的時候都是家人簽字的。我說簽字的資料我能不能看看?他們說不可以。他們簽了什麼他們不知道,因為他們不認識漢字。後來孩子死了,我就拿到手裡。當父母的人就知道失去孩子的情況。我就失去自己了,因為剛到中國大陸,我什麼犯法都沒有做,後來蹲了監獄之後我又失去孩子,我怎麼活?可我必須要活,因為還有兩個孩子。那兩個孩子這邊的脖子也是割開的,我問醫生為什麼,醫生說因為要餵奶。他們吃奶吃不掉,他們就從這邊插管子餵奶了。可之前我喂他們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把我的身份證、護照、手機都沒收了,說我是被監控人員。所以他們可以隨時把我叫回去,我說了什麼,跟誰聯繫,都是被監控的。那時兩個孩子一直去醫院,十天在家,二十天在醫院。烏魯木齊的醫院都知道我的孩子的情況。第一個孩子去世了之後,另兩個孩子的情況一直很不好。他們說兒子的肺發育不良,腦子裡有水,要做手術把水排掉。女兒的眼睛看不到,現在可能看不到,以後可能會變成傻子。說了很多種病。我都失去我自己了,一直都在忙着孩子。那時每兩天見警察、國保大隊、社區警察,過幾個小時就給我們拍照,不停的問來問去。

“讓她看一下外面。”

2017年4月10號的時候他們說有問題,來一趟且末縣的國保大隊。我的孩子沒人照顧,我沒時間。第二天他們打電話說必須要過來,不過來我們就抓你過來。4月16號的時候,我去了我們且末縣國保大隊。他們又是三天三夜,問同樣的問題,為什麼去埃及?為什麼來這裡?是不是恐怖分子?給哪個組織工作?責任是什麼?第一天他們正常問我,第二天他們說這種情況是不可以的,我們必須要讓你開口,就把我坐到了老虎凳子上面。

那個凳子也就這麼高,前面是關閉的,有個像桌子一樣的,可以把手這樣(鎖在上面)。他們坐在很遠的地方,問的問題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我,抓我頭髮。我被綁在凳子上,身上纏滿了繩子,後面有一個勾子一樣的東西,上面勾住我的頭,下面抵在脖子根上。他們一按按鈕,我渾身每個關節都痛的不得了。那個痛我沒法說,可能生孩子也沒這麼痛的。

老虎凳之前,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我我,有時從鼻子,有時從耳朵出血。後來就暈,房子一直轉,我站不住,他們就把我放在老虎凳上綁住,以免摔倒。我說我聽不到,聽不到,他們說我會讓你聽到。後來去醫院檢查,發現右耳是聽不到了。

詢問完第三天,他們把我套上黑色的帶子,用鎖鏈子扣起來,帶我到縣醫院體檢。全身拍圖。後來把我帶我醫院的地下,我不知道醫院還有這樣的地方,我以為他們會把我切開,把我心臟拿走。裏面有很多的檢查,我覺得不對勁兒。他們把我的衣服脫光,往身上用小小的紙抹油一樣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我沒有衣服。他們打開一個像玻璃缸一樣的東西,後面兩個燈,紅色的綠色的,進去後就轉,不知道他們拍了什麼。出去後穿上衣服,同樣帶上套子,進到特警的車裡。

那個時候有三個女的,兩個男的。他們說“這是最後一次,讓她看一下外面。”他們就把我的頭上的袋子去掉。我做的車外面是網一樣的,有個窗戶,小小的。我就看到我在城市裡面移,有開摩托車、在外面走的,我看到外面,感覺是他們要把我帶走殺掉,我感覺我就要死了。我腦子就什麼都想不到,就想孩子怎麼辦。他們還小啊,我什麼都沒有做就這麼死了嗎?我不知道,我不敢相信。我恨,我恨人生、恨所有的人。為什麼?你不能問。一問,就挨打。

後來我問一個女的警察,我做了什麼?我會死嗎?她笑,說你為什麼說話?誰讓你說話?我說你不是讓我看一下外面嗎?死之前我不能說話嗎?我都要死了,我還不能知道為什麼嗎?死之前我要知道我做了什麼。她說這個我不知道,你現在還不能死,你想死這麼快,這麼舒服?不會這麼快的。你的腦子裡的東西我們拿出來之後再死,你老實的話我們就讓你死的舒服些,不那麼痛苦。我不說話了。她說,把袋子給她套一下,她開始說話了,誰讓你說話了?就把袋子又戴上了。

“為什麼我不能跟你們一樣?”

