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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在毛的性格中 死多少人都無所謂

——四千萬餓殍 大躍進「學費」析因

人被活活餓死的過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餓死的統治者是極其殘忍的,是罪大惡極的。(網絡圖片)

文章核心提示: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飢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毛真的是“好心辦壞事”,敢叫日月換新天,以為替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着他們走進這樣的“天堂”。但當大飢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額“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這還能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毛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

丁抒先生是大飢災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處引用丁先生的《人禍》,真誠鳴謝!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權之初,由於連年戰爭,農村凋敝,人均年度擁糧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1949年前有的山農一年只能吃十頓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頓。山農多吃這點白面已被薄一波作為“社會主義成績”彙報給毛澤東。就這點底子,農民剛剛過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識形態決定的合作化運動便開始了。蘇聯早就力主土地國有,認定分田到戶有害於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吹響合作化號角:“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1955年,農村合作化進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並不如中共想像的那麼美妙,農民僅憑直覺就認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驅動必然導致懈怠刁懶,平均分配更是無法保證公平公正。由於強迫入社,農民入社前砍樹殺畜賣牲口,某生產隊原有生豬300多口,公社化後只剩下9口,雞鴨更是幾乎全殺光了。歸社的大牲口也因飼養不善多多病死,全國銳減200萬頭以上。一向惜財的農民因共產失去利益驅動,“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佔60%。”農業副總理鄧子恢向周恩來彙報:“出現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大批出賣牲畜、宰殺豬羊,有了錢不買生產資料。”“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裡,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合作化還搞“劫富濟貧”,富隊非要搭配窮隊合併,富隊不願意,上面就是不讓。極其碎屑的農活一經“統籌”,根本無法全面兼顧。農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動實現效率最大化,現在卻要等着幹部派活,幾個幹部的腦袋哪裡抵得上每家每戶“開動機器”?

鄉諺:“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社員年終實際所得越來越少,1958~60年有的隊人均年收入從37元降至10元、5元,勞動日值僅5分錢。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種好種壞,反正攤到我頭上只幾粒谷,怕懶得(湘方言,怕什麼)!’”浙江桐廬環二大隊,1960年工分值僅0.0302元,社員勞動一年除出口糧僅得2.53元,一個壯勞力還不如一隻老母雞,母雞下蛋一枚可賣五角,壯勞力出工一天僅三角余。

合作化挫傷了生產積極性最大的富裕中農。薄一波承認:“據1957年估算,全國富裕中農人數在1億以上。這些人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受限制和挫傷,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很不利的。”一億富裕中農乃中國農村精英,最主要的生產主力軍,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連帶一併摧毀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數據:

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1億斤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的3280萬擔減少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的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8227萬頭,比1957年的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這些農牧業產品的產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產量僅及1951年的一半。

蘇聯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也造成類似惡果:1933年集體化運動結束,蘇聯農產量和家畜減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還未恢復1928年集體化以前水平。1953年蘇聯耕牛數量仍少於1913年。1946年,糧倉烏克蘭發生大饑荒,也出現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慘事。據《蘇聯國家經濟年鑒》,1913年全俄穀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僅8250萬噸。

可以說,合作化運動乃是造成大飢災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過濾層

反右前,黨內外對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對聲浪漸大。1957年初,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議上說:“1955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

反右反右傾打掉150萬精英,社會失去理性過濾層。由於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社會失去糾錯必須的制衡力量。1955年後,若再替農民叫苦,再反對統購統銷,便是十分危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女)被毛斥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而撤職。一黨專政天然攜帶的糾錯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綻露。千里駒《自撰年譜》:“‘反右’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鴉雀無聲,不要說指鹿為馬,即說一個螞蟻比象還大也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了。”

原本搞經濟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經濟專家。高層領導猶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着名論斷——“冒進是馬克思主義”。9月,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和平公社,公社書記說畝產可打一萬斤,農家出身的劉竟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鬧出笑話多多。劉少奇說“外行領導是原則”;拆卸函谷關城樓、浙江龍泉古寺、江西崇義古塔、薊縣長城,向古迹要磚;毛為一點廢鋼甚至想拆杭甬線與膠東線。

