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哥哥、姐姐們的高考
我終於下決心來完成我的高考回憶，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
我第一次知道有高考這回事是1955年的暑假，那時我剛好念完小學一年級。記得那年我感到非常奇怪，我的在重慶清華中學念書的大哥和大姐回家時都帶着大包的行李，好像搬家一樣。往年可不是這樣，他們放假回家，通常都只背一個不大的包，有換洗的幾件衣服，另外就是一些我看不懂的書。
更奇怪的是他們回家一段時間後，似乎都有點坐立不安地在等待着什麼事情的發生。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已經高中畢業了，並且參加高考，正在焦急地等待通知。
那時高考的規模比現在小得多，在社會上的影響也遠不如現在，我甚至不知道考大學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高考」。考大學的考試叫「高考」，我一直到初中畢業時才知道。
大姐沒等多久就得到了北京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的前身）的錄取通知書。
大姐考上了北京的大學，我們一家人都歡欣鼓舞。其實我當時並不了解大姐的心情，我們的歡欣鼓舞主要是從媽媽那兒傳染來的，雖然我很不理解這種高興的深遠而複雜的含意。
當年的交通是很閉塞的，大姐的通知到我家住的小鎮時，離到校報到的時間已經很短了，當年由重慶到北京，需要先由水路到武漢，再轉乘京廣線到北京。這在當時絕對算遙遠的路程，也絕對是花費不菲的旅途。
緊迫的時間，使我的父母親高興之餘又十分緊張。母親忙着為女兒辦戶口遷移等各種手續，父親忙着籌集路費，到大姐出發時，路費還是不夠，為了減輕父母的耽憂，大姐隻身冒險到了重慶，找她的同學幫忙，同學們也愛能莫助。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她們竟然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遠遠的發現了我們的大舅，她的同學一邊追一邊喊「陳永清（我大姐）的舅舅！陳永清的舅舅！」終於把大舅叫住了。大舅知道了侄女的窘況，掏盡了腰包給了大姐十元錢，這樣大姐才緊趕慢走地在規定時間到學校報了到。
大姐走了，大哥進入了難耐的等待，在他一向溫文爾雅的耐心快耗盡的時候，四川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到了。父母親又是一陣忙碌為他辦各種手續和籌措費用，在全家都歡欣鼓舞的基調下，父母親精疲力竭，終於送走了自己的大兒子和大女兒。父親說：「考什麼學校和專業，你們都不和我們商量，全都填報了這麼遠的學校。」是的，為他們的這一走，家裏是翻箱倒櫃，傾囊而盡，還賣掉了父親幾乎所有的藏書，其中包括父親當年用二兩黃金買來的初版《魯迅全集》。
一家一雙兒女在一年同時考入北京和成都的兩所聞名的大學，這在我們這個當時不到一萬人的小鎮（雖然是縣城）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認識不認識的人都紛紛向父母親表示祝賀，甚至不無忌妒地艷羨他們有這麼一對「爭氣」的兒女。我說有不少人忌妒決非妄言。大哥大姐以及後來的二姐也考上大學的事，的確為我家帶來一些浮名，卻也埋下危機。特別在那個如火如荼地開展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又特別是在文革的風暴中。
在那時，我家十個兒女中（竟）有三個大學生、三個高中生、四個初中生的事實，就成了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的鐵證。當然這裏面最關鍵的是有三個大學生。這件事甚至在文革中寫入了縣的《關於教育工作問題的紀要》中，我家也因此更為臭名遠揚了。這些都深刻的影響了我們這些弟妹們，使我們的命運更為坎坷而多舛。
哥哥姐姐們的高考的確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從此就離開了父母的工廠所在的小鎮，終生都生活在較大的城市裏。在那裏，像我們父親這樣開一百多人的小廠的資本家根本就排不上隊，更何況遠離了父母，因此家庭出身的影響相對就小得多。他們在大學的成績又都是優異的，畢業後分別在大學、科研院所和中學工作，因此他們的一生都基本上過着較為安定的生活。而不像我們那樣飽經磨難和風霜。
