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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六四下台印證自己詭異預言

在1980年的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曾擔任趙紫陽秘書的陳仲旋借休會時間去看望了趙紫陽。交談過程中,趙紫陽稱「我想,最多干到七十歲就不幹了」。弔詭的是,1989年趙紫陽因六四事件下台,當時距離他70周歲僅數月只差。(阿波羅網編者註:北宋邵雍的《梅花詩》預言:火龍蟄起燕門秋,原壁應難趙氏收。)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圖源:Getty/VCG)

一位從不發脾氣的領導人

1962年6月,組織上調我去當趙紫陽的秘書。當時,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心裏有點膽怯。推薦並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書湯戈夫說:“你不用擔心,肯定行,紫陽同志(那時不論對多高職位的幹部,都稱同志)的脾氣很好,他也不需要秘書幫他寫什麼東西。”並舉例說:“有一次,紫陽同志交代我通知辦公廳,明天晚上七點開全省電話會議,各地、市、縣委書記參加。結果我把時間搞錯了,讓辦公廳通知今晚召開,時間快到時,我提醒他到會。他聽後一怔,說不是明晚嗎?隨即動身赴會去了。事後,他一句批評我的話也沒有,可我難過了好幾天,如果不是紫陽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樣可以赴會講話,那就真壞事了!”就這樣,我被推上了這個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離開的時候。

果真如湯戈夫所說那樣,我在趙紫陽身邊工作的那些歲月里,的確沒見過他發過一次脾氣,不論對待什麼人,他都沒說過一句重話,也從來不發火。有一次,他身體欠安休息期間,才有時間和我閑談一下,說我寫的一篇東西(指我給新華社分社寫的內參)還好,但文字過長。我很高興他指出我的缺點,可惜的是也就是這麼一次。

從來不用秘書代勞的省委書記

我去趙紫陽身邊工作時,他才44歲,後來又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第一把手。他講話很有條理,層次分明,論據充分,使人一聽即懂。只要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飾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調查研究,回來後完全不需要秘書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於發現下面的好經驗、好苗頭和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他的記憶力極好,都記在腦子裡;再加以思考、總結、提升。形成系統概念後,就會召開省委常委會討論,作出決定。

除了在全省黨代會上的工作報告需要由秘書長楊應彬根據他的思想,組織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他各種會議的講話,都不需要他人代勞。他經過思考後,親自寫一個“提綱”,就在會議上做總結或是報告,一講就是兩三個、三四個小時,與會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聽得聚精會神,明明白白。

在我擔任趙紫陽秘書期間,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專門發了一份中央文件,內容是:反對秘書專政,不用秘書代勞。可見當時靠秘書代勞現象已很普遍,而趙紫陽從來不用秘書代勞。

他走遍了廣東每一個縣

趙紫陽是在1951年來到廣東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後任秘書長、副書記。當時華南分局的書記是葉劍英,後來是陶鑄,管廣東、廣西兩省。1955年華南分局撤銷,改設中共廣東省委,陶鑄任省委書記,趙紫陽任副書記,分管農業。1960年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統管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是第二書記,實際上主持廣東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一直主持廣東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農業,所以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是農村工作。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躍進”給全國城鄉造成大饑荒、大蕭條,持續三四年。為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趙紫陽帶領省委一班人,經常下基層調研,制定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縣及許多公社、大隊。

1962年,在去汕頭地區南澳縣的途中,他對我們說,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後一個縣。去南澳縣,可不那麼容易,汕頭地委請了當地海軍幫助,派了艘護航艦載送我們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軍艦俯仰搖擺30度,我這個海邊長大的電白人早已暈船躺倒,而他,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卻始終手扶舷欄眺望遠方,給我留下了長久記憶的瞬間。

文革後期,趙“解放”,調任內蒙古黨委書記,十個月後又調回廣東,據跟隨他從內蒙古到廣東的蔡肇發秘書說,周恩來在主持有關趙調廣東等問題的會議上說,趙在內蒙古十個月時間,跑遍了內蒙古所有的盟和許多旗、縣,表示了讚賞之意。