1960年3月12日,烈屬何明淵在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籠,路透社短訊稱寓“暗無天日”。何的叔叔與大哥均為紅軍烈士,何被捕後:“大不了一個死了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麼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來、劉少奇彙報此案,劉難過得久久不語。1960年6月,湖南彬縣女青工劉桂陽在中南海北門憤貼標語十數張:“為了挽救全國人民,打倒人民公社!剷除人民公社!消滅人民公社!”1960年底,毛澤東表弟賀曉秋之子闖中南海向毛面訴:“倉里沒有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衝天罵娘。”對於民間的反對,中共高層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濾,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後來證明,哪兒反右積極,哪兒“白旗”拔得最乾淨,哪兒災難就越大。安徽濉溪縣是反右積極縣,共抓“右派”、“中右”、“反社會主義份子”1600餘人,全國2000餘縣中首屈一指,大飢餓死亡人數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銳減1/4以上,僅1960年就減少12萬。發燒度較低的省份,餓死人的情況也相對減輕,吉林是少數幾個沒餓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書記吳德應記一功。

三、大躍進對社會生態的大破壞

按大躍進理論,乃是生產關係大飛躍。但農村的現實是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全社範圍內一律均產、無償調撥財物、銀行全部收回貸款),搞得雞飛狗跳。安徽舒城縣城北公社古城大隊,1958年秋後賣糧24萬斤,糧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窮隊,古城幹部編詩:“累了一頭汗,賣糧二十萬,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幹。”

大躍進另一大折騰是大鍊鋼鐵,6000萬壯勞力上山採礦伐木,農田勞力嚴重不足,稻棉大熟無人收割,豐產無豐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去密雲水庫,沿途棉桃隨風漫飛,像下大雪一樣。山西陽城縣潘庄公社,年底糧食還爛在地里,柿子掛在樹上。陝西安康大量紅薯無人收穫,不僅爛在地里,還延誤了冬小麥播種。1958年底彭德懷到湖南平江調查,也發現稻子沒收紅薯沒挖。羅榮桓1959年5月說:四川拋撒浪費的糧食佔總產量10%,河南50%秋糧毀棄於地。河南1960年農業產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

受損害最慘重的還應算農業。1957年糧食產量為3900億斤,1958年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為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產量1960年為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當。由於許多農田被改種糧食,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更加減少(1959年至1962年間,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下降了35%),1960年為3405萬擔,比1959年下降50.9%,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國以前的水平。豬存欄數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民生活困難加劇:

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必須用多發鈔票來彌補。1957年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1959年上升到75億元,1960年上升到96億元,1961年更高達125億元。貨幣投放過多,國家商品庫存又被挖空,結果必然是物價大幅度上漲,人民生活陷入嚴重困難。

在合作化與大躍進夾擊下,大飢餓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國糧產量較之1957年下降26.4%,還能不出現大面積饑荒嗎?

至於吃飯不要錢的大食堂,不僅沒有吃出“共產主義意識”,反而吃出鄉諺:“放開肚皮吃,藏起力氣做。”上海浦東農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飽,撐得難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1960年發佈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將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公共食堂挖盡農民存糧,秋後短暫的“放肚盡吃”消耗了集體糧儲,及至春荒,上下皆空,無糧熬荒。如果農民自己開灶,量入為出,半干半稀,計算着吃,便不會大面積出現不顧一切的“前吃後空”,秋後吃得死撐,冬春飢餓斃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極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國出現大面積消極怠工,糧食產量大幅滑減,此乃大飢餓的第二層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財經小組長陳雲在“西樓會議”上承認:經濟遭到這麼嚴重的破壞,要把經濟恢復起來,不是一兩年就能夠做到的事情,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能夠動員起來。1962年全國人均擁糧329斤,1965年365斤,還沒恢復到時1952年395斤。如以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與前數字不同,列出參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續減產,一目了然。