哥哥姐姐們高考的成功，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全家的生活。除了前述的負面影響外。
大哥大姐上大學去了後，由於路途遙遠，路費太貴，他們開始一直沒有回家，兩年多後父親因腦溢血去世時，他們也沒回來。父親的去世，使家裏本來就不寬裕的經濟一下子變得非常困難，只是在一些親戚的大力幫助下勉強維持着一家最基本的生活，而且倔強的母親還堅持讓每一個孩子繼續在學校學習。
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在家裏面快揭不開鍋的時候，在孩子們開學報到時學費還沒着落的時候，我們常見到整夜整夜睡不着的母親在桌邊一個人默默的垂淚。但她仍然堅持着，因為還有希望。母親的希望就是正在大學學習的大哥和大姐，她相信在他們畢業參加工作以後，家裏的日子就會好起來。
大哥和大姐沒有辜負母親的希望，在他們畢業以後，都主動地為母親分擔起了家庭的負擔，二姐大學畢業以後也一樣。就這樣，家裏終於渡過了最陰暗的歲月。後來文革開始了，不久又是上山下鄉，我家有五個子女下鄉，還有因眼睛太近視而留在家裏卻沒有工作的我。家裏的經濟很困難，我的哥哥姐姐們繼續默默地履行着他們的義務。他們對家庭的經濟資助，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二）我們時代的高考競爭
1966年，我們高66級進入畢業季，也就是說離高考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了，應該是到了高考前的最後衝刺階段。
其實高考的競爭從我們進入高中時就開始了。
上了高中，誰說不想考上大學肯定是假的，特別是我們那個年代。那時候考不考得上大學，前途和命運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
考上了大學，基本上就是前途無憂了。如果你的戶籍在農村，你將會取得城鎮居民的身份，享受城鎮居民的一切待遇，特別是國家將按月供應你雖然不算多，但確也基本能填飽肚子的糧食，另外還有各種生活必需品。你還將有一個相當穩定並且一般來說還算不錯的工作，拿着雖然不算很高卻也不算低的工資，養活三口之家應該還算寬裕，而且還有希望增加。你還將得到相當的醫療保障，一般不會因病致窮。你所在的單位還會給你分配一間至少可以棲身和遮風擋雨的住房。你將來的兒女們也是城鎮居民，他們可以受到較為良好的教育，可以比較健康的成長……
如果考不上，上面說的一切都很難得到了。首先就是你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如果你是農村居民，那就更不用說了。你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土地上艱難地討生活，還要企盼天老爺的眷顧。那個年代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打工的。即使你心眼活，人脈廣，你也很難在城裏找到什麼活干。即使你找到了什麼，或者自尋門路，自己創業，弄不好你還可能會當成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甚至被批判，弄不好還可能會失去自由。
如此巨大的差距，再加上當年我國高校規模遠遠低於人們的要求，所以當年的高考競爭是相當激烈甚至是殘酷的，遠遠超過現在。
所以從進入高中起，同學們就開始在高考的獨木橋上激烈競爭了。那時高考選拔人才的標準就是所謂又紅又專。「紅」就是所謂政治表現好，「專」就是學習好（主要由高考成績來確定）。
努力學習，取得優異成績，當然是每個同學都希望的。但是這卻是一個需要長期艱苦努力的過程，是不能靠投機取巧的，並且天賦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於是不少人盯上了「紅」這條路，而當時的越來越左傾和形式主義的政治環境，使高考錄取一年比一年地更多地向「紅」傾斜，使一些人窺探到這是一條捷徑，於是高考競爭又有政治資本競爭的一條戰線。
