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夜裏，我夢見母親。母親已經很老了，頭髮花白，腰板卻依然挺直，站在老屋門前，像許多年前那樣，望着遠路，仿佛在等誰回來。可是她的眼神又是茫然的，像隔着一層霧，看不清我，也認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段年月里。我在夢裏喊她，喊了好幾聲，她只是遲遲地回過頭來，目光落在我臉上，又慢慢移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已經開始忘記了。
醒來以後，窗外還是深夜，我卻再也睡不着了。
旅美五年，山長水遠，真正讓我放不下的，始終只有母親。人到中年，離故鄉越遠，越會知道，這一生所有看得見的出走，背後都拴着一個看不見的來處。而我的來處，就是母親守着的那個小院，是屋後那一片菜地，是一盞燈火里她忙碌的身影。她在，我便覺得家還沒有散。
母親八十歲那年，我就想為她寫點什麼。那時我以為，八十已經是一個很長很長的人生了。母親兄弟姊妹四人，只有她活過了八十。大舅六十三歲時，在梯子上幹活，一腳踩空，摔下來，引發腦溢血，沒能搶救過來；姨娘走時六十九歲；小舅舅離八十歲只差幾天，表哥原本還在張羅着給他做壽，誰知人說倒就倒了，終究沒等到那一日。
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母親已經九十歲了。九十年，說出來只是輕輕幾個字，可那裏面裝着多少風雨，多少離散，多少忍耐，多少不曾對人說出口的苦難，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活過了一個家族裏許多比她年輕的親人，也活過了一個國家最動盪、最艱難、也最劇烈變遷的歲月。她生在民國，長在戰亂，成年後又被命運反覆推搡，像一株長在風口的草，從來沒有機會安安穩穩地只做自己。她這一生，不曾擁有過多少真正屬於她自己的日子。可是她卻像許許多多舊時代的中國女人一樣，什麼都不說，只是默默承受，默默操勞，默默把一個家從風雨飄搖中一點一點撈起來，扶正，撐住。
2020年過年，我陪母親在鄉下住了一個多月。那時恰逢疫情暴發，村莊安靜得近乎封閉，天地像忽然慢了下來。白天短，夜晚長，塵世的喧囂一下子退得很遠。那一個多月，我幾乎是重新認識了母親。
她總是天不亮就起床，輕手輕腳地下床，摸索着穿衣，洗臉，生火，掃地，像一個永遠被什麼催趕着的人。屋裏屋外，經她的手一收拾，立刻就清爽了，亮堂了。桌椅擺得正，灶台抹得淨，地上連一點多餘的灰都不肯留下。她把日子過成了一種近乎儀式的秩序，仿佛只要屋子是乾淨的，院子是整齊的，飯菜是熱的，這世上的風吹雨打便總還能擋一擋。
她起床後的第一件事，總是把床單拉展，把被子疊齊，幾十年如一日。那不是給誰看，也不是為了誇讚，而像是一種深入骨血的本能。哪怕只是洗幾棵菜，她也要把菜一棵棵理順，頭朝一邊，尾朝一邊，不容一點雜亂。記得她八十四歲那年，雙瓊幫家裏菜園栽好了白菜秧苗，母親回家後，竟又彎下腰，一棵棵全部重栽了一遍。我問她為什麼還要費這道工夫。她淡淡地說：「沒栽齊整。」
我當時聽了，只覺得好笑。後來才慢慢懂得，那一句「沒栽齊整」，幾乎就是母親一生的註腳。
她這一輩子，什麼都講究個齊整。哪怕命運早已把她的生活衝撞得七零八落，她也還是要把眼前的一張床、一畦菜、一口鍋、一頓飯，儘量歸攏得有頭有尾，有模有樣。她沒有能力去改變時代的洪流，也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命運，但她可以把自己手邊那一點點生活，守得不亂。那是一個舊式女人最微小、也最堅決的尊嚴。
我家的後院種着許多樹。成片的柚子樹、小桔樹，嫁接的甜橙、水蜜桃、幾棵棗樹，還有一棵二十多年前移栽的杉樹，如今已長成一把巨大的傘。夏天站在樹下，涼意一陣一陣透過來。三棵八月桂長得很慢，可一到開花時節，香氣就會從院後慢慢浮起來，浮到窗邊，浮到衣襟上，也浮進人的舊夢裏。
院後還有一畝多菜地。那塊地像是母親晚年的疆土。風吹日曬也好，細雨寒霜也好，她總是在那裏，彎着腰，一點點翻土、栽菜、除草、施肥，仿佛地里埋着她永遠也放不下的心事。我常常勸她，種這麼多菜，自己又吃不完，何苦還這樣辛苦。她總是笑，說：「不種，這地就荒廢了。只要還能動，動一動手腳多好。等哪天真干不動了，也就只能撒手了。」
「撒手」這兩個字，她說得輕，聽的我心裏忽然一沉。她像是早就知道，一個人終有一天是要對這個世界撒手的，所以在此之前，哪怕還能動一根手指，也要讓自己活得像是在活着。
我曾多次把母親接到城裏住，想讓她過得舒服些，可她總住不習慣。城裏的樓房太高，門也關得太緊，人和人之間隔着牆，隔着電梯，隔着防盜門，隔着一種不動聲色的冷清。她在那樣的地方待不住，住不了幾天就念叨着要回去。她惦記院子裏的果樹，惦記菜地里的菜，惦記村里哪家老人病了，哪家小孩又長高了，惦記誰家要辦紅白喜事。她的心像一張網，網住的是那個村莊裏細細碎碎的人情、煙火與牽掛。至於城市裏的繁華、熱鬧、商場、美食，她像是天生就無動於衷。
母親一直是這樣的人。她的世界狹小卻深邃，日子清貧卻紮實。她從不追逐遙不可及的光，只是默默垂首，踩實腳下的泥土，守住屋裏的燈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