後來把我帶到且末縣拘留所,檢查身高體重,我57公斤。然後到另一個房間,是拘留所警察的辦公室,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就讓我換衣服。我生命中最侮辱的事情就是,讓我脫光衣服,被男人勉強檢查。因為我沒有遇到過,可能我脫光衣服的時候是兩三歲的時候我父母看到過。因為畢竟我是穆斯林,連我的頭髮都不讓男人看到。他把我脫光所有的衣服,檢查我的身體,讓我換一下,穿監獄的衣服,給我一個黃色的馬甲。我說為什麼穿黃色馬甲?後來知道黃色馬甲是最嚴重的政治犯。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是最嚴重的政治犯。因為我出國嗎?因為我去過埃及嗎?

那時候我們升國旗啊,覺得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中國好大。上學的時候維吾爾人排這裡,漢人排這裡,為什麼?考試的時候漢族的加二十分,維吾爾的不加分,為什麼?因為我們是維吾爾族嗎?我們不是同一個國家嗎?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法律,為什麼我們不一樣?因為我剛剛去大陸的時候,我們宿舍里有兩個新疆的。一個漢族女孩子錢丟了,說可能是新疆同學偷的。我們都是很好的同學,一起睡覺,一起上課,一起看電影,東西丟了,可能是米娜偷的,要不就是瑪利亞偷的。我說為什麼?她們說新疆的都是小偷。我說為什麼?你們不是說新疆是中國嗎?你們的四川、成都不是中國嗎?我們不都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嗎?她們說是一個國家的,可是不是一個民族。維吾爾族是最髒的。我就開始感覺很不舒服。

後來新疆的事情,殺了好多新疆人的時候,也是廣州的警察過來,所有新疆的學生都出來。你是新疆人,出來,蹲下來。檢查我們的手機、電話本、日記本,檢查我們的包。為什麼?因為我們是新疆人?如果新疆不是中國的話,他們不可能這樣對待我們;如果新疆是中國的話,他們不應該這樣對待。後來我們就知道,是維吾爾族跟漢族。雖然我們是一個國家,但是他們不可能一樣對待,他們不是這樣想的。後來我就想,新疆本來就是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民族習慣,還是不同的對待我們,那我們就不是中國人,我們本來就不是中國人。那我們是什麼?就開始我的這些想法。

警察說了,你是中國的女孩子,血是中國人的血。我上學的時候,帶了紅領巾,升國旗的時候唱國歌,我們拿的護照也是一樣的。但是為什麼出國回來拿我們當恐怖分子一樣的?為什麼我不能跟你們一樣?他們說就是不一樣,你們都是恐怖分子?我說我們恐怖在哪裡了?是爆炸廣州北京嗎?沒有。我們老老實實地呆在新疆。你們來新疆為什麼拿我們當恐怖分子?他們說哦,露出來了,你就是第一個恐怖分子。我說我不要變成恐怖分子,是你給我這個想法。是他們給我們這個想法。

“以前我很尊重中國政府,現在我看不起他們。”

我進去的時候差不多四十多個人一個房間。我的監獄號是210,我的號碼是54。後來知道“54”的意思是“我死了”,你已經死的人了,我們就是給你一點點呼吸的時間,讓你舒服點。