四、反右傾失去糾錯機會

1959年廬山會議本是一次糾錯良機,僅僅由於維護毛個人威信,硬從反左轉為反右,再唱高調,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觀事實。反右使黨外閉嘴,反右傾則使黨內也閉嘴。1959年春,黨內老五陳雲私下說:“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一定要吃虧吃得更大一點,才能轉過來……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毛雖發出邀請,陳雲還是沒敢在大會上發言,因為“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彙報的前一晚,就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況告訴毛,思想鬥爭了一夜,抽煙踱步,最後還是沒敢將真相完全告訴毛。1960年陳毅去南方後在會上感嘆:“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楊獻珍說了幾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一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遭到毛迎頭痛擊,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資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達三百幾十萬。

浮誇風下,官員腫臉硬充胖。1959年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當周恩來聽說甘肅出現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省委書記何承華竟答“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如此膽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態,若非道德品質惡劣,會這麼不顧人民於水火么?河南信陽已出現餓死人,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250頁)派民兵封鎖交通要道,防堵饑民外逃,信陽地區餓死者至少百萬(官方承認50萬)。

安徽無為縣有的幹部甚至不準農民採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長的,歸屬共產黨。鳳陽規定死人後“四不準”:一不準淺埋;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郵局奉命截扣告狀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餓死人的信息掩蓋了很長時間。各級幹部都明白“上下有別”的利害關係:農民的肚子問題遠不如上司對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計劃遠比農民生計重要。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放出大衛星——水稻畝產13萬斤,公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瞞產”

為防止高徵購,一些地區為保口糧,不得不瞞產私分。1958年7~10月,全國糧食徵購下降440萬噸,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頓時緊張。10月22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突擊收購和調運農產品,在全國農村掀起“反瞞產”運動。1958年實際徵購數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會”上,糧食部檢討: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3400億斤,徵購就拿走1200億斤,傷了農村元氣;1960年已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糧食部還以為天下太平,實屬見事太遲,徵購過頭是大饑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權威史料披露:

由於高估產而高徵購,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徵購糧食1123億斤,比正常年景增購了200億斤,使農民手中的存糧數急劇下降,1959年有些地區就開始出現糧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員外出逃荒,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問題也出現了。1959年度徵購糧食達到1348億斤,佔了實際數量的33.7%,農村留糧由1957年的294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億斤。1959年的糧食減產,如此之高的徵購量,這是農民難以承受的重擔。即使如此高的徵購,但在高銷售的情況下,國庫周轉糧還是日益減少。1958年6月底,國庫存糧386億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億斤;1960年6月底僅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周轉糧數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庫存糧無多,全國大約缺少3000萬人一個月的用糧,一些大城市幾乎脫銷。

還需要多說嗎,3000萬人缺糧一月,還能存活嗎?

經過“反瞞產”,山東1600萬農民全年人均擁糧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兩,還不夠兩隻雞吃。甘肅定西地區“反瞞產”運動中,幹部指揮民兵在農家掘地挖牆找糧食,“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獸行,省委工作組統計竟達128種。

據丁抒先生分析:“廬山會議後全國性的‘反瞞產’、高徵購是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譬如廣西龍勝縣1957年徵購975萬斤,1958年增至1362萬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萬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廣西陽朔縣,1959年糧食比1958年減產23%,國家徵購數卻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離區委書記武念慈匆匆進城,向縣委報告餓死人並申請救濟糧,不料不僅沒弄來糧食,還挨了縣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評,說他謊報災情,給“大躍進”與社會主義抹黑!非但不給救濟糧,還向他要糧食,說符離區秋季徵購任務沒完成!“反瞞產”挖空了農民的囤底,農民失去維持生存的基本口糧。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棄鄉保城”政策。“七千人大會”之所以召開,起因於中央要從地方征糧150億斤,各省叫苦連天,無奈之下召集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大區書記在壓力下領受任務,但表示困難重重,這才決定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後擴至縣委書記),強調顧全大局,反對本位主義與分散主義。