趙紫陽調回廣東幾年後,重新擔任第一書記。一年多後又調四川省當第一書記。後來,又是蔡秘書告訴我,趙到四川,依然是多數時間下鄉,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廣廣東的經驗:“聯繫產量責任制”,大大地調動了四川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迅速提高,恢復了天府之國的美譽,形成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佳話,對這樣的讚譽,趙紫陽當之無愧。

他沒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發出通知,規定省委書記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而趙紫陽早在這個文件發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基層。1962年,我剛到他那裡沒兩天,就跟他下鄉,回來後,開了兩天會,處理一些文件,就又下鄉去了。很少時間呆在廣州。如在廣州,每個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開會,直至深夜十二點。即使決定星期一開會,這個星期天也要下去。時間不允許他走遠,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縣委、大瀝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來。佛山地區是主要產糧區,我們去得最多,潮汕地區是糧食畝產高產區,也去得不少。有人說,趙的日曆上沒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稱為只是“存在於戶口本上的人”。

農村基層幹部的知心朋友

趙紫陽下鄉,從來不走馬觀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圍繞如何搞好農業生產這個大課題,進行各方面的調研,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了解下面情況,及時發現值得注意的苗頭和問題,幫助解決困難,總結經驗。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座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他聽到哪裡有增產的經驗,必定要到實地看看,聽取具體彙報,並做詳細詢問。總之,哪裡有經驗,他就到哪裡聽取、再總結和推廣;哪裡有困難和問題,他就去解決。

趙紫陽每下去一個地、縣、公社,一定要在那裡住上幾天;南海縣大瀝公社地近廣州,車程不用一小時,為了傳達宣傳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二十三條》,他在大瀝公社的鳳池大隊住了半個月。

由於趙紫陽很有耐心聽取大家意見,鼓勵下面暢所欲言,從不對人吹鬍子瞪眼,更不給人扣帽子,所以,當時的東莞縣委書記林若,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勳甫,汕頭書記劉俊傑,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還有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等等,都很樂意與他談心,對他講真話。在他們眼裡,趙既是省領導,又是知心朋友。他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幹部有獨特優點。他曾對我們說,珠三角的幹部思想活躍、開放,語言豐富、生動。他還曾針對這些幹部文化不高但能幹的特點,戲稱他們是“不學有術”。

毛澤東批示:“這兩個老貧農是我們全黨的老師”

1964年9月至12月,趙紫陽在中山縣環城公社庫充大隊搞“四清”時,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毛澤東看到後,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須派工作隊到農村、工廠,發動農民和工人揭發、清查幹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趙紫陽帶領一個“四清”工作隊,化名趙明,到庫充大隊“蹲點”,在一對生活最貧困的老貧農家裡食宿。那是土改時分給他們的一座舊碉樓,共三層。主人安排趙住三層,我和警衛員郭繼生、科長老賴住二層,老貧農吳才添、陳二妹夫婦和他們的女兒住在底層。他們家裡實在太窮了,趙與我們在他家裡吃的多是番薯、馬鈴薯和稀飯,外加大頭菜,魚、肉是看不見的。就這樣,趙在那裡住了近四個月,以後還去過多次。

在這段日子裏,趙紫陽同這兩位老貧農連續詳談了近二十個傍晚。主要內容是徵詢他們的意見,看看這次“四清”運動怎麼搞比較好,要注意什麼問題?對大隊幹部有什麼看法?等等。兩位老貧農主要的意見是,希望工作隊對大隊幹部不要採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進村後的第一個晚上,吳才添就對趙紫陽說:“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產搞好,特別是要搞好冬種,冬種至關重要。如果生產搞不好,吃虧的還是我們這些窮人。現在貧下中農沒人敢出來當幹部,集體生產沒有人領導,生產就搞不好。對幹部不要一下子打擊太猛,要告訴幹部有什麼問題就主動坦白,坦白了就沒事。如果你們打擊他太猛,他就會頂,社員就會感到威脅。”他還說:“明天開群眾大會,最好第一講搞好冬種,第二講搞好工分,第三講搞好衛生,第四講搞好積肥。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不要講得太深,不要講具體人,不要講鬥爭。否則社員會有顧慮,不知道這次運動又要鬥爭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貧下中農發動起來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講深一些。要號召幹部主動坦白,叫他們抓好生產,特別是馬鈴薯的生產,因為我們的馬鈴薯都是出口的,對農民的收入和生活影響很大。”“貧下中農要慢慢組織起來,開頭小一些,以後再擴大,不要一下子合起來,這樣是沒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來,你們對幹部打擊太猛、太快,幹部就頂,你們走後,他還是一樣。慢慢把貧下中農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幹部就怕了。那時你們走了,幹部如果還是這樣,我們寫個條子給你們,你派一個人來調查一下,他們就有幾十個怕啦!”