四十多個人,剛好這麼大的房間。後來有幾個人進來,幾個人出去;有人死了,就帶出去,又有人進來,就這樣。最後我出來的時候,2017年,有50多個人。

每天早上五點鐘起來,起來後小便,沒有洗手間,旁邊有個小小的洞,可以當廁所用。四邊有監控,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上廁所都能看到。每人只能三次上廁所。然後就疊被子。我生命中最難的就是疊那個被套。監獄裏有七個被套,每個必須要疊的一模一樣,像盒子一樣的。如果一點不一樣,整個牢房裡的女犯就一天沒有飯。然後要查房,每個人要把手放在後面,蹲下來,要像軍人一樣的報數,必須一模一樣,要聲音很大,很快,必須要像軍人一樣的。那裡面有農民,有小的學生,有老人家,有的是博士,在英國上學的。什麼樣的人都有。有的說漢語,有的不會,有些沒有過軍人一樣的訓練。我們必須互相教。

以前我很尊重中國政府,現在我看不起他們。我四個多月沒喝過水,只能吃藥的時候才能喝水。我們爭着吃藥,因為有水喝。我們沒有刷過牙,沒有洗過臉,沒有洗過澡,頭髮都剃光了。2017年他們剃光我們的頭,男人女人都剃光,只有看到身上才知道是女人。

2017年4月16號開始,四個多月我記得,我一直病的很嚴重。他們每天從監獄送我到國保大隊詢問,有折磨有打。那種折磨是精神上的。他們說“你父親去世了,母親可能也快死了。兒子頭做了手術,也死了。女兒沒人養,我們把她送到孤兒院。還有你哥哥家人全都在監獄,都判無期了。你生命沒希望了,要說什麼都說出來,死的時候我們讓你舒服一點。”這種折磨讓人氣的都亂七八糟。後來我生氣就得癲癇。以前沒有的,就是那一年還是我一生氣,手、腿發僵,嘴出泡沫。後來我睜開眼睛,發現在烏魯木齊醫院神經科。我不知道在那兒多久,我父母后來說在那兒呆了一個多星期,我都不知道。

“我聯繫不上我丈夫。”

後來八月底、九月開始,我爸爸希望我回到廣州。因為畢竟熟悉。不能呆在新疆,出門出不了。新疆的檢查站隔100米一個,小區出不了門,小區門要身份證才能開的。身份證里有芯片,一要開門就噠噠噠響起來,保安就來問你是哪個監獄的。

我聯繫不上我丈夫。2015年我一個人帶孩子來了之後,我一直在想,我已經失去他了。我在恨他,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來找我,為什麼沒有問一下他的孩子。中共政府這樣折磨我,我失去了一個孩子,我老公都沒有問過我。我就死了算了。想了很多。但是我2018年5月份回埃及找他找不到。他埃及工作的朋友說2016年9月份的時候他去中國大陸找你。因為他找不到你,你的電話一直在關機,所以他就去中國大陸。到了中國大陸之後他們就把他抓走了。中國大陸另外的朋友發給我老公的朋友信息說,我老公被判了16年。

最後那一年,2015年5月份,他把我送到開羅機場,親他三個孩子,說趕快回來,不要待很久,我會想你們。我說我會的,只有孩子過了兩三個月他們不餵奶的時候我就回來,或者你過來帶我們走。那時候是三年前,再也不知道了。連孩子也不知道他們爸爸長什麼樣子。

他父母都在監獄,他有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不知道什麼樣子。他都不知道他三個孩子哪個活着哪個死了。我不敢相信他還活着。我一個女的他們都這樣折磨我,會把我老公怎麼樣我不知道。

“他們以為我哪兒也去不了。”

2018年1月的時候他們又叫我回去,又把我關起來,說要把我判無期。有好多東西要我簽名字,都不是我說的話,什麼我是恐怖分子,出賣國家了什麼的,都是我沒說過的。我說我沒說過,我不簽。他們說沒關係,你不簽我們會讓你簽的。

