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明年，2019年的6月4日，就是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事件的三十周年。雖然我們可以有很多時光飛逝的感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重要的紀念周年的時候，我們到底要如何紀念？前不久，我和一些當年參與過八九民運，現在流亡海外的朋友，已經開始進行相關討論。
對我來說，開動腦筋，設想更多的有新意的紀念活動當然是一定要進行的，但是最起碼要做到的，最基本應當做的一件事，就是記憶。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有一次在談到文學的使命的時候說過，文學的本質就是回憶，而未來只有通過回憶才能變得清楚，歷史必須參與到現實中來，如果拒絕這種參與，此前的失誤將會以更苦澀的形式出現。但是事實上，人們對歷史普遍表現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厭倦，作出種種努力以求擺脫現在的「歷史」過程。戰後的德國曾經出現了一個「零起點」的口號，大約相當於中國「文革」過後的「向前看」的觀點。格拉斯是反對的。1979年6月，在紐約舉辦但澤猶太教會堂聖物展覽會時，他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一個誰也無法迴避的問題：在奧斯威辛過去25年之後，我們應當怎麼對孩子們說？我們有沒有告訴孩子們，在奧斯威辛，特比林卡，馬基旦涅克等地發生了什麼事？是誰以德意志民族的名義進行這所有一切，而這一切又何以成為可能？
同樣的問題其實也適用於中國。在「六四『大屠殺後的今天，所有的華人，也都應當問問自己類似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圍繞着一個中心：記憶。
德國政治學者諾埃勒－尼曼（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眾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論著稱，她觀察群眾的「公眾輿論」形成，發現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沉默升級效應」。在群體中，尤其在組織化的團體中，人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說出來，哪些不可以。對此，美國政治學者庫倫（Timur Kuran）又稱之為「謹慎升級效應」，他指出，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會隱瞞自己原來的真實想法，自我審查不該說的話，而且還會當眾說出與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話來，他們在說「正確」的想法時，會變本加厲地比原先沒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堅持，更過分。
沉默螺旋理論的存在既指出了現實的可悲，同時也提出了未來的方向。在我看來，紀念六四三十周年，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把關於「六四」的記憶，通過種種方式，重新帶回到現實中來；就是要打破「沉默螺旋定律'，鼓勵更多的人，至少是在海外的華人，把以前不肯說出的真相，感受和觀點說出來，打破自我審查，從」六四「事件開始，重建中國的歷史記憶。這樣的歷史記憶，其實不僅僅是關於」六四「，還有很多其他歷史事件，從鎮反到反右，從大饑荒到「文革」，我們這個民族有太多的苦難，但是都隨着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淡漠了。這，正是中共當局所喜聞樂見的事情，也是我們必須要去撥亂反正的事情。
因此，值此「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我呼籲海外的華人，尤其是經歷過「六四」事件的人，至少要利用一切手段：出版，網路，採訪，社群媒體的發言等等，把八九民運的偉大意義，把「六四」鎮壓的殘暴，把當局三十年來對歷史進行的扭曲和對民運人士的污衊，都說出來。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但至少，這可以是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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