11月11日晚,吳才添又向趙紫陽提出:“最好搞完運動後,你們工作隊留下一個同志,這樣可以管得住幹部。”“你們清的賬目要出大字報,公布給大家知道。”(實際上是提出了賬目公開、辦事透明的原則。)

對於貧下中農協會,吳才添說:“貧協籌委辦事,要個個籌委都蓋上章才能辦,不能一個人蓋章了就辦。”陳二妹說:“籌委會要多商量、多聯絡、多互相監督批評,不能一個人說了算,一個人說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攏收買。”那時,他們實際上已提出了民主監督、防止獨裁、反對“一個人說了算”等重大問題。

趙紫陽很重視他們的意見。他在工作隊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四清運動是群眾的自我解放運動,如果群眾主要依靠貧下中農協會的力量,就能鞏固勝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隊,就不能鞏固勝利。”運動結束後,他還真留下了工作隊員陳開枝(後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編注)在庫充多住了一段時日。

趙紫陽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隊都要按吳才添他們的意見辦,還讓我將吳才添夫婦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送給正在花縣“四清”的陶鑄看。陶鑄看後,又送北京給毛澤東看。毛做上述批示後,令中央辦公廳印發給後來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與會領導。“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紅衛兵印的毛澤東的一些未公開發表的會議講話(書名:《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其中記錄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什麼會議忘記了)講到了此事:說趙完全按老貧農的意見搞“四清”,還說那位老貧農家裡養了只狗,原打算殺吃,後來因為有上面的幹部(趙當時化名,群眾不知是趙紫陽。看來毛知道得很清楚)住在他家,決定不殺,繼續看門。因趙當時是大走資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說的是誰,而我一看即知。這些材料是編造不出來的,再則當時也無人敢編造毛的講話,我覺得可信。趙紫陽在庫充採納了這兩位老貧農夫婦的意見,並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們的意見辦,所以,“四清”對全省農村幹部的傷害不是很大。

因為這樣,庫充大隊的幹部和農民都很懷念趙紫陽,1982年9月18日,庫充大隊的新老幹部和老貧農陳二妹等31人(吳才添已去世),還一起到北京看望趙紫陽。《羊城晚報》當時還做了報道。趙紫陽與群眾的關係,從來都是親密自然的。1989年,趙紫陽下來後,庫充大隊的所有幹部和陳二妹見到我時,都同聲囑託,一定要替他們向趙書記問候,祝他健康長壽。趙紫陽在庫充大隊的往事已過了三十多年了,庫充人仍然關心、懷念着他。

2000年,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從九寨溝旅遊回來,向我動情地述說當地人描述趙當年如何下令保護了九寨溝。九寨溝能有今天,他們很感激趙。當我聽到這些,總是會想,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會永遠不忘。