1960年春,當饑饉剛剛蔓延,如果各地縣委書記能像舊時知縣一樣稟報請賑,當年國庫里還有糧,準備出口的265萬噸糧食尚未運出,至少能抵擋一陣。如山西陽城縣委書記趙樹理堅請“返銷糧”,及時分發,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幹部秘密動用儲備糧,也救了一些人。但這樣的幹部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幹部都怕被扣右傾帽子,既然將農民口糧交了餘糧,不願自打巴掌再要回來。地縣一級基層政府由此坐失及時施救的最後機會。

宏觀上,1960年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提交市場分析報告,標明當年10月糧食收購量下降34%、食油收購量下降42%、生豬收購量下降31%、食糖收購量下降64%、棉花收購量下降23%;全國生活用品供應極其困難,至9月底,各地憑票證供應商品達30多種;據全國42個大中城市統計,11月豬牛羊肉銷量比10月減少29.4%,家禽減少51.3%,鮮蛋減少30.4%。警鐘已敲得很響很響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漢只剩下一天存糧。情急之下,武漢市委扣下從四川運往上海的糧食,中央辦公廳大發雷霆,要嚴肅處理武漢市委,幸賴省委書記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連續發出京津滬等市糧食供應告急文件,6月6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內稱北京存糧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無存糧。

外貿部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1959~60年多出口糧食幾十億斤,饑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國內經濟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糧食,乃是一系列導致4000萬農民餓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過不下去,還要援助亞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個國家提供經援,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40.28億元。1961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

1959年一方面較之1957年減產1500萬噸,但卻出口糧食415萬噸,比1957年增加223萬噸。僅這223萬噸,就可供4000萬國人吃四個月,足以熬過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萬噸。成千萬國人餓死之時,他們打下來的糧食卻在被一船船運走。如能將兩年間出口的糧食留下一半,饑民就可全部得救。當時,大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的急迫性兩眼一抹黑,根據各省虛報數字,還以為糧食堆滿囤呢!因此,周恩來犯下致命錯誤:當外貿部主張向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拿外匯買糧食,周卻認為黃金價位較低,在財政赤字已高達80億的情況下,不僅不應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此後,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因為周說:“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這一決定,失去了中央一級最後的補救機會。

1960年底,鑒於形勢實在嚴峻,一再拒批進口糧食的毛澤東,只得同意從澳洲進口440萬噸糧食(夠一億人吃三月)。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說:“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這些衝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萬噸糧食,又可挽救多少萬人的性命?糧食一進一出,運來運去撥來調去,又耽誤了多少時日。饑民們即便千辛萬苦逃到城裡,由於城鎮居民也吃不飽,“盲流”也很難討到食物。其時美國糧價最低,因政治敵對不能去買,得“爭氣”多花錢去買中立的澳加等國糧食。

新聞封鎖是中央一級喪失及時賑災的另一致因。新聞可將一地災情短時期內成為全國全球的共同問題,大大提高賑饑能力,但硬不讓說,奈何?

七、進入“天堂”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報刊上鋪天蓋地用漫畫詩歌向民眾描述預約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於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當陽縣跑馬鄉公社書記大會宣布11月7日全鄉結束社會主義,8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以共產主義方式來辦。群眾一鬨而散,紛紛上街“共產”,先搶空商店,後搶劫私宅,還有人上幼兒園認領孩子當兒子,大呼“不是共產了么?!”