一些同學特別是基礎較差的同學，就希望在「紅」方面獲取更多的籌碼。他們儘可能多地撈取政治資本，就是所謂爭取政治進步。這種競爭，特別表現在加入共青團這件事上，因為加入了共青團，標誌着政治進步的一大台階，從而也是高考錄取的一條重要參考標準。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的中學生，加入共青團是人生道路中的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件，也並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對於我們這些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入團甚至難於登天。除了入團，更有入黨，在我們畢業的那一年，學校已開始在學生中發展中共黨員。我們這一個年級兩個班，就發展了四個，我所在的班就有三個學生黨員。
其中一個黨員Y私下裏對我說的話，集中表現了這些黨員的入黨動機。他告訴我說：「如果這次入黨被批准，他就準備填報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否則就填報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前身）。」
當然能入黨的僅是鳳毛麟角，主要的競爭地還是入團。一些人為了入團，除了在政治學習中、在勞動中拼命掙表現外，還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拼命討好共青團幹部和團員，以達到入團的目的。
最可悲和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每一個入團申請人在申請書中、在討論入團的支部大會上，都信誓旦旦地保證，說自己努力學習、爭取入團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升學，也不是為了升官發財（這可能很多人暫時還未想到或不敢想），而是為了在團組織的教育下更好地進步云云。其實他們的目的都是「司馬昭之心」，只不過沒有人敢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那樣公然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罷了。
當然說他們入團動機純粹是為高考可能未免以偏概全，但至少目的決非他們說的那麼純正。並且我也並不認為這其中一定沒有極個別的理想主義者，以及懷疑他們入團動機的高尚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那個時代，在政治上的口是心非已經是一種國民病，而且我認為至今並未痊癒。
另一個競爭場地就是爭當幹部，特別是學校學生會和共青團校團委的幹部。歷史證明，高考也是向學生幹部傾斜的，特別是學校一級的幹部。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這裏面的投機取巧、勾心鬥角和互相傾軋已經是如此激烈，甚至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以至於發展到後來文革中成為兵戎相見的對立組織。當然這是後話。
下面說說我自己。
不知為什麼，在以前我參加過的所有升學考試之前或考試中，我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或發生一些意外的事件，使我有一種悲劇性的預感。
先說初小升高小的考試。那時初小升高小的考試沒有預先印好的試卷，而是由監考老師在考試前將試題寫在黑板上。我由於眼晴近視看不清黑板，趁老師念題時，我就把題抄在試卷上，當時可以下筆的鐘聲還未響起。我的行為幾乎立即就被監考的女教師發現了，她聲色俱厲地制止了我，並且走過來在我的試卷角上用筆打上了記號，並告訴我這是我剛才違紀的記錄。
我傻眼了，連忙向她解釋我為什麼這樣做。可她沒理睬我。我嚇壞了，心想這下完了。我是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考試的。我想，我還能考上嗎？可能考不上了。一連好多天我的心情都十分沮喪，一直等到在學校發榜的錄取名單中看見了我的名字，我才放下心來。
在升初中的考試中，我儘管自覺考得不錯，但我仍然懷疑自己能否考上，因為在這之前，我連上學校的實驗班的資格都沒有。不過後來證明我又是杞人憂天。