推行聯產責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躍進”後,全國開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農業生產、農民積極性一落千丈。當時,我被派到中山縣沙朗公社雞籠大隊兼副大隊長。那正是最困難的時刻,農民沒糧沒柴,到處是水腫病人,都快餓死了,過去的“魚米之鄉”,被糟蹋得不成樣子。我的親身經歷,只是個小縮影,面對全省如此惡劣的形勢,趙紫陽當時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裡工作後,7月12日就跟隨他去清遠縣調查,聽到了縣委介紹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經驗——“農業生產聯繫產量責任制”,我們立即趕往洲心公社。在我看來,這是非同小可,應該載入史冊的一天。“聯產責任制”的發現,為廣東的農業復蘇,乃至以後為四川擺脫飢餓,重振“天府之國”美譽,乃至以後為全國糧食大增產,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該公社塘坦大隊大圍第一生產隊一住就是三天。趙紫陽與當地農村幹部和農民開座談會,對他們的經驗做了深入的調研了解後,趙肯定他們的經驗,支持他們的創舉。7月15日至18日,我們又到惠陽淡水的秋溪公社調研推廣“洲心經驗”的可行性,然後,立即決定在全省推廣。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洲心經驗”好就好在既沒有分田到戶搞單幹,又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通俗地說,就是既不冒犯“天規”,又能增收糧食。

何謂“農業生產聯繫產量責任制”?簡單來說,就是“按田定產,固定到戶,包田間管理,超產歸戶”;具體內容:第一,土地仍屬集體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體派工統一進行;第三,由各戶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蟲、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產量,超過部分歸農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使洲心公社糧食大增產。

趙紫陽總結、推廣“洲心經驗”後,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全國各省第一把手參加。陶鑄作為中南局第一書記參加,趙代表廣東省委參加。會議以前,趙已把“洲心經驗”報告了陶鑄,並得到陶的讚賞支持。到北戴河後,趙又向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做了報告,並將詳細材料交給他。鄧子恢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就到了趙的住處,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認為廣東找到了一條很好的路子,便決意在這次會議上向各省介紹和推廣。因為它既可提高全國糧食產量,又不會被抓辮子、受批判。他離開趙住處時,一副喜形於色的樣子,連我們都看得出來。

誰也沒想到,會議開始沒幾天,就把“包產到戶”作為“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提了出來,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講話,並點名批評了安徽的曾希聖搞“包產到戶”。理所當然,趙帶去的“洲心經驗”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興的是,“洲心經驗”已在廣東生根開花、結果。趙從北戴河回來後,開了六天會,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隨即,他就做了長達近一個月的粵東行,到了許多縣、公社、大隊,督促、檢查“聯產責任制”的落實。在廣東,經濟復蘇之所以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聯產責任制”,而且抓得很緊;抓住不放。

文革後期,趙調任四川主政。在不長的時間內,四川農業從瀕臨崩潰中擺脫出來,多年解決不了的糧荒,一下子大改觀,改變之快使人驚奇,贏得百姓編民謠讚頌他。其實,他在四川推行的農業政策,就是“洲心經驗”的繼續,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發展了。

李一哲大字報

1974年11月9日,時值“批林批孔”時候,在廣州的北京路貼出了了一張大字報,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副題: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署名:李一哲。這個李一哲,是三個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組成。李正天當時是廣州人民藝術學院油畫系學生。陳一陽、王希哲是廣州十七中學66年高中畢業生,留校參加“文革”。陳、王均是群眾組織的頭頭。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引起了廣州市、廣東省、全中國以及港、澳、台乃至國際的強烈轟動。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會討論了“李一哲大字報”。趙紫陽這時已官復原職,重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這次由他主持的會議決定:由省委宣傳部將大字報的觀點列出,撰文批駁,指出這些觀點與中央唱反調;要澄清混亂思想,發展廣東安定團結的形勢。同時決定,省委寫電報請示中央,建議把大字報發到機關、工廠、學校批判;但對作者不動(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給中央發了《關於批判李一哲反動大字報的報告》的電報,並把大字報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國務院交通運輸緊急會議上說;“廣東的反動大字報,發動了幾十萬、幾百萬人批,廣東好,不怕大字報。”

1975年1月11月,省委書記王首道參加完中央全會,回來後在常委會上轉達全會精神,並轉達了趙紫陽(仍在北京)的意見:“要採取說理的辦法,要注意對他們(李一哲)的人身保護;要防止採取過於急躁和簡單的辦法。要利用這個反面教員,激發群眾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論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會再次開會,傳達趙紫陽從北京打回來的電話內容。趙說,李先念、紀登奎同志和我談了,支持廣東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擴大的意見。中央領導提醒我們,批判高潮一起來,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趙強調:“各單位不準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動大字報,要切實控制。”