我呆在那個監獄二十多天。他們過來說要把孩子送到孤兒院,他們叫“天使中心”,都是“小天使”。因為那些“小天使”都沒有父母,都在監獄,三千多個孩子。他們問我的孩子中文名字是什麼?我已經失去希望了,我就開始說,這兩個孩子不是中國人,艾琳娜是艾琳娜,莫艾斯是莫艾斯,沒有中文名字。還有他父親是埃及人,他們說為什麼他們有中國護照和身份證?其實是他們造的,為了說孩子出生在烏魯木齊。我說他們都有護照,他們來的時候在埃及的中國大使館申請了簽證,他們在這兒都是有護照有簽證的,他們不是中國人。你們不能把他們送到孤兒院,如果你們這樣做的話,兩個國家會有問題。埃及大使館是很有力量的。你送他們走,埃及大使館會尋找這兩個孩子。後來我知道他們檢查我的房子,找到了護照,聯繫了大使館要他們把孩子帶走。大使館說3歲孩子怎麼沒有父母?他們要看母親,就過來,跟我見面。

他們早上7點鐘把我帶出來,讓我寫了好多東西,說不能說這個,我說這是讓我拍電影嗎?他們說不許說話。他們給帶了我媽媽的一雙鞋子,我的不知道哪裡去了。他們讓我化妝,換衣服。我以為死了要化妝,不知道要我到哪裡去。後來到了一個屋子裡,我看到了一個阿拉伯人,是埃及使館的。

他問我你是埃及人嗎?我說我有證書,但還沒有拿到護照和身份證。孩子是埃及的。他問我你為什麼不說?我說我不能說,因為我回來是中國護照回來的,他們也許會把孩子帶走。你們也救我出去吧,不然他們會讓我死的。那時候我對鐵過敏,手腕這裡有傷口。他們看到後就要帶我走。後來他走了,我洗了臉,換了衣服,把我放回監獄。

二十天後,他給了我埃及的證件,說這是大使館的證明,你和孩子都是我們的人。結果這邊說不行,她還是中國大陸戶口。孩子可以帶走,母親不可以。他們爭論七八個小時,後來同意了。我就出去了。我沒有護照,沒有身份證,什麼也沒有,他們以為我哪兒也去不了。且末縣很遠,坐飛機沒飛機,做火車、大巴都要身份證,哪裡也走不了。但大使館的人很有辦法,他們的證明讓我上了飛機,讓我到了北京。

“這不是我想的中國”

在北京待了二十八天。4月8號,孩子和我到了上飛機的地方,檢查站,他們說你沒有可以出去的證件。我說我是中國人,有身份證護照,可是都被他們拿走了。他們其實可以查到我的護照、入境時間。結果飛機錯過去了。

第二次,用埃及使館給我的護照,還是不可以,說沒有進入中國大陸的記錄,沒有進來的簽證。他們查到了的,我中國護照號碼,從2015年5月13號入境的。我說我本來是中國人,但是中國不要我;現在我作為外國人出去,還是不行,不讓我出去。我說怎麼拿簽證?他們就是不讓我出去。每次來都讓我等一下,然後打電話,說不可以。他們的話是反着的。我在中國大陸怎麼到國外拿簽證?很為難我。

最後第三次,我去了北京的外交部、公安廳,他們要我回庫爾勒公安局。我說庫爾勒大還是北京大?你們是中央,你們能做到!我知道他們就不讓我出去,必須要保留我下來。後來大使館的人說他們要他們的國家主席跟你們的習主席溝通,他們才說不用了,可以可以,我們能辦到。在北京的出入境大廳,終於給了我簽證,可以停留24小時的中國簽證。終於第四個飛機,我可以上了。

上飛機的時候他們特地到我後面來跟我說:“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的女兒,你的血是中國的血統,我們給你培養出來的。我們給你上大學,穿好吃好,不要忘記。你的父母都在中國的保護之下。你回來我們還是歡迎你的。你的父母家人都在等着你。”

這不是我想的中國了。

“我是不是在天堂復活了?”