升高中時我心裏更沒有底了，因為那時階級鬥爭這根弦開始越繃越緊，家庭出身對一個人的影響已經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家庭出身資本家，並已經感受到學校對我的歧視。不是嗎？學校連蚊帳都不肯借給我，還會讓我升高中嗎？不過我的感覺又錯了，我的班主任救了我，是他力排眾議，讓我升上了高中。不過在後來的「四清」運動中，他為此受到指責，並寫了書面檢討。
至於這次即將來臨的高考，我已經不是有什麼不祥預感和感覺了，而是確切的知道自己肯定沒戲。雖然我敢定，我的考試成績是不會有問題的。三年來，並未僅在課本知識下太大功夫的我，考試成績一直在全年級名列前茅，而且幾乎從未在考試前腳忙手亂，更不用說開夜車了，而是感覺比平常更為輕鬆。
但是這一切對我統統沒用，因為前一年高考，我們學校凡出身所謂剝削階級家庭的所有考生，絕無例外地一個也沒考上，儘管其中不少人學習成績非常優秀，甚至居全年級之冠，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秀和突出。我三姐永淳也在這個年級，成績也算上乘，不但沒考上，至今連工作都沒有。相反，一些成績非常差，正常考試幾乎科科不及格，但家庭出身好，又是學生幹部的，也考上了。例如某班的團支書W。
至於我，除家庭出身資本家外，「政治表現」堪稱「惡劣」，大概主要罪狀有：
高二時一天上《三角》課時感到無趣，在一本《立體幾何》的書邊竟寫下了這麼些昏話：
竟敢稱自己（家）很窮，連筆（掉了）都買不起，還敢稱伙食不好，並戲稱「吃不飽就喝淡湯」（這無疑是抹黑我們社會主義制度）；還敢稱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元素周期律的發現者門捷列夫為精神上的父親。（當年我酷愛化學，尤其佩服和崇拜門捷列夫）
然而最不幸的是這幾句話被一個專門偷看同學的日記、筆記本的同學JF發現了，他如何至寶，立即上交給了學校，並在教室後面的黑板報上匿名發表題為《「吃不飽就喝淡湯」的實質是什麼？》對我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並將我們在私下裏說的一些閒話、玩笑話添油加醋、砍頭去尾地進行了揭發，並無限上綱。這樣我思想反動就被坐實了。
另一件就是我居然敢為向學生會主席提意見，並把學生會主席的教育幫助說成是「油揍揍」，從而就把毛澤東思想也說成是「油揍揍」的同學F辯護，這當然也是大逆不道了。
至於人們背後還給我羅織了什麼罪行，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據說還很多。但有兩條是肯定的，那就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另一個就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
顯然以上各條，僅有一條我就不可能被錄取了。
不過唯一使我不解的是，頂着如此多罪名的我，卻從來沒有一個學校領導、相關教師和學生幹部給我就這些問題和我談過話或交換意見。一直到最後，學校通知我們幾個學生回家參加勞動時，學校校長才告訴我（們）是思想反動。對我而言，校長也沒列出具體的罪名。
隨着高考日期的臨近，同學們都進入了全面備戰高考的態勢。教室里總是滿滿的，只聽見翻書聲，筆尖的沙沙聲，不過也可以聽見一些同學背誦的小聲的囁嚅聲，一種緊張的靜謐。
這種緊張在有幾天經常被打斷，有人小聲地通知一些同學到學校辦公室去，沒說原因。這些同學不久又悄悄地回來，一臉秘不可宣的嚴肅，也有人嘴角帶着用力掩護着的興奮和不經意的微笑。很快就有消息靈通人士透露，這些同學是被叫去作志願填報指導的，指導他們可以填報哪些重點學校和重點專業的，很多都是國家重點保密的專業。因此被叫到的都是所謂「根紅苗壯」的同學，即家庭出身工人、貧下中農或革命幹部。其他同學只能艷羨他們的運氣。而最大的運氣是我們學校還得到選送兩名留蘇學生的名額，這幸運落在我同班同學KJ和YL身上。
高考的組織工作按計劃進行着，報名、體檢和志願填報的工作也按時完成。很多自認為希望很大的同學已經按捺不住即將來臨的光明前途，他們私下裏互相打聽填報的志願，希望着、憧憬着……
我還是報了名，參加了體檢，極認真地填寫各種表格和志願。由於眼睛高度近視，幾乎所有的理工類專業都對我關閉了大門，我所有志願都只有填報了數學。記得有復旦大學、四川大學和西南師範學院。儘管自知無望，我還是非常認真地複習着，儘管知道這是徒勞。我仍然幻想着奇蹟的出現。