趙紫陽調去四川、韋國清調來廣東後,在1977年12月的廣東第五屆人大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宣布“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

1978年4月,習仲勛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2月,省委宣布對“李一哲”公開平反。習仲勛、吳南生、王寧等先後五次與“李一哲”談話。1979年2月6日,召開大會為他們正式平反。

習仲勛與“李一哲”三人談話時,王希哲說:“當時趙書記(趙紫陽)對我們是講政策的。”“當時,說我們寫反動大字報,趙書記說要讓我們講話,不準打人。他當時那樣處理,合情合理,我們對趙書記沒有意見。”李正天說:“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趙書記還讓我們講話,不說我們是反革命,沒有抓我們,這是不容易的。”

習仲勛說:“趙紫陽同志當時組織批判你們,在當時的情況下,處理得很好。”“趙紫陽同志當時那樣處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幫’那樣猖狂的時候,能那樣處理,是很得體,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膽識的。”

我在這裡稍微詳細引述這些情況,是因為我從始至終都接觸,甚至參加了處理的全過程,因此感觸良多。從“反右”到“文革”,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大辯論”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甚至在‘文革’中,到處都分兩派,也沒有見到真正意義上的“大辯論”。

最重要的感觸是:讓人民說話,允許群眾發表言論、針砭時弊、參政議政。即使有人說了錯話、壞話,也不應動則定罪名,更不能隨便抓人和限制自由。這樣就能達到“穩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蠻橫不講理,以權勢壓人,以大帽子嚇人,甚至舞槍弄棒,那就決不會有真正的“穩定”。

前任秘書的感慨

趙紫陽在廣東時,我是他的第四任秘書。除湯戈夫外,前面還有黃、高兩位。他們都很崇敬、懷念趙。只要有機會,也常回來探望趙,我也沒聽到他們二人有什麼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湯戈夫離開後調到新中國造船廠,當了廠長還是副廠長,總之是個“廠頭”。“文革”時被打成“趙紫陽死黨”,後來恢復工作,還當“廠頭”。上世紀80年代前期,我聽趙的孩子告訴我,老湯曾對他們說:“你父親對地、縣委書記們很關心,但對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關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處級,到你父親那裡是正處級,離開時還是正處級,幾十年了,現在還是正處級!”言時頗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湯戈夫患了“肌肉神經萎縮症”,在廣州治不好,向趙總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協和醫院。由於病房緊張,老湯病床安排在過道上。他的病發展很快,沒幾天即告病危。當護士把他從過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時,老湯以為讓他搬到單間,嚇得連說:“我不能住單間,趙知道會不高興的!”此情此景,聞之令人心酸!湯戈夫死時,級別是副廳級。

幾天後的一個寒冷深夜,老湯在協和醫院去世。死前,趙紫陽趕到醫院送別。據說,趙在老湯床邊默然站立,凝視良久,一言未發。……

湯戈夫的感慨,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說明了這一點。我當他專職秘書幾年,朝夕共處,他從不言及私事;從來沒有問過我家裡怎麼樣,有什麼困難?我當然也不會主動向他講。我長時間跟隨他工作,很少有時間在家,平時如此,逢年過節也如此。兩個女兒出生時,我都不在妻子身邊。為此,我很不安。但我對趙沒意見,他應該沒有多餘的精力顧及這些,或者把這些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吧。

他從內蒙古調回廣東後,省委辦公廳準備提我當副處長,便去徵求趙的意見。趙回答:“他在我這裡的工作情況我可以介紹,但提不提拔我不參加意見。”過了許久,有人告訴我這一情形,我心裏一點都不怪趙。他公事公辦,不搞那些為身邊的人提官職、謀利益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別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這不是更好嗎?