我聽過美國,但沒來過。下飛機的時候我看見美國的國旗,我就哭起來了。我什麼都不知道回答。如果我在中國大陸,問我你從哪裡來的,我必須要回答,不回答就把我扣起來。在美國人家問我你從哪裡來,我只說I don't know。為什麼來美國?“不知道。”你的護照呢?“不知道。”其實就在我手裡。那個警察拿到我的護照,讓我過去。我看着美國的國旗我就在哭。那個警察說“你不要害怕。你是安全的,我們不會傷害你。”我說我不害怕,我哭不是害怕,我哭是因為我很高興,因為我不敢相信我在美國。那個警察不知道我經歷過什麼,他說你需要幫助嗎?我說不需要。他說你可以走,或者你要在這裡坐着也可以。

我出去以後一直在哭。因為我所有的經歷都不記得,就想着在監獄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死了?我是不是在天堂復活了?這是不是死了?還是我的孩子跟我一起死了?現在好一些,但是還是有這種幻覺。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摸一摸,我是活着還是死了?因為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我不敢接受。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曾有很多願望,一個小小的女孩子,以為我的國家是那樣的,結果卻是這樣的。現在我不認識的人、別的國家幫助我。我在美國,為什麼美國幫助我?我在中國大陸長大,為什麼中共對我這樣?我是不是在天堂,很舒服,很多人幫我,這一定是天堂。

我的孩子們睡覺的時候必須要抓住我的衣服,我一動就說媽媽不要走。現在也會這樣。現在白天慢慢好些了。我一哭,他們就說媽媽你痛嗎?有人打你了嗎?不要怕我在這裡。我說我不痛。不過現在一有警察的車,他們就害怕我被帶走。

“她只有一個罪就是戴圍巾”

孩子和我無辜民族的冤枉,是那些讓我活下來。我看到很多農民,什麼都不懂的農民;小女孩子,從來沒見過手機,沒有線也能聽到嗎?很多人,無辜的人都死了。在我的面前死了九個人,有折磨死的,有些餓死的。因為沒有吃飽的飯,沒有出去看太陽。好多人生病沒有人治療,動不動帶出去挨打,然後扔進來。女人心裏堅強,但身體不行。有人對生命有希望,但身體堅持不下來。

最後死的那個21歲的女孩子我還記得。她說:“姐姐你還去過埃及,你還坐過飛機嗎?你在天上飛是什麼感覺?你會不會害怕?”她是從農村來的,她都沒看過飛機。她說:“我在地下看那個飛機好小,你怎麼能坐進去?”她犯了什麼法?她只有一個罪就是戴圍巾。

她也死了。

我就想我也會死,我沒有想過我會活下來。一直到上飛機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我會活下來。從中國大陸離開一兩個小時,我都不敢相信。別人睡覺我不敢睡覺,飛機會不會爆炸?會不會調頭把我送回去?我不敢相信。他們說我會死,我怎麼沒死啊?他們給我打針了,我是不是會慢慢死?到了埃及之後,我鼻子會出血,就想我可能會慢慢死。我跟家人聯繫說我可能會死,我找不到我老公,如果我突然死了,我還有兩個小孩,沒人照顧他們,請你照顧他們。聽說很多人出來,第二天會死。我也這麼想,因為他們的針讓我慢慢死。不過到現在還沒有死。我想我也許活下來了;或者也許我在飛機上死了,現在在天堂。我不知道。

我也是上了大學的小女孩,我也有願望。我也想跟老公正常的生活,跟同學,家人正常的活着,不過現在一切都沒有了。也許有可能我會重新開始,也許我沒有時間了,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所有的人,整個世界要提到。有很多無辜的人就這樣無辜的死了。有人說不知道父母孩子在哪裡。他們說他們會死,死了也沒人知道他們在哪裡。現在我們知道了他們在哪裡。

現在唯一讓我高興的事情就是每天看到太陽出來,人走在我的旁邊,有的時候在房子後面聽到小鳥的聲音,我就只能謝謝上帝。我現在沒有什麼希望。我對世界沒有要求很多,因為我已經把這些告訴給了全世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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