然而，在我們積極備戰高考的同時，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一浪高過一浪地掀起風暴，它衝擊着一切，無情地吞沒一切，最後它衝垮了教育的最莊嚴的防線――高考。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同學們全都傻眼了，但選擇的卻是靜默，並且很快就宣佈擁護。半年就半年吧，時間也不太久。
然而還是有人忍不住了，我班的同學DZ在私下裏公然反對，他說：延期半年，延期一天我也反對！他還說：說什麼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這幾年大學新生中，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還少了嗎？起碼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可惜他說這話找錯了對象，他遇到了曾經告發過我的那位JF。第二天，揭發他大逆不道的「現行反革命行為」的大字報就張貼在全校最顯眼的地方——開水房的牆上。他很快也與我為伍，成為全校五個思想反動的學生之一，被趕出學校回家參加勞動。但學校還是法外開恩，保留了我們半年後參加高考的權利。
然而高考這一停就是十一年，一直到1977年。
高考的延期和後來的停止，理智告訴我這是胡來，但我內心卻有幾分幸災樂禍：折騰吧折騰，鍋兒打爛了大家都幹不成。
（三）我的1977年高考
1966年高考流產以後，事實上高等學校就停止了招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混亂也使高校根本無法招生。其實我早就斷了上大學的念頭，事實上，從高二年級我寫在書邊的幾句「昏話」被那位告密者JF舉報後，我就已經知道自己的大學夢已經破碎了。
從那時起，我就重新選擇了自己的道路：上自己的大學。我還私下裏發下宏願，我一定要讓那些不學無術而靠投機鑽營考上大學的人，在他們大學畢業以後，最多只配作我的學生。我開始選擇學習的方向。我當時最喜歡化學，後來愛因斯坦和英費爾德合著的《物理學的進化》又使我迷上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因此我選擇的方向是物理和化學。
從高二下開始，我就開始自學高三的物理和化學。我這段時間的自學非常順利，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自學完了高三年級的物理和化學的全部內容，並演完了書上的全部習題。
在此期間，我還幫助了高三年級的葉××複習高考的物理和化學，（他考上了重慶大學機械系）他因此對我甚是感激。與此同時，我還從圖書館借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化學方程式的組成》來自學，並幾乎把這本書全抄下來了。
接下來我決定開始自學大學物理、化學課程，但問題馬上就來了。大量的我不認識的數學符號、數學公式和數學推理使我一籌莫展，於是我開始自學數學。但是首先該學什麼，然後再學什麼，我並不知道。想問也無處問。
問老師吧，怕他們罵我好高鶩遠，更怕他們認為我真是走所謂「白專」道路。其實我更怕他們的白眼，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老師們大多都不理我了，我甚至還聽說一些老師還把我當作壞典型來告誡他們的孩子，其中就有我當時的物理老師R。
這時我想起我的大嫂，她是學數學的，是重慶某著名大學的數學老師，於是我試着向她求助。結果她來信不但直捷了當地拒絕了我，還狠狠的教育了我一頓，要我關心政治，認真改造思想，積極要求進步云云。沒辦法，我只好自己摸索。
接踵而來的就是學習本身的困難，那些令人眼花了亂的符號，高度抽象、艱深而複雜的概念，嚴密得一絲不苟的邏輯推理，使我吃盡了苦頭。當我基本上摸索出一條路來的時候，都已經是1960年代末了。這時我早已沒有了當什麼科學家的理想，而是想成為一個具有廣博知識的科學普及工作者，特別想為那些在自學道路上攀登的人提供幫助。後來還特別想成為一名教師，（這在當時對我來說幾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奢望）成為年輕人在知識海洋中的擺渡者，攀登科學高峰的階梯。