把廣州作為物價開放的試驗點

1981年,中央批准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經濟改革先行一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來到廣東做多方面的調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與廣州市郊區菜農的座談會。趙召開這次座談會,目的很明確,是想研究在廣州先行放開蔬菜價格可行性,為在全國放開副食品價格進行試點。座談後,趙又與省、市委領及部門負責人再開會作詳細研究。會上,省長劉田夫說,廣州郊區菜農種菜之所以不積極,主要是價格問題,還不如去搞工副業。趙回應說:“就是這個問題!”會上作出決定,鼓勵近郊菜農以種植細菜為主,也就是高質量、多品種的好菜,同時價格放開,讓市場調節,不能老讓市民吃“無縫鋼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時在遠郊區,開闢新的種植基地,種植一些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貨”,以保證品種多類,價格兼顧。

廣州實施、採取上述決定和措施後不長時間,市場上幾乎什麼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農把根去掉,洗得乾乾淨淨才擺上攤。價格確實貴了,有些高檔菜甚至貴了兩三倍。菜農當然高興,市民也還是滿意的,因為畢竟有的買了,可以隨意了。

趙紫陽還建議廣州開放魚類價格,以鼓勵農民、漁民積極養魚、捕魚。結果是,價格一放開,農民養魚熱情大漲,大量挖塘養魚。沒多久,大量活魚上市,而且“開刀”零售,一條魚想買哪個部位都行。但價格的確漲了許多,最高時達3元多一斤(如鱅、鯇、鯉)。對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趙曾問我:“菜和魚的價格放開了,你們的生活怎麼過?”我答:“價格放開前,廣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錢魚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買一塊錢魚。我家附近有個兼賣魚的小雜貨店,盡賣些小魚、雜魚,都是死的,仍然難買到。如果明早有魚賣,今晚就已經有人用磚頭、小凳或別的物件排上隊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龍’。我們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學,無人去排隊,所以我們吃不上魚。現在什麼鮮魚都有了,雖貴,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後魚一多,定會降價。”趙又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確反映良好,就說:“廣東人的承受能力強。”

果然不出所料,價格放開三個月,鮮、活魚價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穩定了下來。廣州的價格放開,給市場帶來的變化十分巨大。我還保留了當年的一些數據:塘魚:1980年96萬擔,1983年增至122萬擔;雞:1980年260萬隻,1983年697萬隻;水果:1979年109萬擔,1983年213萬擔。

價格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關鍵環節,我可以感受到趙在這裡面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有關價格改革的多次談話,內容豐富,眼界寬廣,見解高深,還是像我在他身邊時那樣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豐富了。

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常到廣東視察工作。而廣東又是最早的改革開放之地;他所到之處,都要求他題字。特別是中外合資企業,這個要求更加強烈。可是,都被他拒絕了。所以人們在廣東任何地方,都沒看過他的題字,找不到他的題詞。

出於內心的三句話

1980年,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同年,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是會議工作人員,借休會時間,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當時,他們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來,條件並不怎麼樣,一般般而已。坐了一會,他們留我晚飯。飯菜很平常,可能臨時留我,未加準備。

他邊喝邊閑談;我則邊吃邊聽。他講:“我現在的工作方法還是調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歲就不幹了”,“我這個人,不拉私人關係”。聽到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覺得他在和我談心,倍覺親切。這樣的事,在我給他當秘書時並不多見。他對我講的這三句話,我覺得都發於他的內心。“工作方法”這句,我當然熟悉,有感多年,這是他一貫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實事求是、注重實際的思想工作作風。當他講到“最多到七十歲”時,我不太認同。因為當時“鄧胡趙體制”在國內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會希望這個體制保持更長久一些。我說道;“到那時可能由不得你。”說也奇怪,1989年他離開政治舞台時,距他七十整歲,僅差數月!至於他說的“我不拉私人關係”,這一點,是他幾十年一貫奉行的原則,只是從來沒有刻意自我表白,我當然早已敬佩萬分。從“文革”後期至今,趙紫陽多次奉調各地,從內蒙古到廣東,又四川,再北京,從省委書記到總理,再總書記,基本都是擔任主要職位。除入川時調去了廣東農業良才李子元(時任海南區黨委書記),從領導層面而言,他都是隻身上任。走到哪裡,就在當地任賢用能,從不結夥經營,安插親信。回想那次談心,距今已過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猶在耳,讓我銘記在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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