——王任重調查“信陽事件”後:“我到光山(信陽地區轄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鄧力群:“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說: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在蔚縣西合營村,看到“春播時,前面播上種,後面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里沒辦法,把種子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飢餓難忍的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大大超過了對毒藥的恐懼,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先在土裡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僅此而已。結果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沒有力氣把死人從屋裡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長,每次帶回米飯都鎖藏櫃中,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一位姑娘餓死後,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為名割肉煮食。不少饑民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間刨墳掘屍為食,野外常見被剔除皮肉的屍骨。

——1938年入黨的宗鳳鳴先生說:濮陽梨園鄉東韓砦村乃抗日模範村,不僅老人均多餓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餓死孩子還是餓死大人,結論是應先死孩子,留大人掙工分,還有一份口糧,否則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飢餓犯人一邊拔毛一邊連血帶肉生啖活雞。如能從墳堆里挖出死人骨頭,算是好運氣,“人家就這麼隨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裏細細啃嚼,津津有味,若監視的人來了啃不完,就帶到屋裡燒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頂饞人的。”錦西勞改礦隊1200多犯人餓死1001人,還沒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腫,卧床不起,另兩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才勉強下床走動。

——天津東郊茶淀勞改農場,兩名勞教犯各將一根細黃瓜塞藏對方肛門,以躲避下工時的檢查,但還是被識破了,扒下褲子拉出黃瓜。燕京畢業生韓大鈞(後為中科院研究員),挖出一窩剛出生的幼鼠,眾目睽睽之下,將還沒睜開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給中央寫了一封匿名信,描繪重災區梁平縣,“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那些村莊的情況相仿。門窗都沒有了,傢具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裡都是雜草的灰塵,後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裡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

——“七千人大會”也開得摳摳縮縮。“每次吃完飯,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都是光光的。”“會議吃飯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10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外賓招待會原本請不到的中方高官,這時凡請必到。冷餐會一端上盤子,一擁而上一搶而光。周恩來不得不輕聲提醒那些高官:“注意點吃相!”

——1969年底,學部外文所集體下放至河南息縣東嶽鎮,軍宣隊號召訪貧問苦。一位房東告訴鄒荻帆“餓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馮至是個胖子,肉多。

八、到底餓死多少人?

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提供數據,1955年全國人口61465萬,1956年62828萬,1957年64653萬,1958年65994萬,1959年67207萬,1960年66207萬,1961年65859萬,1962年67295萬,1963年69172萬。通過前後數年對比,1959~61年出現大馬鞍型,1960~61年凈減人口1348萬,再據1955~59年均增長率21‰,每年應遞增1400餘萬,1961年人口應為7006萬,缺數4147萬,即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4000萬以上。

如合計各省市凈減數,則達2137.44萬:

四川(含重慶巿):1958年7053.92萬,1959年6960.94萬,1960年6667.8萬,1961年6458.8萬,凈減595.12萬。

安徽:1959年3427萬,1960年3043萬,1961年2988萬,凈減439萬。

山東:1958年5422萬,1959年5373萬,1960年5188萬,凈減234萬。

湖南:1959年3691.95萬,1960年3569.37萬,1961年3507.98萬,凈減183.97萬。

河南:1958年4979萬,1959年4818萬,1960年4803萬,凈減176萬。

貴州:1959年1743.96萬,1960年1642.99萬,1961年1623.53萬,凈減120.43萬。

甘肅:1959年1293萬,1960年1244萬,1961年1211萬,凈減82萬。

青海:1959年260萬,1960年249萬,1961年211萬,1962年205萬,凈減55萬。

江蘇:1959年4289.53萬,1960年4245.64萬,1961年4243.4萬,凈減46.13萬。

廣西:1959年2205萬,1960年2172萬,1961年2159萬,凈減46萬。

遼寧:1960年2560萬,1961年2519萬人,凈減41萬。

內蒙:1960年1191.1萬,1961年1163.1萬,凈減28萬。

湖北:1959年3173.14萬,1960年3152.17萬,凈減20.97萬。

雲南:1959年1911.93萬,1960年1894.55萬,凈減17.38萬。

寧夏:1960年213.03萬,1961年203.06萬,1962年198.81萬,凈減14.22萬。

河北:1959年3791萬,1960年3779萬人,凈減12萬。

新疆:1961年710.06萬,1962年698.97萬,凈減11.09萬。

北京:1960年739.6萬,1961年729.2萬,凈減10.4萬。

黑龍江:1961年1897.1萬,1962年1893.5萬,凈減3.6萬。此前三年則分別增長118.3萬,125.1萬,90萬。

上海:1960年1056.3萬,1961年1058.99萬,1962年1057.86萬,1962年比1961年凈減1.13萬。

晉陝浙贛粵閩吉津等省市人口雖略增,但都大大低於正常增長數,如福建:1961年1597.8萬,1962年1602萬,僅增2.2萬。此前三年則分別增加49.7萬、29.5萬、25.4萬。

1998年中央黨校出版的《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據〈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人口損失總計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萬餘。此前,“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8萬多人。”(確切數據29918848人)4000萬倒逝的餓殍,無聲地矗立起一塊無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災難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卻是兩條:一、意識形態的錯誤引導;二、暴力專制的不容糾錯。對中共和毛澤東來說,最致命的價值內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單幹,拿什麼證明新舊社會的本質差別?如何證明“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國有化集體化,共產革命還有什麼法理基礎?對於這一點,中共高層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們能夠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礎。

面對反對合作化的聲浪,1955年5月9日,毛澤東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毛認定各級幹部中也有“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1958年8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NikitaS.Khrushchev)說:1949年解放我很高興,但中國還很窮很落後;以後工商業改造、抗美援朝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毛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周恩來拍着榮毅仁的肩膀:“你還年輕,能夠看到共產主義!”同年,毛澤東對王任重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越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層集體發燒。顯然,只有將中國領入社會主義並實現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證明革命的偉大價值。否則,何以證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會”,也一致認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公有制+計劃經濟。

1961年,黨內高層幾乎一致認為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挽救農村經濟,但毛澤東一手遮天,“硬着頭皮頂住”,不肯從“社會主義陣地”撤退。意識形態乃是這場巨災的第一致因。共產學說才是比毛個人權威更有力量的東西,才是導致全球上億“共產冤死者”的罪惡之源。僅僅批判個人是不夠的,指導人們行為的錯誤思想才是影響更大作用更深遠的祟源。面對合作化、大躍進闖下的巨禍,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大會上仍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這樣的認識能夠糾正錯誤么?

當然,毛的個人品質也是必須予以譴責的。何方先生揭發:“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制訂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請趙丹與鄭君里夫婦,黃宗英回憶說:“這些美味珍餚令我們既開眼界,又感驚異。……許多農村此時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們的家宴卻奢華依舊。”

此外,杭州西湖劉庄,建於“自然災害”期間。1962年,毛入住佔地千畝的上海西郊賓館(柯慶施專為毛新建的“馬屁工程”),不僅沒有斥責柯於餓殍遍野之際大興土木,此後也沒有為百餘人為他長年看守這所別墅而內疚。韶山滴水洞賓館是毛親自要求興建的,1960年下半年開工,1962年底建成,毛僅於1966年入住12天,長期空關,一連士兵長期守衛。鄧小平後來說:“影響極壞!”周恩來一面為工程撥款,一面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領導:“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飢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毛真的是“好心辦壞事”,敢叫日月換新天,以為替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着他們走進這樣的“天堂”。但當大飢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額“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這還能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毛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

大飢餓使共產設計失去道義性,成為中共由盛轉衰的歷史拐點。一個標榜解放工農的政黨,一個自稱為絕大多數人民謀福利的政黨,居然弄得還不如“萬惡的舊社會”,餓死這麼多自己的“社會基礎”,言行不一的荒謬性無可避免地凸現出來。同時,面對這場巨大人禍,黨內對毛的領導能力產生質疑,從而引發毛劉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 Putin)稱共產主義嘗試已經失敗。只是人類為證明這一學說的荒謬,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檢討大飢餓發生的原因,仍為毛的罪責東遮西掩。但真實評價歷史是理性安排未來的前提,阻礙真實只能說明虛假的存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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