因此，我儘可能廣泛的涉獵各種知識，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當然在文化大革命造就出來的知識荒漠中，我更多學習的是自然科學和數學，尤其是數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已自學完大學數學專業的幾乎所有的課程，還學習了不少一般大學數學本科並不要求的學科，還自學了大學物理、化學專業幾乎全部基礎課程。
1973年，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我成為民辦教師，主要擔任高中的物理、化學（有時也叫《工基》《農基》）。我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我頂着壓力，儘可能地教給學生儘可能多的知識，也受到學生普遍的歡迎。
然而，在那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誕時代，我的所作所為顯然是「大逆不道」的，加上我家庭出身不好，我開始受到指責和批判。巨大的精神壓力和本身身體的孱弱，我開始頻繁生病，甚至因病偏癱了，醫生診斷為腦動脈血栓形成。
大概因為年輕、治療及時和注意鍛煉，半年多以後有幸逐漸痊癒了。但即使是生病，甚至偏癱，學校一些人並未曾放過我。我的醫生曾經私下裏告訴我，學校曾不止一次地到醫院打探我的病情，並暗示醫生我是裝病。醫生非常生氣和有些鄙夷的說：「人都病成這樣了，還忘不了整人家，真是喪心病狂。」當然結果是他們整人不成。不過令人沒想到的是，這些人仍然利用這個在關鍵時咬了我一口。
1976年10月，那四個人被抓起來了，一個天怒人怨的荒謬時代終於接近結束了。1977年，在鄧小平的親自過問和堅持下，中斷了十一年的高考宣佈恢復並立即組織實施。考生年齡要求不超過25周歲，但對所謂「老三屆」學生則放寬到不超過三十歲，那時我剛滿三十歲。
恢復高考的消息是爆炸性的，它給千百萬個學子、特別是那些因文革而徹底失去上大學希望的人重新帶來了希望，但同時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也在後悔。他們荒廢學業已經很多年了，學過的教材也早已屍骨無存了。很多人開始了腳忙手亂地複習，臨時抱抱佛腳也好哇；人們到處尋文革前中學的教材，書店門前排起了長隊，一套文革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學自學數理化叢書》成了搶手貨……
面對這重大利好消息，我卻五味雜陳。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能考上嗎？我絲毫不懷疑我能考出比一般考生好得多的成績，儘管這些年我也並沒有刻意去複習中學的課程，我教的所謂高中物理、化學，也只是與真正的理、化學科差距甚遠的所謂「工基、農基」，但我仍然對此信心滿滿，因為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早已瞭然於胸，更何況這次高考還會出一些大學數、理、化的內容的題，這不是天助我嗎？
另一方面，我卻十分擔心的是我的家庭出身和學校給我的政治鑑定，儘管宣傳中說這次考試在這方面將有重大的鬆動。好運會降落在我的頭上嗎？一向對自己的命運不自信的我，仍然不敢對高考存多大幻想，以免理想幻滅給自己心靈上帶來更大的創傷。這種思慮從我填報的志願中即可看出。
我的二姐夫是四川大學學生處（當時管招生，那時學校並不設招生處）的，甚至握有相當實權，但我卻沒敢填報四川大學，因為我怕他為難，更怕他為我而犯錯誤。另外，我還考慮到自己年齡上的劣勢，畢竟我已經到了而立之年。為了增加錄取的機會，我第一志願填報的是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師大數學系，這在當時在四川只能算很一般的院校）第二志願我填報了復旦大學數學系，根據是他可能因為我成績優異而錄取我。第三志願我填報了蘇州醫學院，因為學醫曾是我兒時的願望。不明就裏的人會懷疑誰會填報這麼奇怪的志願。他只能來自於我當時的猶疑和多慮。
距離考試的時間其實很短，但我仍然覺得很長，我焦急的等待着考試，並希望自己能超常發揮。
考完了，我對自己很不滿意，因為我考數學時竟然犯了一個極低級的錯誤：自己非常得意的用行列式計算三角形面積時，居然忘了那個二分之一的因子。這樣數學與滿分就無緣了，雖然我正確的完成了考察學生水平的有關大學內容的試題。語文的作文自己也不太滿意。但是與其他很多考生考完後的沮喪反應相比，我知道我還是會高他們一籌的。
閱卷很快就開始了，那年考生人數陡增，規模大大超出文革前，所以重慶好多區縣都設有閱卷場。不久閱卷場就傳來消息，說有一個考生考得非常好，而且完成了測試學生水平的大學內容的試題，他的考卷在閱卷場中被閱卷老師驚喜的傳閱着，甚至驚動了整個重慶市閱卷場的專家和政府的領導。我知道這應該是我。
不久消息被證實了，我一下就成了ST鎮甚至江北縣的名人，關於我的各種各樣的、真實的與不真實的傳說在街頭巷尾中流傳，朋友們向我祝賀，走在街上也不斷有人對我指指點點，像我是個什麼怪物似的。在一個傳說中，我甚至被說成是一個體弱多病、骨瘦如柴而頭顱碩大無比的怪物。不過這的確還有幾分真實，當時的我確實是骨瘦如柴，身高接近一米七的我，體重竟不到五十公斤，身體不太好也是事實，我剛從腦動脈血栓形成造成的偏癱恢復不過一年多，不真實的是我的頭圍卻相對偏小。
好消息帶來的興奮總是短暫的，不久就傳來了可靠的壞消息。有學校的同事告訴我，據十分可靠的消息，我工作學校的書記兼校長，也是ST鎮的招生辦公室的副主任李XX到處揚言：如果陳永濟都能上大學的話，我們國家的大學就不是無產階級的學校了。鑑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他沒有在我的政審材料中添加更多的政治構陷，但卻在材料中塞進了我生病時的一大把病假條，並大肆到處宣揚我患有母豬瘋（即癲癇）。
同事還告訴我，不久上一級招生辦公室會派員來調查此事，並好心的為我出主意。來調查的人是他過去中學的同學段XX，你告訴他，你過去並不是真正有病，而是為了避免李XX對你的迫害而裝病的。果然不久上級招生辦公室就派段XX來調查此事了。我沒有按照同事勸我的話那樣去說，而是承認我的確曾經因病偏癱過，但已經好了一年多了，並說我現在有病沒病不是剛作了體檢嗎？如果還有特別需要的話，我願意接受專門的身體檢查。段沒有說什麼更多的話就回去復命了。
儘管我早已做好了名落孫山的思想準備，但這件事仍給我的心靈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但我仍心存僥倖的等待着，等待着奇蹟的發生。那一年的確是發生奇蹟的一年，高音喇叭里傳出的中央的聲音，不斷給高考的學子帶來好消息，特別是鄧小平指出要注意照顧老三屆的年齡較大的考生，更給我帶來了希望，但是奇蹟沒有在我身上發生。
大學開始發錄取通知了。那一年的錄取工作量大，因此錄取的時間也特別長，因此我的痛苦等待也特別漫長。
我所在的中學放寒假了，沒接到通知，寒假中沒有通知，過年是否有希望，過年也沒有通知。春季學期開始了，還是沒有得到通知。在這些日子裏，我卻不斷收到請求幫助孩子補習功課準備1978年高考的請求。這裏面有鄰居的孩子，熟人的孩子，熟人的熟人的孩子，還有我過去中、小學老師的孩子。對於這些請求，只要我時間忙得過來抽得開身，我從未拒絕，而是盡其所能的給他們幫助，因為幫助別人學習科學知識，是我曾經立下的誓願。不過我也拒絕過一次，那是一位朋友帶給我的口信，是要求我在過年期間為縣裏面一些頭頭腦腦的孩子們補習功課準備次年的高考，我不假思索地就拒絕了。
1978年的春季學期又開始了，我仍然沒有得到錄取通知。這使我完全死心了，下決心當一輩子民辦教師。高考的恢復使當時的整個教育恢復了生機。學生們學習開始用功了，老師們的教學就更認真了，我也放開了手腳，不再害怕有人說我引導學生走白專道路了。我下決心甩開臂膀大幹一場。這時學校卻得到了上級的通知，把我借調到江北縣教師進修學校，任江北縣高中數學教師培訓班教員。
1977年高考的恢復，對中國的教育事業的振興是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的，而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毀滅性破壞作用也是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的。這巨大的落差以及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對教育的迫切要求，使文革結束初期的教育事業，面臨一種捉襟見肘的局面，其中最嚴重的是教師問題，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不能滿足在新形勢下教育發展的要求。我要去的江北縣高中數學教師培訓班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開辦起來的。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就趕到培訓班所在地的J縣師範，第二天就開始上課，我擔任高中數學培訓班的《三角》和《集合論基礎》的教學。
培訓班的教學工作是很緊張的。早上6:00起床，6:30開始上課，7:30下課早餐，8:00又開始上課，一直到中午12點：下午三節課，晚上還有兩節課，作業時間一律由學員抽空完成。教員中我最年輕，因此早上的課一律由我上。更麻煩的是我的兩個表妹也被她們的父母送到我這兒來補習功課，準備參加1978年的高考。長輩的要求不能推卻，我只好勉力答應。因此除了吃飯，我一天到晚就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全在上課。
不知為什麼，這樣大的勞動強度，我卻並不感到怎麼累，甚至沒生什麼病，而過去我是以「病夫」出名的。不過，我變得更加消瘦了，表妹們笑話我，說我的一張臉只有兩個指頭寬。上級也非常注意我們培訓班老師的健康，並力所能及的改善我們的伙食。不但在糧食上給我們補貼，還儘可能讓我們有很多的肉吃。
那時我們也真拼了。老師拼命的教，生怕學員沒學好，學員也拼命的學，生怕沒學到知識，回去不能勝任教學。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的那種感覺，現在的人可能體會不到。那種被解放的感覺，那種終於可以大幹一場的感覺，那種時不我待的感覺，充滿了每一個人的心。就是今天說到當年的情景，我都不免感動。
還是繼續說我的高考吧。
一天，我們培訓班的兩個學員得到重慶一師高師班的錄取通知，要離開培訓班了。他們的歡愉撥動了我的那根隱隱作痛的神經。於是我鼓起勇氣，用單位的電話給四川大學的姐夫撥了一個長途。很幸運，長途很快就撥通了。我告訴了他我參加高考的情況，我姐夫一方面很吃驚，另一方面又責怪我，責怪我為什麼事先不和他商量，事後也不告訴他情況。
他聽說我考得很好，估計平均每科90分以上後，他有些疑惑地說這不可能，因為省招辦專門有一個副主任在親自過問平均每科90分以上的人的錄取情況，好像全省一共才12個人，但是這裏面沒有我的名字，而且省招辦根本就沒有我的檔案。那時重慶市還屬四川省管。然後他告訴我他再去查。
兩天以後，他來電話告訴我查到的結果，原來真是重慶市未將我的檔案送到省招辦。但是現在大學錄取已經結束，根據我所填的志願，省招辦決定責成西南師範學院將我補錄。然後他非常生氣地逼問我為什麼第一志願不填四川大學，如果是填四川大學這個問題立刻就解決了。我後悔不迭，只好認錯。
又過了一天，進修學校的領導徐澤民打電話告訴我。他說我說：最近幾天你可能要得到西南師範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我們將為你請長假，把這一屆數學培訓班辦完以後再去上學可以嗎？我回答可以。於是我又開始等待，心裏充滿了歡樂。
但是又過了幾天，我仍然沒收到西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有些急了，又打電話到四川大學去找我姐夫，姐夫說他再去了解一下。不久回電告訴說大學都是自主招生，省招辦和四川大學都不太好去過問。然後他告訴我，為了照顧老三屆的大齡考生，決定重慶市第三師範學校專門針對老三屆的大齡考生招生兩個中師班，如果我願意就決定錄取我。
姐夫還進一步說，先把飯碗端穩了再說。我沒什麼遲疑就答應了，這至少比民辦老師強。當時我並不知道，1978年老三屆還可以再報考，如果我知道就不會答應了。於是我又開始等待重慶三師的錄取通知書。
誰知過了兩天縣招生辦主任找到了我。他說我已經被重慶第三師範錄取，但是由於工作需要，決定將我縣的中等師範與三師交換一個名額，將我由三師轉到本縣師範，但我不到學校學習，仍在進修校工作，畢業以後直接將我分配到教師進修學校，並且沒有試用期。最後他說如果我願意，一切後續工作由招辦代為辦理。
我想，我到三師去學什麼呢？不如繼續在培訓班工作，我也喜歡這兒的工作，它使我感到充實和心情舒暢。於是我答應了。就這樣，我成了江北縣師範學校77級第120號新生。
還有一件奇葩的事兒，在這兒說一下，就是我在師範畢業前的這兩年的工資。每月我必須到三個單位共寫4張領條才能領全我的工資。第一張是領取12元的師範學生伙食費，第2張三元，是師範學生每月的助學金，第3張是向縣文教科領取生活補貼14元5角。這三張一共29塊5毛，等於我當民辦教師時的工資。第四張領條為6元，是教師進修學校給我的出差津貼，每天兩毛，按每月三十天計。
我的1977年的高考終於畫上了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